提起李万寿，在李墕村家喻户晓，在晋中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即使在山西也很有影响。
他是三晋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个体工商户，是三晋第一个为兴建本村小学校捐款捐地的人，还是三晋第一个被中央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新闻人物，以及三晋第一个为本村公益事业上访奔波的专业户，为本村的山西红色政权遗址正名的义务宣传员、推动人……总之，很多之“最”均与他有缘。
带着“帽子”下海
在改革开放初期，李万寿戴着“坏分子”等帽子下海经商，本想解决一下家庭温饱问题，没料到他竟然成了“三晋第一个体户”。
李万寿是怎样下海的呢？这还要从他初登县工商局之门说起。
1980年初，李万寿向榆次县（今晋中市榆次区）工商局递交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申请，要求办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做点小买卖。
那时别说申领个体工商执照，就连“个体户”这个名称也还没叫响呢？李万寿此举无异是在第一个吃螃蟹！
初春的李墕村，乍暖还寒。在多年乡村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下，仍是集体经济，队为基础，社员还是靠挣工分糊口度日。农村一个壮劳力通常一天可挣一个工（10工分），每工仅值五六角钱，且还常常被拖欠。李万寿作为残疾人受到村里的照顾，按每日一个工算劳力，辛劳一年到头还领不回口粮，填不饱肚子，至于副食、衣料更是无钱购买，连生病了也住不起医院……延续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受穷受怕了的李万寿面临家境的窘迫，他不想再等、靠、要了，早年前在乡和县商业单位时常经手数十元现金的诱惑，使他的心泛活了；曾经在国字号单位经商的经验又使他增长了下海游泳的底气；加上举国政通人和形势的变化，他审时度势，不知不觉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闯路先锋派代表人物。
当初，李万寿向有关工商部门提出要求办理个体工商户执照，经商做点小买卖的举动，也把工商人员吓了一跳。那时，有关工商人员办理过无数全民和大小集体单位的营业执照，“个体工商经营户”在当时还是一个陌生的新名词，办执照全省还未开过先例，让他第一个“吃螃蟹”，万一犯错误咋办？况且他还是一个残疾人。受传统观念束缚的有关工商人员不敢轻易迈开这一步，开始以“研究研究”为由婉言回绝了他。可李万寿仍不死心，后来，他又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文件多次前去申请，据理力争。终于，有关人员松了口，答应先给他办一个执照，试行一段时间，若政策不允可随时收回，就这样，1980年春，李万寿拿到了全省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据说，这也是全国第二个（1979年底，浙江温州19岁的章华妹办理过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尚方宝剑一到手，李万寿如鱼得水，乐此不疲，做生意也胆壮了。记得一次，他去离村二十里外的某集市上摆摊卖百货和香烟，当地属寿阳县管辖。集市上，摆摊卖货的，不是国字号的就是集体商业单位，唯独李万寿是以个体户身份出现的。有关工商人员对李说，他个人卖货不合法，倒卖国家专控物资香烟，更是投机倒把行为，决意要没收他的香烟。李万寿理直气壮地说：“你敢没收我的货！我是有执照的，否则，我也不可能批发出香烟来。”寿阳工商人员不信，要他拿出执照来看。因李万寿初次上市没经验，怕弄丢执照留家里没有带出来。只得说：“是榆次县工商局刚开的，落在家里忘带了。”对方哪肯轻信他的话：“你哄鬼吧！”还是执意要没收他的货。李忙辩解说：“真的，不信你可给榆次工商局打电话问嘛。”多年来，小商贩见了工商人员总是躲，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小商贩有这么硬气的，寿阳工商人员仍半信半疑打电话核实，得到榆次方面回答，确有此事，是前不久刚给李万寿办的，经营项目就有百货和香烟。寿阳工商人员不解地问：“我们寿阳工商局还没有给个人发过营业执照，你们榆次怎么就发了？”榆次工商人员回答：“你们没有发过不等于我们不能发，况且我们两家也不是隶属关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先行一步呢？”一番话，顶得对方哑口无言，只得给李万寿摆摊经商开绿灯。
当初，李万寿是按规定经营百货、香烟、副食品等商品，后来，他打起政策的“擦边球”，开始在五金项目上扩大为买卖钢材管件等产品，没多久，他的腰包就鼓了，他成了改革开放政策下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之一。
1982年底，县工商局的工作人员通知李万寿换发新的执照。李怀疑政策有变，问：“为什么要换？”人家说：“1980年农业社还没有撤销，你就领了执照，那怎么行？”言外之意，他当初领的那张执照成了有关工商部门“挖农业社的墙角”的证据。显然，工商人员不愿意留下这样的证据，上面一旦追究可吃不消。而到了1982年，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这时为农村闲余劳动力发放个体营业执照，却是政策允许的。
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开放个体户经商做生意，不仅李万寿是在第一个吃螃蟹，榆次县工商部门也是在第一个吃螃蟹；不仅是普通百姓担心政策变，就连工商部门也在担心，他们首次颁发个体营业执照，实际上也是在承受着很大的政策风险。
我们还是应该感谢榆次县工商局的顺应潮流的开放步伐。正是他们的举措，使李万寿从此改变了人生。两年下来几万元钱的收入，他盖了新房，给儿子娶了媳妇，清欠了外债，他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一个能人、强人、奇人。
三晋助学捐资第一人
李万寿捐资一万元，村里盖起了小学教学楼。山西省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捐资办学造福后代”金字牌匾，榆次市教育局特邀李万寿参加教师节庆祝大会，受到市长亲自接见，会后用小车把他送回村。他成了晋中最风光的人物。
1983年，榆次市（今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党委书记韩宝仁在李墕村蹲点时，发现了李万寿这个经商致富的典型。当时，恰逢省市有关领导自上而下布置了一项工作任务，要狠抓教育事业，为农村贫困孩子上学大办实事，尤其强调在财力不足的地方，要动员先富起来的富裕户捐资助学。当韩书记把上级意图向李万寿一交底，李万寿不仅大力表示支持，还答应为兴建本村小学教学楼捐资一万元。
“一万元！了不起啊！谢谢你！李万寿同志。”韩书记惊喜万分，紧紧握住李万寿的手。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元户，不仅对农村，即使对山西每月几十元平均工资的普通城镇居民来说，也还是个天文数字！一万元，在一个乡村，就能盖起一栋教学楼。当时一万元能办的事情，恐怕如今十万元也未必能办得了！
李万寿的善举，很快就上报到榆次市委、晋中地委，两级书记都先后驱车来到李墕村，亲自接见了李万寿，对他的善举能否落实进行确认和表示感谢。
当笔者问起李老当时捐资助学的动机，他说，我自小家里穷，没有上过几天学，充其量是个比初小高，比高小低的文化。周总理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就拿我们村来说吧，村里没有小学，孩子们都是在自家炕头上念书，逢天阴下雨，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太牺惶（山西土话：可怜的意思）了。记得当时看到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霍县一个窑洞下雨塌了，当场砸死正在窑洞里教学的2个老师、6个学生。当时我想，我们村可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984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首先对李万寿捐资助学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也以《大陆晋中村民李万寿致富不忘乡亲，捐资助学一万元》为题，播出了这条新闻，对海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这一年起，他连续两年被榆次市委、市人民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和致富标兵。
就在这一年，东赵乡领导曾想介绍李万寿入党。然而，因李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未查清，加上后任的一个村支书认为李万寿比他能力强，更有凝聚力，怕李入党后抢了他的风头，自然成了李入党的阻力。李万寿的入党问题虽然后来因各种原因搁浅了，但他常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自律和要求自己，被人们称为“领着村里党员和群众向前跑的人”。
1985年秋天，李墕村召开小学落成典礼大会，李万寿与会讲话，上级教育部门派人参加，加上媒体报道，李万寿成了媒体的热门新闻人物。山西省人民政府还给李万寿颁发了盖着大红印章的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
榆次市东赵乡李墕村李万寿同志，热心教育事业，捐款壹万元，为改善李墕村学校办学条件做出了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山西省人民政府还给他颁发了印着“捐资办学造福后代”金光大字的牌匾，对他进行表彰。
不久，李万寿继资教办学后，又主动向东赵乡的领导提出，他愿资助全乡15个“五保户”每人每年20元，连续两年时间，共计600元钱。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此款金额并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尤其是李万寿的这一善举，千金难买，赢得了人心，在全乡博得一片喝彩，在全市也很有影响。1990—1993年，1995—1997年，李万寿相继被李墕村村民推选为两届村委会副主任。
自1999年起，李万寿连续两年被推选为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人大代表。弹指一挥间。二十余年过去了。2009年，在举国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李万寿深有感触地回顾：“如今村里变化可大了，李墕村成为东赵乡的首富村，全村三百多户社员，仅各种小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尤其教育事业更是今非昔比。自1985年村里办起小学以来，不仅本村的子弟在这里上学，连附近的郭村、尚村的孩子也来这里上学。去年，区上给我们拨款，又盖起一座教学楼。二十多年来，李墕村先后出了大学毕业生85人，中专生26人，教职员工34人，此外，还有研究生3人，博士生2人……”谈起这一切，李万寿如数家珍，兴致勃勃，眼睛都在放光。
管闲事管出大名堂
人活着，就应该干些有意义的事情。光为（个人）利的事，到头来可能得不了利；为名的事，到头来名和利都有了。雁过留声，青史留名。人应该这样活着。李万寿如是说。
李万寿常对笔者说，他这一生对下棋、打牌没兴趣，对吸毒、赌博更是坚决反对。他还说，人活着，就应该干些有意义的事。他非常爱好阅读报刊。据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刊登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报纸、出版物，他都一一保存着。当选乡人大代表期间，他订的是《人民代表报》。如今，李老的人大代表职务虽早已卸任了，但责任和义务却并没有卸任。他又订了《半月谈》、《党史博览》等刊物，以随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增加党史知识。
闲暇了，李万寿又开始琢磨事儿了。他从晋中市图书馆看到榆次县志，得知本村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革命遗址，在1948年7月至8月这一段如火如荼革命岁月中，李墕村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太原前线指挥部诞生地，接待了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工作、生活，而且也是山西省晋中党、政、军、新闻等机关的诞生地，解放军陆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其历史意义可谓重大深远。李墕村的村民在给部队、地方领导机关提供住房和生活用品，以及保护党、政、军机关的安全等方面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经过走访，他发现，许多当年领导人住处和机关驻地原貌基本保存完整，还有一些革命文物尚存，加上自己当年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使他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倍感自豪和骄傲。
然而，无论是《晋中市志》还是《榆次区志》，厚厚的两大本地方志书，对李墕村的红色历史的记载都很简略，尤其是在标有“革命遗址”的表格栏中，均无李墕村的名称。谈到这个问题，李老曾翻开志书，愤愤不平地对笔者说：“你看，晋中逯村在1943年，彭德怀等领导路过此地只呆了一天，就被定为革命遗址。而我们李墕村住过徐向前等那么多军政领导人，时间达数月之久，为革命作出过那么大的贡献，却榜上无名，这太不应该了！这是侵犯了我们村的荣誉权！”
这也许就是李万寿老人多年来为恢复和确立本村红色遗址历史地位所作的不懈努力的源泉所在。
为了给本村的红色政权诞生遗址找到更多的证据资料，李万寿迈开那双不灵便的双腿，在本村寻访当事和知情的老人口述，一一做了认真地考证。他还亲自乘长途公交车，寻访了当年徐向前的17岁老房东——嫁到郭家堡乡龙田村七十多岁的李桂婵老人，了解当年徐帅的事迹情况。
要想确立李墕村的红色政权诞生地遗址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做好对相关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
李万寿又一次发扬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劲头，写出相关材料，四处奔波，跑晋中市委、榆次区委，与相关的宣传部门、党史办、史志院、文物局等单位和部门多次打交道，递交宣传李墕村有关的历史资料，还把相关的资料加以整理，为各级报刊媒体提供稿件，进行宣传。他还憧憬在李墕村建立一座纪念碑，将上述这些红色历史刻在碑上，以教育后人饮水思源，永志纪念。李万寿的想法，先后得到了李墕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三小和乡党委书记栗在勤的支持。
2004年11月1日，经李万寿起草，以李墕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名义落款的《关于设立“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申请报告出台。该报告介绍了在太原解放战争期间，李墕村在接待徐向前等解放军，太原、晋中等党、政、军指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革命历史，还特别指出：为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江山和幸福生活，教育后人饮水思源，永葆革命传统，建议区人民政府在李墕村立碑以志纪念，并设立“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此报告经东赵乡人民政府审阅盖章后，由李万寿亲自送到晋中市史志院、榆次区人民政府，并邮寄至太原市委党史办（研究室），争取立项，及早实施。
2009年春节一过，李万寿即多次上市委催问开会落实情况，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李墕村的报告立项在晋中市常委会上获得通过，已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具体承办，市、区、乡三级政府联合投资实施。李万寿和李墕村多年来的愿望，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曙光。
同年，在纪念太原解放六十周年（4月24日）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期间，经李万寿的辛勤努力下，相关媒体掀起了对李墕村的宣传报道热。
正当李万寿为申报本村的立碑和教育基地殚精竭虑、操劳奔波之际，2008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文件，中央党史研究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的通知》（中史文[2009]79号），并在北京召开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也相继召开了全省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部署和启动全省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2009年，山西省全面铺开此项工作。
2010年1月26日，晋中市和榆次区文物局收到来自山西省文物局批函，指出：
晋中市文物局、榆次区文物局：
现将群众反映榆次区李墕村文物保护的相关材料转给你局，请按相关要求和程序酌情处理。
上文提到的群众，即为李万寿本人。
晋中市榆次区文物管理所很快派人来到李墕村，在李万寿老人的协助下，对该村相关的历史文物进行了丈量和登记，很快，给该村发来了函件如下：
李墕村委：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得到贵村李万寿同志大力支持和协助，现已经我区文物部门遴选，拟推贵村的晋中日报社旧址（栗文林占用）等三处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榆次区文物管理所
2010年3月23日
同年4月19日，晋中市党史办全国普查革命遗址工作组来到李墕村，在李万寿的协助下，对本村的革命遗址一一进行了普查、摄影、丈量面积和登记。
同年5月19日，李万寿为本村的党支部、村委会起草了给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的题为《关于申报确立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李墕村为山西重点革命遗址的报告》，文中指出：“我们纪念这个遗址是历史的必然，后人的要求，社会的责任，人民的期待，执政党的使命，对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有着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了共和国的今天，我们活着的人为怀念他们的历史功勋做点事情，这是我们后一代共产党人肩负历史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万寿又一次带着这份报告，乘车专程来到省委大楼。然而，由于省委大楼门卫制度很严，没有“三证”（身份证、工作证、县团级单位介绍信）根本不放行，他未能进大楼，只得将报告材料托信访办公室有关人员转交。他还将此相同的报告相继送给晋中市和榆次区党史研究室各一份。
2010年6月17日，榆次区史志研究室给李墕村发来了函件如下：
李墕村党支部、村委会：
通过全国革命遗址普查，你村在解放战争中有四处重要党史人物驻地遗址和解放军机构驻地遗址，普查的资料准备上报中央，山西省、晋中市革命遗址普查办公室。通过走访李万寿老人搜集回宝贵的资料。
榆次区史志研究室
2010年6月17日
2011年10月13日，晋中市榆次区文物管理所代表榆次区人民政府，为李墕村的“晋中区党委行署旧址”、“李墕徐向前旧居”、“晋中日报社旧址”等三处文物景点正式挂牌。那三处红底金字的显赫招牌，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肃穆和庄重！
同年，李墕村三处革命遗址经晋中市委上报后，刊登于山西省党史办公室编印的《山西省革命遗址名录》一书之中。眼下，距离将其审批为山西省级“红色政权诞生地遗址”的目标，只差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