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尽管邓小平没有直接提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他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具有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理论化与现实化相统一、抽象理论教育与感性实践教育互动、外在灌输式教育与内在心灵渗透式教育相结合、普及式教育与分层次教育互补等理论特色。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特色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5 — 0049 — 04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有着许多重要而独特的阐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具有五大理论特征，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任何一种思想都必须与传统相承接，并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即是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及革命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又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它既具有历史的传统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其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义利统一、仁爱、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等价值追求，成为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邓小平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正是在传承并创新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对全军、全人民以及对敌我军队都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以爱国主义有力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奴化阴谋。他还教育出国知识青年，希望他们“对我们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邓小平赋予了传统爱国主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他在批评“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的观点时，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简而言之，邓小平认为，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灵魂。
邓小平还继承了传统义利观辩证思想，重视对大众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在物质生活、社会政治局面和国际国内形势都面临特殊困难的艰苦革命斗争岁月里，他强调，在充分尊重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特别要发扬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统一的“君子”精神，“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可见，集体主义教育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
助人为乐、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邓小平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多次会议上，邓小平都提出了要在青年中提倡助人为乐精神，在为北京育才中学题词时，助人为乐就包含在该题词中。邓小平还多次指出，勤劳勇敢、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是逐渐培养出来的优秀品德，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动力，不仅革命战争时期要坚持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和平建设时期更要发扬这些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此外，邓小平极重视对民众进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教育，他指出：“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因为“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在谈到国家统一问题时，他又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正是站在民族振兴的高度，邓小平准确把握我国国情、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由此，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大丰富了团结统一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思想内涵。
（二）提倡革命传统教育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来了沉重伤害，不仅严重扰乱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而且严重干扰了我国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极左思想一度弥漫盛行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校纪律和社会风气之中。为了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全面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提倡要恢复和发扬革命精神，对国人进行正确的革命传统教育。
为此，邓小平毅然提出首先要恢复和发扬革命理想和纪律教育。他指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培养”，要在各级学校中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教育，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在谈到“四有新人”含义时，邓小平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认为，我们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人民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实现四化，靠的都是有理想、有纪律——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秩序、革命纪律。有理想、有纪律是共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十分重视革命传统教育的层次性、针对性问题。针对青少年的特定成长阶段、独特成长规律、特殊心理特征和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邓小平特别指出，除应大力鼓励青少年勤奋、遵守纪律之外，更有大力提倡和正确引导青少年“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大力培养青少年热爱祖国、乐于奉献、服务人民的高度政治责任心和崇高集体主义精神。
（三）强调开展时代精神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密切关注整个世界的新变化、新发展，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很多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思想、新观点，以改革创新精神、科学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等崭新的时代精神教育大众。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正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牢牢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使整个中国呈现出一派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他提出“如果中国社会不立即实行改革，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葬送，不进行改革，中国就再无出路”。对邓小平而言，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加强改革创新精神教育，就是倡导人们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担当。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时代精神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邓小平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观点。在他看来，“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在谈到学风问题时，邓小平说：“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弄虚作假的”，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可以说，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所提倡的时代精神教育还包括民主法治教育。十年浩劫，使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团结，邓小平将民主、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深刻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这种民主又是与法制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加强民主教育、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也强调要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法制建设：“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这样，邓小平就把民主法治精神融入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从而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法律精神，同样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二、理想化与现实化相统一
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重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人类社会最高价值追求的理想性，同时，邓小平又意识到了核心价值作为一种价值理想、社会信念与现实存在的某种不一致性。因而，在价值教育过程中，邓小平既提倡崇高的价值理想教育，又注重将理想植根于大众生活，重视大众的价值养成教育。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实现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结合，因而，能得到了大众广泛认同与接受。其核心价值思想作为一种价值引领，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引领人们社会生活的作用。
（一） 价值教育内容理想化与现实化相结合
为了使大众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坚定地理想信念，邓小平始终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理想价值作为价值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邓小平立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重视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习惯养成教育、行为规范教育，重点培养大众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能力。
为此，邓小平倡导青年既要有远大理想、长远目标，又要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应当善于把远大的理想与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各种工作中严于律己，细致入微，大胆创造，勇闯难关。在讲到树立好的社会风气，践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核心价值观时，邓小平要求学校必须“教育学生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的好习惯、好风气”；要求共青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等各级群团组织切实负起责来，“努力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要求青少年儿童要“有礼貌，关心集体，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的地方就批评”。
（二） 价值教育目标理想化与现实化相结合
革命先烈、雷锋、张海迪是邓小平时代，为大众树立的理想化的学习榜样，目的在于用榜样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质感染和教育民众，使民众心灵得到净化，拥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时，邓小平还根据大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现实状况，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具体的价值培养目标。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五讲四美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是对现代化公民提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学校及整个社会对大众教育的方向。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的提出，指明了价值实践的具体方向，使价值教育目标更具体、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价值教育尊重教育对象的现实基本需求
公众作为教育对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体。公众的现实基本需求是否得到尊重与满足，决定着公众是否认同与接受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因而，尊重教育对象的现实基本需求是提高价值教育实效性的一个基础保证。
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利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准绳。”邓小平关心人民生活，他说：“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关心群众。”“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他在教育干部要多为人民干实事，少一些官僚作风时说：“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
邓小平还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邓小平牢牢把握公众的现实生活现状，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等物质价值奋斗目标，尊重并满足了大众真实的现实需求，是其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实现的现实保障。
三、抽象理论教育与感性实践教育互动
理论的魅力在于它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以及精准的语言，通过理论教育能使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性有个初步的认知，并使大众对真善美具有初步的价值判断能力，这将为深化核心价值观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仅仅停留于抽象理论教育是不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大众对核心价值产生真正认同并内化为行为自觉。因而，“只有通过道德践行过程的外化强化以及行为反馈等作用的发挥，主体对道德知识才能真正地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并使之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通过知行合一，道德内化表现出德性和德行合一的特性。”感性实践教育是促使大众从感性价值认知阶段转化为理性内在信念阶段的主要途径。
（一）强调抽象理论教育
邓小平将抽象理论教育作为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第一步。邓小平认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肩负着培育四有新人的艰巨任务。因而，必须首先加强教师的思想理论教育，以提高其思想理论素养。为此，“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该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在谈到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干部时，邓小平说：“对干部的教育训练，要使他们学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有好的思想作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
（二）重视感性实践教育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理论特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高度重视感性实践教育。他明确要求广大青年学生，要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要把从书本中和从实践中学结合起来，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透、学活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抵御资产阶级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谈到学校思想教育时，邓小平说，劳动也是思想政治课，学校要在教育教学中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养成劳动习惯，更重要是加强集体观念。”可见，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敏锐眼光，科学全面地把握到道德、价值等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社会意识的价值观源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劳动实践），人的感性活动、人的社会实践反过来又强化、巩固着实践主体的价值观，故而是否重视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
四、外在灌输式教育与内在心灵渗透式教育相结合
灌输式教育能使受教育者直接、快速的获得大量道德知识，它具有广泛、快速的传播道德知识的优点，是道德教育中最基础的、不可缺少的教育方法。但是，灌输式教育法缺乏对教育主体的尊重和张扬，因而在道德教育中除了采用灌输式教育方法外，还需要采用教化、熏陶、批判反思、实践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受教育者在直观的体验中潜移默化的认同道德观念，形成坚定地道德理想信念。
（一）互动式教育法
互动式教学法作为一种能有效提高价值教育效果的一种教学手段，是邓小平非常看重的一种价值教育艺术。他从反面经验的角度警示宣传教育工作者：“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互动式教育法，注重教与学双方的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尊重受教育者，同时能够激发起受教育者的主动参与性，使受教育者在积极思考中领会道德的力量，在参与中完成价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准确把握教育艺术，合理运用包括互动式教育法在内的一切现代教育方式方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又一大方法论特征。
（二）以理服人法
以理服人法是邓小平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一贯主张采用的教育方法。它是指通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于理，动之于情，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自觉自愿接受教育的一种教育方法。邓小平认为，要做到以理服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要辩证分析；对在干部、群众中产生思想混乱的错误思潮，要“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否则，“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即便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时作坚决斗争时，“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三）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法
言传身教就是要求“教育者首先受教育”，通过自身言行举止的示范效应（“正能量”）对受教育者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以为常的积极引导、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宣传思想教育工作者，同一切教师一样，扮演着思想导师（“言传”）与行为导师（“身教”）的双重崇高角色。因此，邓小平说，宣传思想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自身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其次还必须有从事宣传教育的过硬本领，能“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塑造人民。换句话说，邓小平主张通过教育者的“言传”，对人民进行熏陶、启迪，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邓小平认为比“言传”更为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即“身教”）：“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作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总之，无论是互动式教育法还是以理服人法和言传身教法，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外在灌输式教育与内在心灵渗透式教育相结合。这种外在灌输式教育与内在心灵渗透式教育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理念方法，使邓小平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情感认同、理性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五、普及式教育与分层次教育互补
邓小平十分重视在大众中进行核心价值普及教育，他多管齐下，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全民教育体系中，对学校、军队、文艺界、少数民族地区等各部门各群体都分别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了教育要因人而异。由于受教育者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等存在差异，所以，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得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开展不同的科学实践活动，有的放矢的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在谈到肃清思想政治封建主义残余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时，邓小平指出，究竟哪个对人们的影响更重、究竟应该优先肃清哪个影响，这“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鉴于受教育者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为了增强教育的针对性，邓小平提出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分层次进行，即既要提倡、鼓励、要求所有人都积极向上，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承认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个人在努力程度、才能、品德等方面的差别也会客观存在。因而我们在鼓励每一个人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
由此可见，邓小平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邓小平核心价值观教育独特的理论特色是其教育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实效性的指南。总结邓小平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的理论特色，对于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164-257.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41-304-392-369.
〔3〕邓小平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9-21-35-90-135.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6.
〔5〕邓小平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67-68-181.
〔6〕邓小平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81.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95.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