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引起了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诸如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父辈大不相同。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而要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就需要保证畅通的社会阶层流动,这就需要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阶层流动机制。本文试结合社会阶层理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阶层流动;市民化路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及特点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目前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一亿人。他们大多数初中毕业就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相对其父母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对城市充满着渴望,对融入城市充满着期待。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与父辈农民工极大的不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
第一,受教育程度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也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第二,更加强调个人发展。在生活方式上,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他们崇尚于有质量的生活,用于娱乐等精神消费上的支出明显多于父辈。在人生规划上,不承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不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延续父辈们的生活轨迹。他们更崇尚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最终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第三,注重个性和人格的尊重。作为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新生代,他们接触了更多的新生思想价值观念,具备较高文化素养,对人格的尊重有着更高的诉求。比起父辈,他们宁愿薪酬少点,也不愿意忍受加班之苦;第四,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的追求目标和偏好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代农民工的劳动市场的供给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二、社会阶层流动理论
(一)社会阶层流动的涵义
阶层流动,是社会流动以阶层的规模来进行的一种形式。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位置的变化,包括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社会位置的移进或移出。
(二)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
第一,社会阶层流动促发了人们期望改善自身状况的动力,有利于社会进步。人们都有一种追求更好的社会心理,对自身现状的不断改善是人们共同的心理期许。通过社会流动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改善现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渠道。社会流动为人们追求自我价值的更大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进步。
第二,社会流动有利于缓解社会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由于一些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等的差异,再加上之后天许多人为或非人为因素的制约,社会成员之间总是有差异的,甚至是不平等的。这就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人们在心理上的失衡。当人们的抱怨日积月累而又没有适当的发泄渠道和调整措施时,就会造成社会矛盾,乃至累积为社会矛盾,因而一定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调节阀之一。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努力实现一种相对的平等,进而缓解了社会结构矛盾造成的社会紧张程度,调节了社会心理,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分析
(一)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是指上一代(父亲)与下一代(子女)之间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代内流动是指个人所经历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
(二)影响社会阶层代内流动的因素
第一,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相关研究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经济体制表现为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它激励了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场回报,教育作为个人能力的体现因而凸显,政治表现的重要性因此下降。现在,人员数量迅速上升的体制外非公有制机构内,不管当时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职业岗位的安排,学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国有单位,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有较高的学历的党员、干部,才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层岗位。因此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社会阶层流动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刚性的社会制度安排。国内著名社会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到,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流动解释框架,就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以及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1)先赋性变量;(2)后致性变量;(3)经济—社会结构变量;(4)制度—政策安排;(5)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其中制度—政策安排也即是社会制度安排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户籍制度是作为城乡二元体制的衍生物而出现的,它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的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业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限定在乡村。研究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弱,户籍制度成为唯一的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
四、破解社会阶层流动体制障碍,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之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及思想价值观念上更加接近于城市市民。较之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在对城市认同,文化素养和技能上更容易市民化。因此,探讨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之途径对于中国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促进社会成员阶层流动,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市民: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刚性制度安排。现行的户籍制度,就业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对很多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起着阻碍性的影响,如户籍制度,正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阻碍,数亿新生代农民工得不到公平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即使进城务工也只能充当地位较低,收入较少的农民工,他们缺少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这不仅使人才资源得不到发挥利用,而且这种局面会造成很大的制度性社会张力,引出诸多社会问题;要进一步深化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立覆盖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合理的社会流动扫清各种体制性障碍。
第二,深化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贴和政策支持。在再分配制度安排上,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序列之中,使其和城市居民共享社会财富和改革发展成果。在新增社会财富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之中。通过技能培训,使其具备更高的就业能力,从而为融入城市奠定基础。
第三,积极组织引导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建立社会组织,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有序参与城市的社会发展进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转型向纵深发展,社会利益趋于多样化,不同经济主体的具体利益诉求日趋个性化、复杂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正确协调、妥善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广泛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组织,以便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要在组织建设上提供必要的人才,物质基础保障。让充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代言人的社会组织合理表达自身利益和政治诉求,积极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进程。日趋复杂的社会治理困境期待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进而推动公民的自身管理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温家宝总理在虎年全国两会之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让人民活的更有尊严,在社会大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应该加快相关政治制度改革,使底层民众能够通过努力实现向上层的合理流动,让普通老百姓活的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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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