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党理顺了“文革”动乱造成的混乱的阶级关系,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观点,以许多新的、符合实际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关键词:
阶级观;发展;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306-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等日益多元化。同时,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心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些理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进展,结合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并对国内由于“文革”动乱造成的混乱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观点
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国在这一基本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长期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逐步地“把全党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理论上解决了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逻辑矛盾,即一方面认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而把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统一了起来。
在思想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之后,在实际工作中能否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弄得不好仍然有可能被冲掉。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班子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当时“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少数人借口“要人权”“要民主”煽动闹事,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通过这种调整,我们党排除多种干扰,最终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稳定转移,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通过这种调整,也使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我国新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2创新了我国转型时期阶级阶层的划分和评价标准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我党注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促进阶级阶层的合理分化来激发社会活力,提出了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的多元分层标准。政治上,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三看”标准:“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经济上,把社会群体分为“先富起来的人”、“后富起来的人”。职业层面上把社会群体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资源占有为基础来划分基本阶级的坚持,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从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角度讲,并不等于允许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的分层决不等于促进社会极端分化。符合当时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中国社会分层的认识上升到要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
3具体分析我国转型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的地位及其作用
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注重从经济利益角度来分析和观察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1)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曾经从经济地位上、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等方面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将本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入了剥削阶级,导致“反右”继而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误。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强调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差别并不是阶级的差别,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阶级性质来说,知识分子并不是工人、农民以外的一个阶级。”纠正了以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与工人、农民一样的依靠力量。
在知识分子阶级问题上,根据新的实践赋予新的内容,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2)分析了我国农民阶级的性质和地位,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依靠农民阶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依靠力量。充分发挥农民阶级改革的先锋作用,把农村的改革放在整个经济改革的首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由落后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由单一种植业向多种经营包括工业的发展,从单一公有制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农民队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人、专业户、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业主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一支以农业科技人员、农村教师、医护工作者为主体的农村知识阶层和相当规模的富裕农民阶层。对集体农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新社会成分和新个体经济因素,最初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害怕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工农联盟仍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对于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农村兴旺发达的标志,特别是农村中的个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法律应当给以承认和保护;农村中个体经济因素的增长,并没有改变我国农村的基本阶级结构,集体农民仍然是我国农民的主体。明确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
(3)提出可以允许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剥削阶级人还在人不死”的政治口号下,人们的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受到高度重视。具有剥削阶级成分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和重用,被打入社会的另册,许多社会领域的大门对他们关闭着。不久,在全国城乡取消了解放初期所划的家庭成分,把相当数量的原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成员及其子女从剥削阶级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抛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他们心头的政治包袱,不仅消除了相当大的社会对立面,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造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政治气氛,对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好政治社会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中,我国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私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又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分子。对此人民产生了不安定的心理,一些有能力的私营业主不敢扩大投资,不敢雇工,不敢富,怕戴剥削阶级的帽子,怕资产被充公或被改造。更有人害怕私营经济的发展再次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产生了如何看待私营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关键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政党手里,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强调在总体上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作用下,尽管有多种经济成分和阶级结构存在,但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各类劳动者阶层仍然是社会政治主体中的基本成分和主导力量,少数剥削阶级分子也成为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的社会积极因素。事实证明,允许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允许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在,这对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的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求,繁荣社会主义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贡献。
4创新了解决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途径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传统思路,对阶级、阶层矛盾的解决一直采取政治斗争的方法。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解决阶级、阶层矛盾提出了新途径和新方法。
4.1用经济手段解决解决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分配制度的变革,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空前迅速地分化,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社会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正确的调节和处理社会主义政治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他强调了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而对于正常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等实行宏观调控,可以尽量消除已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为新时期阶级、阶层矛盾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思路。
4.2用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解决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总结了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又滥用“民主”的沉痛教训,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上认识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了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迥然不同的政策和办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在政治思想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提出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引导到法律轨道上来。对于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影响则采取批判的方法,“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用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解决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替代过去那种依靠群众性的鸣放辩论和搞政治运动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认识问题的做法,推进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总之,我党现阶段的阶级观及其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逐步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分层问题上片面强调单一政治标准的偏差,理顺了当时混乱的阶级关系,淡化了阶级意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向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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