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和最关键的环节。美国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甚至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行政决策是指“具有行政决策权的组织或个人为了有效实现行政目标而从多种可能的行政方案中作出选择或者决定的过程。”①它既是一种行政行为，也是一种行政过程。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伟人。纵观他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不由为其独到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所折服。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及其发展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决策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与西方公共行政学相关的决策理论也有相似之处。
一、邓小平“实事求是”决策思想与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在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中，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不仅集前人智慧，而且具有深远影响力和蓬勃生命力。邓小平指出：“實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在邓小平看来，科学的行政决策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完整、准确地分析把握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作出，而不能仅从马恩的经典著作中寻找或照搬别国经验。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对于原有的以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的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实现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提出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假设。加之时间和认识上的限制，决策者仅能做出“满意”而非“最优”的决策。
比较二者可以发现，它们都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决策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决策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他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又快又稳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也充分考虑到人的认知的有限性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由于很难实现最优的“完全理性”，从实际情况出发，最佳的即是实现“令人满意”。实现最优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等成本，而其意义并不大。
二、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决策思想与林德布罗姆渐进决策模式
与西蒙通过降低“令人满意”的标准来使决策令人满意不同，林德布罗姆提出要以“渐进主义”来弥补人的知识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实现决策的理性化、科学化。“新政策只是对过去政策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断修正而已。”林德布罗姆主张从已有的政策出发，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与社会的互动等对政策进行渐进的、局部的、边际性的调整。
邓小平“我们搞改革开放，像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这类话语被形象概括为“摸论”，如：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③改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④根据邓小平的观点，决策需要在原有的既定决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始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是一个不断观察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摸论”与林德布罗姆的渐进主义决策模式很是相似，都很好的利用已有的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不断修改完善，使得既有的决策既能逐步趋向于最佳“完全理性”状态，同时又与时俱进。
三、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原则”决策思想与戴伊、哈蒙·齐格勒精英决策模式
邓小平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原则、出发点和归宿。“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⑤在他看来，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无法得到人民的拥护，他特别强调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⑥，这在邓小平的很多决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如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恢复发展方面，他说“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⑦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时，他也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⑧这种以人民利益为原则的价值标准深深扎根于邓小平的决策思想中，使得他做出了一系列为人民谋利益的重大决策。
而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的精英决策模式则与之完全相反。在他们看来，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为数不多的掌权人物作出的，反映了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价值偏好，而不反映“人民”的要求。精英主义决策模式把民众视为消极冷漠和孤陋寡闻的，他们受社会精英的操纵和支配，决策的本质是精英价值偏好的结果。
这种精英决策模式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在中国，人民群众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国家领导人进行决策时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精英决策模式则体现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即行政决策仅能体现出少数精英阶层的意志，而广大人民则是决策内容的被动接受者，人民只能通过政治选举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期待能够在决策实践中有所体现。
总得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决策思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与中国实际联系极紧密的思想理论。而西方公共行政学者们的相关决策理论亦有可取之处。目前，我国正处于行政改革的转型时期，在正确分析当今国情与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必须既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一直以来所运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决策思想，同时积极吸收西方公共行政学决策理论的精髓，以对我国行政决策的优化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
[3]金太军，赵晖主编.《公共行政管理学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4]严强主编.《公共行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5]申俊喜主编.《邓小平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6]郭济主编.《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注释
①严强主编：《公共行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