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新闻传播学经历了奠基、发展、蓬勃、沉寂四个阶段并业已进入重启期。在当前的重启阶段，台湾新闻传播学正在面对长期以来效仿美国所累积形成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美式自由至上的新闻传播价值观在台湾岛内逐渐受到质疑。2.片面效仿美国民主自由的新闻传播建制但忽略其社会责任制约性建制日益成为台湾传媒业无序竞争的制度性原因。3.历来受绝对推崇的美国行政学派正在逐渐丧失对台湾新闻传播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应对上述困境，台湾新闻传播学界正在做出去美化、本土化的学科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种：1.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台湾本土的现象与问题。2.挑战美式量化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适当引入质化研究。3.适度平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比例。4.尝试通过回溯中国传统价值观来建构本土新闻传播理论内容。尽管断言台湾新闻传播学业已完成本土化转型还为时尚早，但的确可以看出其正在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受美所困”的境地，下一步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台湾；崇美；去美；本土学科建构＼
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之中，台湾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对台湾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程的梳理[1]以及对其当下正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相应的解困努力的阐析，有助于描绘出台湾新闻传播学科的大体脉络。
一、台湾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来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历了“奠基”“发展”“蓬勃”“沉寂”以及今天的“重启”这五个阶段的发展（见表1）。
在“奠基期”的20年间（约1950—1970年）出现了台湾第一批新闻教育机构，包括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及新闻系、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大学前身）以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这些系、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编辑记者，主要师资是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
在“发展期”的20年间（约1970—1990年），台湾先后组建起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一批新闻传播院系，并初步建构起从专科、本科、硕士到博士程度的人才培养体系。
受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报禁解除的驱动，台湾新闻传播学也进入了长达15年的“蓬勃期”（约1990—2004年），一大批公立或私立的新闻院、系、所涌现出来，完成专、本、硕、博全层次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架构；研究也覆盖了技术形态、产业业态、监管生态等全层面。
2004年以后，台湾新闻传播学进入了相对消沉的阶段，理论研究进入低产期，课程设置走向唯技术至上，学业两界的隔阂不断加深至难以弥合。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了8年（2004—2012年）。
这种沉寂在当下已经被打破，与中国大陆的交流、与台湾传媒业界的多维度互动以及发展本土理论的迫切意愿这三股力量正在重启台湾的新闻传播学（2012年至今）[2]。
二、当前台湾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困境
在当前的重启阶段，台湾的新闻传播正在舶来的西方与脚下的本土之间徘徊并彷徨。这种困境在台湾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建制、学科与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均有充分体现。
（一）新闻传播价值观的彷徨
在价值观领域，1950年以后台湾的整个价值取向就十分崇尚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在各个社会部门中，教育和新闻行业尤其宣扬自由反对专制。基于“三民主义”的本土新闻传播观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一个半空洞的理想，从未真正付诸实践，甚至其内涵都不曾被完整、明确地下过定义。这样一来便给了美式自由至上主义的新闻观在台湾立足并统治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解除报禁的直接原因也正是美国力量及美式自由的拥戴者所推动并促成的。
然而，解禁以后尽管一时间涌现出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数量激增，各种内容与各方观点充斥各个版面及屏幕，台湾的新闻出版与言论在形式上看似实现了自由，却也同时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无序竞争直至混乱发展的场面——“久而久之在人民心中觉得民主自由是好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不民主不自由？于是就（对所谓的美式民主自由）产生了质疑”。[3]
（二）新闻传播建制的片面效仿
相同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新闻传播业管理体制的建构过程中，美国的自由至上建制模式被搬到台湾。然而事实上，美国新闻传播的建制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两个传统的，并始终在这两股力量互相牵制的持续张力之下运行——它一方面以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推崇新闻从业者伦理规约；一方面以帮助发现真理、监督政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求传媒承担社会责任及义务且必须让公众知晓其所作所为；一方面允许任何人拥有传媒、使用传媒，另一方面又以经济、担负社会责任等能力来约束传媒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一方面将传媒放置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借助“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来“自治”，另一方面又纳入种种社区意见、消费者行动以及传媒职业伦理来加以控制。[4]
但是，台湾的新闻传播建制却是对美国体制的简单片面效仿，仅复制了自由至上的部分却忽略了作为内在制衡系统的社会责任部分。效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设置的台湾通讯委员会（NCC）集中体现了这种模仿的片面性——对NCC的批评者指出：例如NCC所推出的“广播电视垄断防制与多元维护法草案”（俗称“反垄断法”）并未能成功实现台湾有线电视的多元经营结构或提升传播媒体产业的发展力；且正是因为NCC本身的失灵，其制订的台湾有线电视数字化等多个目标均未能实现。
（三）新闻传播学科的乏力
20世纪70年代，初起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在基本能担纲培养新闻记者的任务以后即遇到本土理论空白的重大问题——在教学上，先前的文史哲基础课程和新闻写作技术性课程已无法满足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期的台湾新闻媒体对其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在研究领域，以国民党新闻机构负责人为主要师资力量的台湾新闻传播系、所更是无法拿出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未来预测力的相关理论、模式甚至概念，而本地一时又不具备培养理论的土壤和能力。
有鉴于此，一批一批在政治大学新闻所等系、所接受最初新闻传播学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相继到美国深造，在美国的新闻院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有一部分人又短暂地留在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然后回到台湾，将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以及行政学派的理论主张引进到岛内并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之中，由此便造就了台湾新闻传播学界与美国之间的“继承关系”。
直至今日，这一现象仍没有根本上的改变——笔者2015年7月赴台调研时对各大新闻院校的师资做了简单的统计，留美博士仍占绝大多数，仅有少数留英博士和极少数本土培养的博士。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全学院44位教师当中，在美国高校取得最高（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33位，占总人数的 75%，相比之下，在英国高校取得最高学历的有6位，仅有5位教师在台湾本土新闻院校取得最高学历。[5]
而且，与香港新闻院校的实用拿来主义（不迷信某一种学派、理论或方法，而是“谁有用就用谁”）不同，也与大陆新闻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改造性继承”不同，台湾是以美国实证经验主义为宗、为主乃至为唯一的，甚至作为新闻传播学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欧洲批判学派在台湾的影响也非常微小！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派系都具有挥之不去的在地性。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长期且巨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行政学派毕竟是起源于美国土壤、基于对美国实践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命题，是几代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大量美国现象（实证证据）之间，或以美国视角观察到的全球现象之间作出关联的努力，因此，美国行政学派所包含的理论、概念与模式等的完全解释力和预测力主要适用于美国范围以内。换言之，美国行政学派尽管有其先进性、科学性和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且的确是世界新闻传播学发源阶段的主要力量以及迄今为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却不是万能的，甚至不是标准的。
如果说在早期注重新闻传播共性的历史阶段这一问题尚不明显，那么随着台湾社会整体变迁以及台湾新闻传播业实践的不断发展，台湾业已进入到一个关注新闻传播个性的历史阶段，美国行政学派的新闻传播理论、模式与方法正在逐渐丧失对本土问题、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好在台湾学者业已看到美式新闻传播学在本地的不足。
[表2：台湾新闻传播“受美所困”的三个层面][层面＼&描述＼&新闻传播价值观＼&*诱人的美式民主自由战胜了空洞的本土“三民主义”
*所造成的无序和混乱令人产生质疑＼&新闻传播建制＼&*片面效仿美式自由至上的建制理念
*但未同时采用美式社会责任的制约建制＼&新闻传播学科＼&*一味继承美国行政学派
*逐渐丧失对本土问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三、台湾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努力
应对上述困境，台湾新闻传播学正在寻找出路与解决方法。有几种形式的努力，主要包括：将本土现象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对长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式量化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不再一味迷信西方主流的微观研究而是适度纳入宏观研究，通过回溯中国传统价值观来建构本土理论内容并尝试与世界对话。
（一）研究台湾本土的现象
研究台湾本土现象是最普遍的本土化努力，在传播学研究、新闻学研究、广告公关研究等领域均十分常见。随手翻阅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任何一期的《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传播与研究实践》被列入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目录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刊（尤其是后两本）以及《广播与电视期刊》《广告学研究》《传播文化》《新闻论坛》《民意季刊》等诸多刊物，每期都不难找到三篇以上研究台湾本土新闻传播现象的文章。主题涵盖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报道与舆情、自然灾害信息传播、数位汇流与传媒管理、跨群体传播等典型的台湾议题，同时也在台湾语境内讨论媒介素养、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危机公关、广告说服等普遍性的议题。[6]
近几年来，台湾新闻传播学者也开始在大陆的学术刊物上成规模地发表研究性论文，探讨台湾现象。例如《国际新闻界》刊载了杨志弘对台湾地区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络媒体所进行的内容分析研究[7]；《山西大学学报》刊载了冯建三针对台湾媒介批评的历史与前景研究[8]；《现代传播》刊载了林承宇对台湾地区药品广告所做的研究[9]；等等。同时，自然也有大陆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台湾新闻传播的成果。这并不是说过去不存在此类研究，而是今天对台湾现象的研究在两岸学术界都形成了规模。
（二）质疑量化方法的统治
在整体崇美的台湾新闻传播学体系中，量化研究的方法自然也占据主导地位——从台湾新闻院校本、硕、博层面的课程设置到研究者实际使用的方法，均以量化为主。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大部分台湾新闻传播学教师是在美国接受学科训练的，而美国的传播学科正是起源于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民意调查）并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体系，今天的美国高校仍然将量化研究方法作为培养重点并“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出七八种研究方法课”[10]。从第一代留美归来的台湾学者为岛内学科体系奠基至今，量化的研究方法业已深深植入台湾新闻传播学的血脉之中。加之21世纪新媒体的发展和新兴媒体的涌现，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工具，都在日益为量化研究方法提供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有力注脚。
然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历来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生成方式总体上是演绎式的，其本身无法量化。加之量化研究方法的强势主导是否依然适用，是否对今天台湾新闻传播业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新现象、复杂现象具有完全的分析力？今天台湾学界业界之间的隔阂加深，研究者更（只）关心数据、样本、模型等本身的所谓科学性甚至完美度，而并非关心解决实际问题，从业者则抱怨研究的无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唯量化方法是用”所造成的。
学界内部也开始反思美式量化方法的主导——通过收集台湾的种种实证证据、套用美式的模型、批量加工出研究成果产品，这种做法看似无懈可击且成果丰厚，但从本质上讲，这仅仅是拿台湾的经验证据去验证并完善美国的模型，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对本土理论的立足与建构和对真正解决本土问题而言意义不大。加之量化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如再大的样本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样本），使得它必须呼唤定性研究的加入以形成思辨式、价值判断式的结论。
台湾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综合采用也反映在收录于TSSCI检索目录的三本新闻传播学刊物上。其中，最新的（2011年）由世新大学创办的《传播与研究实践》旨在成为“传播研究社区与实务工作社群的共同园地”，其宗旨是嫁接传播学的“学”与“术”，因此其所选文章偏重实证性。由政治大学创办的、历史最悠久（1967年）的《新闻学研究》则以“服务学术社区”为宗旨，因而其选刊的文章以对新闻伦理、社会责任、传播法律等议题的理论论述见长。2002年由中华传播学会创办的《中华传播学刊》则秉承了台湾文史哲研究的人文性和思辨性。从具体的文章抽离出来看，由三本TSSCI刊物构成的“实证研究—理论论述—人文思辨”的台湾新闻传播学术图谱本身即具有方法反思意义。
（三）平衡宏观与微观研究
在今天的美式乃至整个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宏大叙事及宏观研究通常遭到质疑，而小切口深主题式的微观研究则占据了大半江山。这种研究偏好在世界范围内均发挥着重大影响，台湾新闻传播学则明确继承了当今美式微观研究的衣钵而置宏观研究于无意。在数十年来两岸学术体系的对比讨论中，一种通常的论调是：大陆的学术研究是行政导向的，从经费来源到评价体系均在明确地为政府意志的植入提供保障，因此其学术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而台湾则擅长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自一个特定的点深挖下去寻找脉络。
殊不知，任何一种研究的路径均有其根植的土壤和特定的环境因素——西方当前以微观研究占据主流是因为美英等国业已完成了整体社会的宏大建制以及新闻传播学科框架的建构，换言之，西方也不尽是从一开始就推崇微观研究的；而中国台湾及整个中国正处于社会整体转型期，新闻传播学科也处在起步阶段，此时不研究重大问题、不力图架起整体框架，而将绝大部分功夫用于对具体议题的细描上，是十分危险的。
并且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研究复杂问题的时候，仅从一个特定的细节出发，哪怕挖掘得再深，也难以挖掘到全部脉络，而必须在多个点、面乃至多个维度上进行综合关联的研究。何况，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也在变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宏观趋势正在促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发生一些宏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革；在这种时候，尽管微观研究的确仍然具有局部的解释力和科学魅力，却不足以抓住时代的脉搏，而尽管宏观研究的种种弊端仍然存在，却可以与微观研究形成互补，去感知、理解、解释直至预测根本性的变革。好在台湾及一些大陆学者业已意识到这一点，关于宏观微观的辩论已多有所闻。
（四）尝试建构本土理论内容
最近几年，整个华人社会科学界都在探讨本土理论的创新与建构问题，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大陆启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以及传播学的本土化探讨。在台湾，一方面是致力于学科去美国化；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传播学历来处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交会之处，当全球的、远方的理论在本地、在当下遇到困顿之时，回溯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找寻灵感与方法则成了台湾新闻传播学者的一种合理选择。
台湾学者建构本土理论内容的一个总的方向是基于对中国（东方）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回归性认知。如果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世界观、价值观主要是竞争式控制式的，那么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则崇尚包容与和谐，而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之下的协商、对谈等传播行为方式则较西方的说服、制约等方式更有利于规避当今多元世界的种种矛盾，有助于协调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例如，一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努力是世新大学黄玲媚教授所做的“顺说研究”。她认为，当前人际传播领域中普遍认知的“说服”研究是美式控制性的价值观的产物，事实上在真正的人际传播过程中还包括一个前提式的、更为重要的“读心”阶段，即“我先努力读懂你的心，再以顺应你心的方式劝服你”——她通过研读《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中国古籍，发现那些成功改变了君王观点的人际传播活动往往包括“读心”和“说服”两个过程阶段，但前者在美国传播学研究中长期不占一席之地。①如若尝试将这种“顺说”运用到当今台湾的社会冲突与危机管理等领域，将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本土理论的建构。
四、结语
在学科重启的阶段，在2016年的当下，尽管断言台湾新闻传播学业已完成本土化转型还为时尚早，甚至断定台湾新闻传播理论内容已经有了本土建构也并不成熟，但是的确可以看出其正在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受美所困”的尴尬境地。并且，由于一方土壤养一方学、一个时代育一轮思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台湾新闻传播学在下一阶段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和发展。当然，摆脱“受美所困”的境地并不是要在台湾岛内摒弃乃至否定美国新闻传播学，而是要改变实证主义、量化方法、微观研究等美式新闻传播研究与教学在岛内一家独大的主导局面。与之恰恰相反，兼收并蓄才是中国价值观所指向的学科发展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批准号为14@ZH037）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根据笔者2015年7月对黄玲媚教授的访谈所整理。
参考文献：
[1]徐佳.重新启动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在两岸、两界、两种理论的交会之处[J].新闻大学，2015（5）.
[2]徐佳.重新启动的台湾新闻传播学：在两岸、两界、两种理论的交会之处[J].新闻大学，2015（5）.
[3]向芬.台湾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的变迁与发展——一项基于对台湾新闻传播界深度访谈的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王楠.不同学术脉络下生长的不同系统——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风格的差异[J].东南传播，2014（6）.
[6]黄裕峯，孙玮洁.2014年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15（11）.
[7]杨志弘.网络新闻互动表现及发展趋势——台湾地区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设置的网络媒体之内容分析结果[J].国际新闻界，2001（6）.
[8]冯建三.媒介批评的历史轨迹与前景——以台湾为例[J].山西大学学报，2011（2）.
[9]林承宇.广告自由与健康权维护规范的再思考——以台湾地区药品广告为例[J].现代传播，2016（1）.
[10]王楠.不同学术脉络下生长的不同系统——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风格的差异[J].东南传播，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