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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曾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美称,然而由于为宫廷烧制优秀汝瓷的时限仅仅20年,要求严格,产量有限,传世甚少。加之在旧中国,袁世凯等一些权贵及国民党一些要员都曾派人到汝州盗掘过汝瓷。1941年,日本占领汝州后,日本文物专家来到汝州,在日本武装保护下对大峪东沟汝窑遗址和蟒川汝窑遗址进行了疯狂的盗挖,将许多汝瓷标本偷运到日本,使汝窑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现已公布全世界馆藏汝瓷仅有70余件(见图一),加上87年蛮子营窖藏出土47件(见图二),清凉寺窑址出土汝窑精品完整器多件(见图三),另据著名汝瓷专家赵青云鉴定,散失于民间约百十余件(见图四),从已知情况分析判断,总共约300件。汝窑成了稀世之宝,全世界收藏家争先收藏,而几乎无一得求,因此对汝窑收藏者来说就更是梦中追求的圣物,如上天揽月,下海捉鳖。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赵青云为领队,并由毛宝亮、赵文军等参加的汝窑发掘队,经考古钻探与试掘,在宝丰清凉寺村找到了汝窑址,并发掘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重要遗迹,还出土有窑具及瓷片,特别在一个小窖藏坑内,还发现有汝窑、钧窑、黑釉天目瓷及宋三彩的完整器20余件。这一重大发现,当即向省、市、县的领导作了汇报,赵青云还在晋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87年年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并随身带去发掘出土的汝窑标本向大会展示,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会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会场拍着赵青云先生的肩膀兴奋地说:“你太幸运了,中国宋代五大名窑,河南有汝、钧、官窑三处,而钧窑与汝窑都由您通过考古发掘,正式被发现,真了不起,北宋官窑何时发现,还等待您的胜利消息呢!”沉睡千年的北宋汝窑终于在宝丰清凉寺找到,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片哗然,关于谁是汝窑的真正发现者,一时间成为考古界议论的话题。前后围绕窑址发现的相关因素和人物,都不同程度的以因变果,争相以已提供的单一线索和物证说自己是汝窑的发现者。更有甚者,近期出版的一些关于汝窑的书籍,不顾世人皆知的事实,只字不提曾经领队并参与汝窑的发掘具体负责人赵青云先生,而含糊抽象的概念提法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此书作者就是汝窑的真正发现者。目前不同媒体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已给社会造成了极大混乱,而真正的事实只有一个,到底谁是汝窑的发现者,让我们共同来抽丝剥茧印证事实,以求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一、汝窑窑址发现的始末
由于汝窑传世品稀有难得,历来就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我国著名绘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挥笔写道:“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更由于汝瓷弥足珍贵,其窑口历史文献记载不详,一直为古陶瓷研究界所困惑。寻访汝窑遗址及烧造技术,成为古陶瓷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夙愿。汝窑遗址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我国三代古陶瓷专家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心血和汗水。20世纪初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氏曾到汝州寻找汝窑窑址,未找到。之后蒋介石也派人寻找,也没找到。另据叶喆民《汝窑聚珍》一书中说:“据清凉寺老人讲,1929年—1931年曾有大批古董商人和官僚们到当地挖宝,在窑址区内深翻多次,出土过不少完整器物。”解放后汝窑更是令古陶瓷专家、学者苦苦寻求,虽然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但之后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寻找之路。
(一)第一代寻找窑址的是我国老一代专家陈万里、付振伦、孙瀛洲等古陶研究界的泰斗。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寻找汝窑,足迹踏遍中原大地。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亲临文献记载中的汝窑发源地河南汝州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汝窑之我见》等重要文章,对汝窑的烧造历史及汝窑窑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尚未解开汝窑历史之谜,便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1965年,陈万里先生在汝州寻找的第一处窑址是严和店汝窑遗址。据河南省文物考古所赵青云回忆说,陈先生来到这里发现了很多打碎的瓷器,他回去对比后,最后的结论是这里是在宋代烧制民用汝瓷的地方,不是烧汝官瓷的地方,与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些传世品比照,和宫廷御用汝瓷对照不起来。
(二)从新中国逐步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古陶瓷专家及其文物考古工作者,从前辈们的《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中国青瓷史略》、《禹州行》、《汝窑之我见》等遗著中,分享了前辈们对汝窑瓷器鉴定与鉴赏的研究成果,并接受了他们的遗愿,一方面沿着他们的足迹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又不断进取,开拓新思路,除进行野外地面调查,还通过科学地考古发掘加以印证,对于采集到的重要瓷片标本,与传世的汝官窑瓷器进行科学测试,从胎、釉配方及其化学成分的数据加以对比证实,在对河南全省范围内深入调查取样的基础上,经认真排比、筛选,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汝官窑的面目终于开始显露。1985年,中央工艺美院古陶瓷专家叶喆民教授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上提供的论文中披露了1977年他与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再次同去河南考察窑址时,曾在宝丰青龙寺(即清凉寺)堆积瓷片、窑具的河沟两岸,得到一片宋代天青釉瓷片(见图五),怀疑宝丰清凉寺窑址有可能是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此引起了陶瓷界的广泛关注。后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化验,结果与周仁先生20年前化验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成分基本一致。
(三)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眼睛也在盯着寻找古窑址。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钧窑和定窑的窑址所在地已经比较清楚了,官窑的问题解决了三分之一,汝窑窑址在哪里?哥窑的窑址在哪里?他也成了一个窑址的寻觅者。他知道一旦找到窑址,古陶瓷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1986年的古陶瓷西安年会上,当会议结束王庆正准备乘机返沪时刻,宝丰县文化馆的邓城宝、王留现拿着此前在宝丰清凉寺村民在耕地时发现的两件完整天青釉裹足支烧汝窑小笔洗,请与会专家鉴定与鉴赏,当实物呈现在汪庆正先生面前,他非常激动。虽然汪先生以为笔洗釉色与传世汝窑略有差别,但是其他诸如总体胎色、造型、支钉等特点基本符合汝窑的特征。汪先生敏锐地感觉到汝窑很有可能就在发现笔洗地方的附近。关于此笔洗的发现也有两个版本:一是说80年代的清凉寺一村民在院内挖红薯窖时发现,被王留现600元收购后又被汪庆正6000元征集到上博:二是说村民在犁地时发现被王留现购买。汪庆正回上海之后,他马上派陶瓷研究部的两位同事先后两次前往现场调查,经他的同事范冬青、周丽丽两次调查,在连绵数十里的汝窑遗址上找到器物残片、窑具及用来做釉的玛瑙。终于发现了一些典型的汝窑瓷片标本,还发现了支烧具、匣缽、火照等窑具,从而也为后来汝窑遗址的考古钻探与试掘提供了有力的宝贵资料。
(四)1987年,由上海博物馆首先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汝官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村发现,而后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本《汝窑的发现》。而此时还并未真正找到足以让考古界、史学界、陶瓷界信服的综合窑址证据。因此,说发现汝窑窑址还有点为时过早。
以当时时任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安金槐先生及赵青云先生,根据叶喆民1985年郑州会议提出的方向线索,又依据邓城宝、王留现提供的实物标本,同时参考上博找到的窑具、瓷片,于1987年初,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正式委派安金槐、赵青云等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了一次详细勘察。后经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批准,于当年10月由赵青云负责领队,并亲自参与对该窑址进行了大面积钻探与考古试掘。但因受经费所限,仅选点试掘两个10X10米的探方共计200平方米,由于勘察周密、选点准确,仅在两个探方内,即发现两座窑炉、两座作坊、两个灰坑、一段排水沟等重要遗迹,并出土大量窑具和各类瓷片标本(见图六),特别是在一座作坊的西南角发现的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圆形储藏坑内,一次就出土较完整的汝瓷、黑釉天目瓷和宋三彩共二十余件,其中一对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见图七)、天蓝釉刻花鹅颈瓶(见图八)、粉青釉刻莲花茶盏托(见图九)、天青釉笔洗、天青釉小口细颈瓶、天青釉裹足盘、豆青釉带握手的器盖等汝窑精品,皆为首次重大发现,它对各大博物馆珍藏的汝窑传世品的鉴定与鉴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及可对比性。依据其造型与工艺特征充分表明,清凉寺窑应是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而且还在窑址附近发现了宋代人工开采的天然玛瑙矿,玛瑙是汝官窑器内配置釉料必备的重要物资条件。
1987年11月,由赵青云、邓城宝、王留现等携带部分发掘出土的瓷片标本,参加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福建晋江召开的年会,并由赵青云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当即引起全体与会专家震惊,大家一致认为宝丰清凉寺为汝官窑无疑。后经初步整理,并报请河南省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于1988年元月由河南文物局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河南省和郑州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平顶电视台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科技报、郑州晚报、平顶山日报、中国文物报、华夏考古、中原文物等各大媒体和文物记者,在郑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北宋五大名窑之首汝官窑窑址,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找到(见图十)。但这次的考古发现,仅是汝官窑初露端倪,重要窑址的确认,需要基于多次的调查研究和更充分的科学资料,而这次的考古钻探与试掘局限于面积小及出土的少量瓷片标本及窑具和窖藏坑内出土的数件完整精品,对窑址的地层叠压关系、烧造历史、产品类型和制造条件、工艺特征等都还尚缺乏足够的了解。1987年以前,在汝官窑窑址未明确以前,人们主要根据文献记载,博物馆的收藏品,多次对窑址调查的采集品和这次的考古钻探与试掘所出土瓷片窑具等相关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只能说是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也充分发挥了古陶瓷研究学术性组织的作用,在1985年、1986年、1987年分别召开了郑州、西安、晋江学术讨论会。三次年会,对汝窑及相关问题作了专题研讨,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个人见解,会后出版了论文集。1987至2000年之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窑址前后六次进行了考古发掘,特别是第六次的考古发掘,是一次最为成功的发掘。
2000年6-10月的第六次发掘是一次实质性的突破发掘,在发掘面积约475平方米的范围内,即发掘出15座窑炉、2座作坊、2处澄滤池、22个灰坑、2个釉料坑、1眼水井及釉料缸等配套设施,并出土大量汝官窑瓷片及窑具,获得很重要的地层关系,真正找到了让考古界、史学界、古陶瓷界真正接受信服的窑址综合证据链,从而正式揭开了汝官窑专业烧造区神秘的面纱,汝官窑的历史悬案得以彻底破解,汝官窑窑址寻找了多年之久才尘埃落定。此时才算真正意义的找到汝窑窑址(见图十一)、(见图十二),并能让世界考古界真正接受和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最终了却了上世纪以来三代人的心愿,神秘的汝官窑址让考古学家们找了半个多世纪。首先,以赵青云先生为领队的一批参与者终于没有辜负陈万里等前辈们的遗嘱,并同第二代古陶瓷专家冯先铭研究员、叶喆民教授等积极合作,又协同第三代古陶瓷专家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团结奋进,先后经六次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后来由于新任所长的关心与支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终于对宝丰清凉寺汝窑的考古发掘、研究与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对宝丰清凉寺汝窑的烧制历史、工艺特征及窑口性质,已不争自明,对汝窑之争论,应该画出一个既统一又完美的句号。对汝窑的相关学术问题,也在国内外学术界达成广泛共识,既是20世纪汝窑考古的重大发现,又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这一重要成果,既可告慰先作古者,也是对多年勤奋进取积极参与者最好的回报。同时也圆了老一辈古陶瓷泰斗的梦,他们可以安息了。
二、应对汝窑窑址的发现者做出正确认定
汝窑窑址发掘后,社会上众说纷纭,一直在争论谁才是汝窑窑址发现者,由此引起了众多非议,特别是对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也有非议,社会上对他是最终发现汝窑窑址者也产生疑问,甚至加以指责。由以上综合所述,我们可以认定以陈万里为代表老一辈古陶瓷研究界的泰斗为寻找汝窑的窑址奠定了基础,中央工艺美院古陶瓷专家叶喆民教授指出了方向,宝丰县文化馆邓城宝、王留现两位同志为寻找汝窑窑址提供了线索证据,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寻找汝窑窑址提供了窑具、瓷片及化验数据,河南考古所赵青云为最早并长期参与汝窑窑址发掘,最终找到汝窑窑址。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观点在未证明之前可以认为是正确、错误或值得商榷,但在被大量事实证明之后,就要以印证资料、综合实物为准定性。而找到资料和实物证据必须又是具体的人,所以如果要真正说出到底谁是汝窑窑址的发现者,应该定为是以赵青云为最早领队并亲自参与的河南考古研究所汝窑发掘队才是汝窑窑址的真正发现者。由于1987年首次试掘成功,为后来在2000年6-10月发掘出汝官窑中心烧造区奠定了重要基础,才有第六次发掘的成功。另外,赵青云先生2003年出版的《宋代汝窑》一书第18-19页专门论述了叶喆民、邓城宝、王留现对发现汝窑窑址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目前讲起汝窑发现较为全面、详细的一本书。他把有关为发现汝窑而做出贡献的人全部提到,客观讲述了汝窑发现的过程,只字未提他个人发现。那些以个因争终果的人不知看了此书没有。由此可见,赵青云先生的人品、学风不得不让古陶瓷学术界专家、学者及广大收藏爱好者和众多关心祖国历史文化的群众为之敬佩、赞扬。当然前面提到的相关一批人,他们的贡献也都是功不可没的,也同样和赵青云先生一同不可分割地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