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宋官窑研究是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涉及到了宋元时期的审美需求、社会文化与手工业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南宋官窑的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为基础，对南宋官窑起源及发展过程进行回顾，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南宋官窑； 起源；发展过程；回顾
中国传统的瓷器制造业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后，在北宋时期终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长江南北瓷窑广布，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陶瓷烧造技术的提高，瓷器的产量与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名瓷名窑纷纷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瓷器制造业呈现争奇斗艳之势，各大窑系逐渐形成。
一、历史文献中关于宋代官窑的记载与考古发现
瓷器作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体，在这一时期也刺激了宫廷贵族的需求。汝窑天青色的釉质美，一色纯净无花纹的装饰风格反映了北宋时期官窑瓷器的审美情趣，这与民窑瓷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于是在北宋末期就出现了《坦斋笔衡》中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虽然关于“京师”二字的解读有朝廷与都城两种说法[1]，但仍然可以看出北宋后期，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窑，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增设一些其它窑场，形成了北宋官窑[2]。宋代文献中记载的“惟用汝器”也体现了这一点。
宋室南迁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宫廷贵族需求的增加，出现了南宋官窑。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引述南宋人撰写的《坦斋笔衡》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这说明了在南宋时期，先建有修内司官窑，后建有郊坛下官窑。多年以来，由于长时间寻找修内司官窑而不见，有些学者就怀疑修内司官窑是根本不存在的[3]，或者认为传世哥窑瓷器就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4]。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关于修内司窑是否存在的争论，但是最终老虎洞窑的发现证明这些记载是可靠的。尤其是在老虎洞窑发掘品整理时发现的有“修内司窑置”款的荡箍，更进一步证实了这处窑址就是南宋的修内司官窑[5]。而郊坛下官窑则分别于1956年和1984至1986年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出有《南宋官窑》一书[6]。
二、南宋官窑的存续时间与形成
在对宋代官窑的研究过程中，其存续时间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尤以对南宋官窑设立时间的探索最为突出。北宋晚期，曾经一度设立过“官窑”，但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在南宋设立之初，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重建官窑，仅恢复了一些基本建设，如建造宫殿等。《宋史》记载“（绍兴九年）癸已，建皇太后宫。”“（绍兴十三年）三月己亥，造卤薄仪仗。乙已，建社程坛。丙午，筑圆丘。”据《坦斋笔衡》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郊坛即圆坛或圆丘，是皇帝每岁春天郊祀神农氏的场所。郊坛创建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可见郊坛下所立的新窑更是后事[7]。据有关学者的研究，郊坛下官窑创立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嘉泰四年（1204年）；而修内司官窑在创建之初，可能是从属于朝廷礼器局，其初建时间推测在绍兴十六年左右[8]，但依据最近发现的带有纪年标识的“修内司窑置”款的荡箍推断，也不会晚于淳熙七年（1180年）[9]。
对于南宋官窑的起源，相关的研究结论也莫衷一是。一些学者通过对修内司官窑（老虎洞窑）和郊坛下官窑（乌龟山窑）出土陶器残片的比对研究，在瓷器支钉、垫饼、厚釉以及对次品采取的特殊的瘗埋制度等特点上，认为南宋早期的修内司窑（老虎洞窑）在工艺上继承了北宋末期汝窑和官窑的特点[10]，同时又吸收了当地龙泉窑瓷器烧造技术的部分内容。郊坛下官窑（乌龟山窑）大致建于南宋中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局势相对稳定，随着南渡的北宋官窑窑工人数的逐步减少与技术的散失，以及越窑的衰落，龙泉窑由于自身有利条件（燃料充足，瓷土优良，技术成熟）和外部因素（地处山区，远离战争，宫廷需求）成为最具有条件设立南宋官窑的窑址[11]。而从窑炉结构上观察，郊坛下官窑的窑炉不仅形状与浙江流行的窑相同，而且其选择的倾斜度也是吸取前人的经验。在约13度的山坡上置窑，使烟囱具有良好的自然抽力，便于柴火燃烧升温，能较好地控制窑内气氛，其炉灶结构与越窑、龙泉窑可谓一脉相承。这种窑炉结构与北方以馒头窑为主要形式，并以煤为基本燃料的窑炉迥异。汝窑亦属馒头窑，因此就窑炉结构而言，郊坛下官窑不可能直接继承北宋官窑发展而来[12]。另外，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郊坛下官窑窑址的底层发现有越窑产品的残片，也说明了郊坛下官窑的建立可能与越窑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南宋官窑的分期与年代问题，通过对南宋官窑的瓷器进行分组，并参照相关的纪年墓葬和窖藏等资料，将南宋官窑分为两期。推测修内司官窑（老虎洞窑）的终烧年代在南宋中后期，郊坛下官窑（乌龟山窑）的终烧年代在南宋中期偏后，两者有很长的一段同期共烧的历史，而并非前亡后代的情况，而且有少部分郊坛下官窑的瓷器可能流入商品市场[13]。根据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经历了青平山修内司官窑→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金钗袋巷修内司官窑这一演变过程[14]，而据慈溪上林湖低岭头的考古发掘，认为低岭头产品是直接承袭北宋汝官窑工艺，郊坛下官窑的产品又是承袭低岭头而来。低岭头产品特征与修内司官窑所处“制样须索”阶段相符，暗示了低岭头窑与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之间的密切联系[15]。
三、关于哥窑的一些问题
南宋官窑与哥窑、传世哥窑瓷器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陶瓷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依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李辉柄认为“哥窑就是龙泉哥窑，具有黑胎、厚釉、胎质薄、釉面玻璃光泽感强、紫口铁足等特征，少部分产品是龙泉窑仿官窑的作品，属民窑[16]；而传世哥窑器即南宋修内司官窑器，窑址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17]。”也有学者认为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吉州窑永和镇[18]或景德镇窑（另外还有景德镇仿哥窑器），或是南宋灭亡后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的官府窑场[19]。
南宋官窑研究是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涉及到了宋元时期的审美需求、社会文化与手工业发展等内容。本文仅对其中几个部分进行了浅显的总结与回顾，还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教。
注释：
[1]李喜宽（韩国）.北宋官窑与“京师”及“惟用汝器”——北宋官窑研究序说[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5），55-72.
[2]李刚.论宋代官窑的形成[J].东南文化，1989，（6），141-146.
[3]李刚.“修内司官窑”质疑[J].南方文物，1997，（4），57-62；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的商榷[J].考古与文物，1985，（6）.
[4]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5]秦大树.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J].文物，2009，（12），59-75；唐俊杰.关于修内司窑的几个问题[J].文物，2008，（12），61-68.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处文物局.南宋官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7]阮平尔.南宋官窑新探——越瓷论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8]邓禾颖.南宋官窑探微——对南宋官窑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J].东南文化，2003，（5），69-72.
[9]唐俊杰.关于修内司窑的几个问题[J].文物，2008，（12），61-68.
[10]阮平尔.南宋官窑工艺承嗣三题[J].江西文物，1991，（4），49-52；秦大树.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J].文物，2009，（12），59-75.
[11][12]阮平尔.南宋官窑工艺承嗣三题[J].江西文物，1991，（4），59-75.
[13]贺世伟.南宋官窑分期浅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7卷，（6）.
[14]李喜宽（韩国）.南宋前期官窑新探[J].东方博物，第35辑.
[15]任艳.关于宋官窑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原文物，2000，（2），37-41.
[16]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之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2），3-17.
[17]李辉柄.哥窑的正名及有关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l），20-28.
[18]冯先铭.哥窑问题质疑[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3），33-35.
[19]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