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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良渚很红。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80余年的良渚遗址考古工作已历经四代。今年年初，6名80后90后考古队员代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亮相央视，这一回，他们是《国家宝藏》节目良渚“玉琮王”的守护人……
考古是个时间活儿，“严谨”二字高于一切
80后的陈明辉，是良渚考古工作站站长，也是第四代良渚考古人的“领队”。本科考上武汉大学后，他就坚决选报了自己感兴趣的考古专业，本硕期间，他参与过的田野考古项目有16次之多，湖北、湖南、河南、四川、上海、浙江……他非常享受这种全国各地跑的野外考古工作，所以大二开始，就坚定了干考古这行的目标。当然，比起在良渚古城遗址工作的这些年，学生时代的工作都只是小儿科。
2012年之后，陈明辉就开始了他在良渚的发掘研究工作。这几年，考古发掘工作任务量越来越大，“最开始，我们每年的发掘面积大概是800-1000平方的面积，2013年一下子就扩大到3000平方米，最多的一年挖了6300平方米。”除了发掘工作，工作站的日常运营、后勤管理和安全保卫，各种工作纷至沓来，工作第一年，他就改掉了午休的习惯。在申遗最关键的两三年，他白天忙野外，晚上赶材料，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不过，也正在在这种超常的工作强度下，他迅速了解了良渚古城遗址的一手资料，也锻炼了各方面的能力。
外行人将考古看作是一份神秘的职业，而考古学家往往是时空穿梭者的化身，在陈明辉眼里，一切再寻常不过。当被问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野外考古”，他答不上来，只是淡淡地说：“考古是个时间活儿，‘严谨’二字高于一切。”
2014年，考古队在莫角山西坡发现了一处位于一条古河道边的木构及竹编遗迹保存极好，很是特殊。“当时很兴奋。”陈明辉说，遗迹结构看起来十分复杂，较为罕见，当时我们大多数人相信这是从莫角山宫殿区通向古河道的栈桥码头。结果两三年之后，经过后续扩大发掘，才发现当时可能是“误判”了，这个形状和结构似乎不太像码头，“现在我们推测它更可能是在堆筑台地时起到加固作用，也就是说是台地营建过程中的一种工艺的表现。”
日常发掘和保护工作，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突发状况。木构遗迹地势较低，探方开挖四五米深，而南方降雨多，一下雨，探方就积水，容易造成坍塌。遗迹保护则更是费时费力，木构和竹编遗迹挖掘出来以后，先要将木桩一根根编号取回，竹编则整体切割，运回工作站，再花上一两年时间，进行后期细致的室内处理和文物保护发掘。
工作之余，陈明辉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和写论文。良渚最初被发现的时候，被认为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毫不起眼，直到反山、瑶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及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也即2007年以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和国家阶段，期间走过了八十年。相比于良渚，同纬度的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确认文明的年代，则早了一两百年甚至更多。
这种现状引起了陈明辉的关注，在深入了解良渚的基础之上，他广泛涉略与良渚同时代的其他古文明的相关成果，从文化序列、社会演变过程，以及农业、手工业、高等级手工制品、墓葬、文字和刻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研究，撰写了《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又在刘斌、王宁远等前辈们的带领下，参与完成了《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等著作和论文，为良渚遗址的价值认定添砖加瓦。学术成果的获得相当不易，但常常能给予他极大的满足感。
陈明辉很忙，一年当中，他有300天都呆在良渚古城，与良渚考古的感情日益深厚。当被问到人生理想，这个男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早已在心里种下的答案：“成为一个业内有一定名气的考古学家。”
让考古工作没有不能对比的骨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良渚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存在很大的空白。因为缺少动物考古研究人员，许多鉴定工作只能等待外单位的专家过来才能进行，有些实在来不及鉴定，或者无法被鉴定的骨骼，就只能在仓库里存着。随着良渚相关遗址陆续被发掘，大批动物骨骼遗存陆续出土，相关的研究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6年夏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来了宋姝。这个刚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专业毕业的90后姑娘，直接挑起了良渚动物考古的大梁。几千年前的狗骨骼、猪骨骼、牛牙齿……像一块一块拼图，在她手中被贴上了历史的标签。
“我觉得动物考古特别有趣。”宋姝说，通过一块骨头，或是骨骼上的一个细节，不仅可以通过解剖学和形态学鉴定出它的种属、部位、性别、年龄，还可以结合稳定同位素和古DNA检测等科技手段，对考古工作提出新的问题、引发新的思考。在长期的系统研究中，驚喜往往会不期而至。
在宋姝的实验室里，放着两个特殊的人类头骨。其中一个头骨后脑的枕骨上方，有两个山核桃大小的窟窿;另一个头骨只连着两三截脊椎骨。“明明脑袋应该连着完整的脊椎，但突然断开了，这是为什么呢？”通过一系列观察和研究，最后发现这两个头骨，分别是被开了颅、被砍了头，“这就说明，良渚晚期发生了暴力事件，而这些结论可以通过骨骼表面的痕迹判断出。”
动物骨骼研究的意义不止于此，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揭示出人类文明尤其是意识进步的一些线索。目前，良渚古城范围内，发掘出的猪骨遗存总量，在哺乳类动物骨骼中占比八成多。宋姝推测，在良渚时期，人们就已经饲养家猪，并且食用猪肉。“这也证明良渚先民已经改变了靠天吃饭的传统，有了稳定的肉食来源。借此，我们可以对整个良渚文明有更完整全面的认识。”
2016年至今，宋姝在良渚发现的可鉴定动物，已经从20多种增加到41种，其中不乏圣水牛、黄斑巨鳖这类已经灭绝的生物。但是因为埋藏情况较差，良渚文化遗址各个遗址中出土的骨骼很少有完整的，这也给鉴定工作造成极大不便，她会自己动手制作实物标本，几年下来，她已经把杭州菜市场里能买到的鱼类，都做成了可与古代动物遗存作对比的标本。她风趣地说：“甚至有时候去餐馆吃饭，我一看骨头就能知道，服务员端上桌的是什么鱼。”
对于这份职业，这个东北女孩也有自己的期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做一个动物骨骼资料库，并尽我所能地收集和制作各类标本，让动物考古工作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
“捡石头”的时候差点滑到山底
“良渚遗址里一块普通的石头，都可能和良渚城墙所用的石头来自同一个地方，我想知道良渚人为了建造这座城走了多远的路。”姬翔本科学的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但研究生跨专业报考了地质学，工作后又从事了考古，如此“跨界”让人大跌眼镜，但他始终认为，做个码农不如野外考古那么“健康又有趣”。
良渚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制玉水平的高峰，但至今，玉料来源还是未解之谜。姬翔的工作，就是要从地质考古角度，从研究玉器和石头入手，探究良渚先民活动的印记。
姬翔经常要去野外进行地质调查，“捡石头”回来做研究。看似普通的石头，鉴定流程却十分复杂，先要通过直接观察石头的矿物组成、结构构造，进行简单的肉眼定名，然后将石头磨制成3毫米厚的薄片，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矿物结构。之后，还要做一系列地球化学分析检测，每一步都不简单。工作量最大的时候，一天要采集几十公斤重的岩石样本，虽然有时候会有很多相似样本，但很少会扔掉。
在野外“找石头”，最害怕的就是未知的安全问题。有一次在临安勘测，姬翔一行三人要赶在天黑前下山。面前，是百米深的山谷，坡度陡峭，他主动要求探路。“我抓着竹子往下溜，一不小心脚底打滑，背包掉落到了山底。幸好我稳住了，只是一屁股滑了十几米。”回想起那次经历，姬翔依然心有余悸。
虽然辛苦和危险，但对地质考古的兴趣，一直是姬翔坚持的动力。他说：“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找到良渚玉料的具体产地，因为这将对确定良渚人的生活范围有很大的意义。”
良渚考古队现在近30名成员里，有一半以上都是80后90后。在良渚考古80年发掘史上，他们与第一代良渚考古人施昕更，第二代牟永抗、王明达，第三代刘斌、王宁远等可敬的前辈，有着一样的气质与追求。他们还将继续驻守这块圣地，为中国考古打开这座沉睡5000多年王国的神秘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