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日照地区的两城镇，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考古学家文德安（Anne Penfield Underhill）和她中美双方的同事完成了对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发掘，她希望尽量赢得这场与时间的赛跑。
1921年秋，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西部的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首先在中国发现了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新世纪，来自芝加哥富地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的美国考古学家文德安（Anne Penfield Underhill）教授，与中美学者一起完成了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为中国新石器龙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文德安认为，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北美，我们的考古学都在人类学系，而不是历史学系，所以我们喜欢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比较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
在杜克大学时，她研究古代文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读博士时，我开始想了解中国考古，同时也开始学中文。在准备博士论文时，我访问了很多中国的大学，包括山东大学。”
1990年，文德安博士毕业。
1992年，《中国对外合作考古条例》颁布。这为刚刚博士毕业的文德安实现自己来中国考古的梦想，提供了契机。“我希望有中国的教授和我合作，我的导师正好认识山东大学的蔡凤书教授，他当时是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当时我刚刚博士毕业，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建树，山东大学的教授愿意和我合作，我非常感激。”
两城镇：逝去的文明
考古的地点选在了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两城镇在哪里，甚至那里的居民也对这片故土的历史知之甚少。但在考古学家眼里，两城镇是一座充满了谜团的宝藏。
1934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史便览》甚至称：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日照两城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当然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考古工作的有限，人们对龙山时代的城市了解得很少，但两城镇遗址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文德安对山东日照地区的两城镇也肯定不会陌生。
对两城镇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1936年春，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尹达等主持。虽然当时的中国考古仅仅处于一个开创时期，但发掘资料显示，两城镇遗址以龙山文化为主，包括少量的周代和汉代时期的文化遗存。
“山东大学选择了两城镇。日照地区的两城镇，1936年被第一次发掘，上世纪80年代又作了一些调查。1936年的第一次发掘，发现了很多漂亮的陶器、玉器，证实了这是一个龙山时代的遗址。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两城镇遗址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遗址，还是存在其他一些遗址，两城镇是这一系列遗址的中心。我们希望对日照地区的两城镇做一次深入的考察。”
1995年，文德安等5位美国专家和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小组，对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长达4年的考察。文德安坚持要笔者记下几位中方学者的名字：蔡凤书、于海广、栾丰实、方辉。
此外，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来自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Gary Feinman、Linda Nicholas等。
经过艰苦的田野考察，中美专家一致认定两城镇遗址是一处罕见的龙山文化遗址，其规模和范围很大，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研究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于是，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希望进行发掘，我们非常高兴文物局同意了。”
考古：与时间赛跑
1999年10月1日，中美双方的专家开始了有史以来对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首次涉外考古发掘项目。
“1999年至2001年，我们进行了地毯式、拉网式的调查、发掘，一共调查了1400平方公里，时间段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持续到汉代，大约5000-6000年的时间。”
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补充说：“1400平方公里的含义几乎就是日照的整个沿海地区，我们发现了1000余处遗址。这种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我们是目前国内覆盖面积最大的考古项目之一，其他的比如赤峰和河南伊洛河也比较大。”
对于发现遗址的数目，文德安和方辉教授商榷了一下，随后方辉教授补充说：“国内外对遗址（或者说是文物分布点）的界定还存在争议，几个陶片的分布在国外学者看来也是遗址，但国内的学者对遗址的定性要求比较高。按照国外学者的标准，我们发现了1400余处遗址。”
虽然中外专家在此存在争议，但考古的成果是毫无争议的。
“我们非常高兴，两城镇是一个非常大的遗址，不是孤立的，而是周围一群遗址的中心。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调查的线索。这期间，我们用中英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调查报告、发掘报告。”2002年，该项目被评为全国田野考古质量三等奖。2005年，两城镇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100处重大遗址保护项目。
文德安个人也因这个项目而荣获众多荣誉。2002年，她荣获了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奖”。2008年，文德安又荣获了中国政府授予在华工作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面对收获，文德安更多的是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快，很多地方都随着各种建设而消失了，我们几乎是在和时间赛跑。”据她考察，70年前两城镇遗址文化层堆积大约比现在要高1米左右，可见人类活动破坏的触目惊心。
我们在全心全意搞建设的同时，可能已经令一些珍稀文化遗产在未被认识之前，香消玉殒，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赢得这场比赛。
中美考古专家的碰撞
例如对遗址界定上的争议，这个涉外考古项目见证了中美专家之间在很多方面的碰撞。
“中外考古学者在考古理论和考古方法上不同，我们会开诚布公地讨论，要相互妥协，有时采用美国的方法，有时采用中国的方法。”方辉教授认为，这是求得最大的公约数。
文德安介绍说，当讨论多大的面积才能称其为遗址时，美国学者倾向于很小的一个面积，中国学者要求应该比较大，称这样才能对研究有价值。“在发掘时，中国学者一般要求5×5平方米布设探方，而美国学者则要求是1×1或2×2平方米布方，最后我们折中采取4个探方，即16平方米。”看来折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秋天是适合发掘的季节，当地的农民都参与了发掘的工作。”在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考古的生活经历，给文德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条件的艰苦是毋庸置疑的，文德安教授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提前对来中国进行考古的学生做一些简单的培训。“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农村，住在一个曾一度废弃的招待所里面，条件比较艰苦，而且一干就是三四个月，好像与现代文明隔绝似的。”
方辉教授认为：“除了条件比较艰苦，作息时间也都不一样。人们总是有思维定式，美国人认为周末就是休息时间，中国人是没有这个观念的，下雨天才能休息。”
结果，参与考古的美国学生，看着自己的老师都这样辛苦地工作，自己也只能坚持。
怎样展示中华文明
“在我刚开始研究中国考古的时候，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不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考古感兴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也开始发表关于中国考古的文章，交流越来越多。”
2003年，文德安教授在芝加哥富地博物馆组织了“中国古代玉器展”。“我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如何使用玉器，比如他们把玉放置在棺椁中，如何把玉用作装饰品，还展示了清代人如何制造玉器，传统的制玉工艺几千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她认为玉展只是作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介绍，中国的玉文化博大精深，理解已经不易，向他人展示更加不易。
2008年国庆前，文德安利用来北京接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机会，参观了首都博物馆，除了对精美的文物感兴趣，“我对他们怎样布展也很感兴趣。”
目前，在芝加哥富地博物馆，文德安正在和一位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学者研究拓片。“劳佛尔是美国最早研究中国的学者之一，他为富地博物馆留下了很多中国的文物，这些拓片就是劳佛尔为我的博物馆留下的。”这位德裔美国人是位地道的汉学家，除了拓片，他还为芝加哥富地博物馆留下了一批文物，比如清代的服装、面具、武器、唱戏的道具等。据说他会说汉语、藏语、蒙古语等多种东方语言，并著有《汉代之陶器》、《中国古代玉器》等著作。
文物走私也令文德安教授非常痛心。“在美国的商店、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文物，他们显然是来自中国，我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市场，这些文物被走私到了美国。当然，美国也有文物走私、文物流失的问题，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有。但人们应该意识到，宝贵的文物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私人财产，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