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重大的考古发现与重要研究成果、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等领域逐渐成为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既迫切希望了解考古学的相关知识，也仍对考古学科和考古工作本身存在很多误解，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有待提高，考古学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关键词：考古学；博物馆
作者简介：
范星盛（1991-），男，籍贯：浙江温岭市，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学历：本科生，研究方向：考古及博物馆学。
梁超（1991-），男，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职称：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7-0-01
根据考古学的学科定义，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加工过的人工制品和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等是考古学研究的载体，因此，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陈列考古遗物的我国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自然成为了普及考古学知识的重要场所，其中博物馆讲解是博物馆宣教工作的核心环节，更成为普及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知识的关键阵地。
当今历史类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一般通过介绍藏品的背景知识和展陈情况，帮助观众了解展示主题的历史概况，但由于考古学知识内容的普遍缺位，致使相关博物馆讲解内容显得较为单薄，许多依托考古发现设计的文物陈列单元的展示主题未能得以凸显，讲解的科学性不足，面向公众的考古宣教工作难获践行。在展陈整体背景知识部分中，对于展品所处历史时段的讲解多占据很长篇幅，且多为普通的年代概述，没有依据该单元藏品器形和装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做针对性讲解设计，发掘品考古工作背景的讲解普遍少有涉及，没有传达藏品发现的环境信息，观众因此难以通过讲解了解展品准确的时空背景，讲解语言本身也显得枯燥无味，观众对于发掘品所蕴含的考古信息的求知欲也没有得到满足；在针对特定类别器物的讲解中，往往缺乏立足考古学研究的器物准确定义和器形介绍，致使观众难以跟上直接展开的器物详细叙述。如在唐三彩的专题展示中，若不事先参照考古资料，讲解“三彩”的准确定义和三彩的考古发现环境，而直接展开对于具体器物风格的详细叙述，就很容易给观众留下“三彩是唐代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唐三彩是瓷器”“三彩是指某三种特定颜色”等错误印象；在对单体藏品的讲解上，脱离考古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背景孤立的讲解器物，会导致观众只见文物本身而不见其出土的遗址地，对文物本身的精美心生赞叹，但却未能深层次的对遗物出土的考古遗址产生向往与珍视，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没有得以强化，将淡化观众对藏品历史功用和考古学意义的理解，一些质地普通但研究意义重大的文物因此被忽视。更有甚者，只集中讲解质地华贵、纹饰精美的展品，抛开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刻意渲染其文物的经济价值，将会给观众灌输错误的价值导向，以自我估量的经济价值来衡量文物价值，因此将考古等同于“挖宝”，将考古的意义视为对精美器物的收集而非通过科学手段研究人类历史、保护文化遗产，不利于学术知识的宣传和文物保护理念的普及，更对考古文博事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以“公众考古”理念为指导，我们认为，“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理念”应当成为今后历史类博物馆讲解工作的一条主线。首先，在博物馆讲解词的编写过程中，就应当仔细查阅展品的考古发掘资料，以简洁的语言概括遗物出土地的遗址位置、年代、文化属性及考古工作情况，还原藏品埋藏及出土的时空环境。如在讲解汉长安城出土文物时，应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利用地图、照片等辅助展品，先对汉长安城的选址、历史沿革、主要建筑布局等做基本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陈列文物的出土的相对位置对其进行详细讲解；其次，参照相关考古研究论著，对展出器物的定名、功用进行科学、审慎认定，做到基本史实层面的严谨，对于尚无定论的问题，最好援引不同阐释。如在对汉代葬玉组合的讲解中，应当首先明确其作为陪葬器的功用，并讲解秦汉时期讲求厚葬的时代背景，再对其艺术风格进行叙述；对于玉器工艺“汉八刀”的定义，就应该顾及几种主要的解释方式，以免误导游客；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知识的引入也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对史前文物的讲解中，相对原始的陶器等展品往往被游客忽视，在讲解上也多集中于对容器作用的描述和对于原始装饰工艺的泛泛而述，此时就当参照遗址地的发掘资料，依照考古地层线、器物类型学向游客介绍不同陶器出土层位和器物部位变化对相对年代判断的重要意义，进而讲解两种方法对于考古学科的重要意义，使观众对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考古工作的科学性有简要认识；另外，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的引入将会为相关博物馆的讲解增添新的亮点。由于历史类博物馆讲解中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叙述较多，难免会使讲解内容较为枯燥，可结合馆藏文物中有修复痕迹的器物等讲解文物保护方法和科技考古知识，以科技性知识增添讲解趣味性，增强和有相关学术背景的观众的互动，使观众了解到现代考古学的前沿技术进展，对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进认识。如在讲解简帛类文物时，可对简帛文物的特性和保护环境要求做简要讲述，并介绍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转移方法以及后续的脱水、加固和长期保存措施。又如在对文物年代的讲解过程中，可向游客介绍碳十四测年法、树木年轮测年法、热释光测年法等考古测年方法；最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宣传是博物馆讲解人员的重要义务，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教放在首位，切忌以猎奇、娱乐性的内容和“亮宝”思想为主导，损坏文博行业的形象。应当侧重对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的宣传，并可结合具体文物和遗址照片等讲述我国考古工作者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并插入对我国文物政策、法规的宣传，以普及公众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从长远来看，博物馆应当致力于培养熟悉考古学知识、文化遗产政策动态的专家型讲解员，并采取和考古研究部门联合培训讲座等形式，使公众考古学实践在博物馆讲解工作中顺利开展，为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知识的大众化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