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半个世纪以来，大明宫遗址重大的考古发现数不胜数，但在这些重大发现背后的考古轶事却鲜为人知，笔者做为大明宫第三代考古工作者，与大明宫相伴已有十余年，见证了一些重大考古项目的始末。 丹凤门考古亲历记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东西范围近200米(包括马道)、有五个门道，其门道之宽、马道之长为同时期遗迹所罕见，被誉为唐代第一国门。但客观地说，在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以前，人们对丹凤门的认识并不清晰，学术界关于其形制的研究也争论不休，特别是丹凤门的三门道与五门道之争，是一个长期探讨的焦点。笔者有幸全程参加了考古发掘工作，亲历了丹凤门遗址从三门道到五门道的探寻过程。 在2005年之前，西安市北郊二马路南的革新街西，有一高出地表约2米的“土台”，台上建有现代房屋，周边林立着临时建筑，丹凤门遗址就“沉睡”在这里。如果不是房屋前所立保护碑上的标识，人们很难知道这个“土台”就是丹凤门所在。 对于丹凤门的形制，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对其形制的描绘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代吕大防石刻《唐长安城图》中的大明宫部分，图中将丹凤门描绘为五个门道。早在1 9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丹凤门遗址进行过初步的考古勘探，当时的勘探是在丹凤门遗址周边建筑夹隙的有限范围进行的，勘探结果表明丹凤门为三个门道。由此，对于丹凤门究竟是三个门道还是五个门道，众说不一。 2005年7月开始，为配合含元殿御道建设，对丹凤门遗址之上占压的现代房屋与周边临时建筑进行拆迁清理，遗址的发掘因此提上日程。对于考古发掘者，这次发掘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更是一个解谜的过程。 2005年8月的西安，炎热干燥。“沐浴”着炙烤的阳光，面对着丹凤门区域周边零乱高起的拆迁建筑垃圾，考古队进驻丹凤门所在区域。由于遗址埋藏较浅，安全起见，覆盖在遗址之上的建筑垃圾只能人工清除，所以考古人员在发掘前充当了近20天的“垃圾清运工”。按照工作程序，发掘前先对门址进行了考古勘查，由于门址东部被市政道路占用，先期的考古勘查范围还是集中在革新街西“土台”周边进行，勘查主要采用传统的“洛阳铲”进行钻探。 经过10天左右的钻探，结果与1950年代末一致：仍然是三个门道，而且保存状况较好，门道、隔墙、路面、门道内的废弃堆积与火烧痕迹等也很清楚。当时参加发掘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丹凤门可能有三个门道，因为相隔近50年的考古勘探结果是一致的。对门址东、西两侧的勘探结果，门址西侧即为城墙，城墙内马道遗迹也很清楚。门址东侧由于解放初市政道路修建以及被一个较大的农贸市场叠压，对门址破坏较大，也未发现明显的门道痕迹，仅有不规则的成片夯土基遗迹。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古勘探最初的结论是：门址西侧保存较好，东侧墩台与部分城墙和马道被破坏了。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勘探出的三个门道逐渐显露。难道宋代吕大防所描绘的丹凤门为五个门道的形制真的是笔误?但对于考古发掘工作来说，发掘没有结束，三个门道还是五个门道的疑云始终没有散去。而那宽阔的门道、质密的夯土隔墙、火烧过通红通红的墙壁、路面以及出土的规格极高的砖、瓦等建筑构件等，似乎诉说着这个门址曾经的悲壮与沧桑…… 10月下旬，西安地区下了一场大雨，雨后的丹凤门发掘现场，空气更加清新，遗迹现象也很清晰，发掘人员通过对遗址面进行刮削后，对不同类别的“问题坑”进行了区别和划分，有门址周边、门道内、隔墙上部、墩台上部等等大大小小几十处，其中包括“东墩台”上部一处较大的“破坏坑”…… 11月29日，对丹凤门遗址考古工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发掘人员在对“东墩台”上部的“破坏坑”清理发掘至“底部”时，发现了很小的一片红烧土面，这个迹象引起了发掘者的特别关注。这个现象不外乎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晚期(丹凤门废弃后)破坏坑底部被火烧过，二是唐代红烧土面移动至此的堆积；另一种就是大家极为期待的、有可能是一处新发现的门道路面(丹凤门毁于战火，门道经火烧后呈现为红烧土面)。若果真如此，那么丹凤门除发现的三个门道外就有了“第四个门道”，也就极有可能存在五个门道!这个推测使参加大家充满了期待与兴奋。那个迹象发现时已临近中午，大家为此都忘记了下工时间，也顾不上吃午饭，纷纷憋足了劲，提起精神慢慢仔细清理着……“是的!是唐代门道路面!础坑!柱础坑也有!”在场发掘的人员都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与兴奋…… 后经仔细确认，这正是一处门道路面遗迹，仅残存1平方米左右，在此路面西侧靠近隔墙处，发现了残留的四个柱础坑。随着这一突破性的考古发现，丹凤门的发掘面积也随之扩大，将东侧市政沥清道路、建筑混凝路面等清除后，面对已“千疮百孔”的夯土基址，考古人员经过近1个月左右艰辛细致的探寻、对比、分析、解剖，终于将丹凤门五个门道全部揭露出来，还其真容于天下。原来，门址东部两个门道几乎破坏殆尽，仅残留了中门道与西部二个门道保存较好(也就是原先勘探出的三个门道)。考古工作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勘探代替不了发掘，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工作环节。受工作性质的局限，勘探结果与发掘结果有可能相符，也有可能不尽相同，丹凤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就印证了这一点。 而丹凤门遗址考古发掘，不仅仅是上述经过那么简单，其中还有许多科研人员精心分析、反复研究、求是拓新的背景。五个门道的考古发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解决了有关此门址形制的学术难题，而且对大明宫、唐长安城形制以及相关学术、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些资料的取得都与所有考古发掘人员的辛勤与努力分不开。太液池中“仙山”考古探寻始末 太液池，又名蓬莱池，位居大明宫北部中央(今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孙家湾村西南)，唐代皇帝及后宫嫔妃等常在此休闲赏玩，是大明宫北部生活区的“核心”。太液池有西池和东池两部分，以其波光百顷，荷香十里的佳景深受唐代各朝皇帝后妃的喜爱。 作为皇家宫廷池苑的太液池，也与其它池苑一样，由山水、建筑、花木构成。相对而言，山水是池苑的精华，池苑不仅因山水的存在而成，更因“水随山转，山因水活”的互映相叠而自然成趣。 太液池中据载亦有“三山” (岛屿)：即蓬莱、方丈和瀛洲，也被称为传说中的“仙山”。李绅《忆春日太液池东亭侯对》就有“宫莺晓报瑞烟开，三岛灵禽拂水回”的诗句。如今在太液池中能看见的岛屿唯有池中部的蓬莱岛，高出地表8米左右，为夯土结构。那么，其它的
两座“仙山”存在吗?这也是太液池考古面临的一个“谜”。 蓬莱“仙山”的确认1957～1959年，马得志先生等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就对太液池进行过考古勘探，当时因为主要任务是探查唐长安城以及大明宫等遗址的范围、形制，太液池作为大明宫考古的一部分，仅作了普查性考古勘探，确认了太液池中的第一座“仙山”——蓬莱岛的存在。2003年春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又对蓬莱岛南岸进行了发掘，揭露出蓬莱岛南岸上的一些砖砌环形路、水池、卵石沟槽、临池假山、亭以及岛南登蓬莱山的夯土道路等。迹象显示，蓬莱岛可能是太液池中一座相对独立的宫廷园林景区。另外，蓬莱岛边可能还有舟船渡水登岛之舟坞、以及将蓬莱岛与太液池外建筑连结起来的桥梁、廊榭等等。山不在高，贵有层次。蓬莱岛无论从其高低层次、空间结构来看，其叠山理水的造园之法所达到的那种曲径通幽、咏景说画的诗一般意境，都韵味十足。 第二座“仙山”的发现199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开始对太液池进行复查勘探，考古勘探主要围绕西池展开(东池全部与西池一小部分叠压在孙家湾村现代建筑之下)。在安家瑶先生的主持下，探寻池内岛屿也是此次工作重点之一。勘探工作是在秋季开始的，考古人员对太液池西池内普查时，在蓬莱岛以西120米左右处发现大量生土(即未经人类任何扰动的原始土)。很奇怪，池内应该是淤泥或淤积土才对，怎么会出现大面积生土?而且远离池岸，最近距太液池北岸也有10余米。经仔细勘探与试掘，这正是努力探寻中的另外一座“仙山”：平面略呈长方形，埋藏在地表下三四十厘米，南北长70余米，东西长50余米。通过对此岛屿四面的发掘可知，岛屿由生土构成，四周的池岸为坡状，其中东、西岸沿坡度较缓，南、北岸沿坡度较陡。据此推断，此岛屿可能是一座绿化岛，也不排除岛屿上部的遗迹面已全被破坏的可能(1970年代太液池区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此岛屿虽未发现太多的遗迹可供想象当时“叠山理水”之美景，但比照蓬莱岛的意境，此岛屿的美景当另有其独特含蓄之处。 第三座“仙山”初露真容从发现太液池第两座岛屿起，关于太液池中的第三座岛屿存在否，在哪里，一直是大家所关注和期待的。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太液池西池中已有二座岛屿。考古人员推测，如果第三座岛屿存在的话，极有可能位于东池之中。2008年，因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筹备建设，位于大明宫内部的一些自然村庄也逐步拆除迁移，包括长年叠压于太液池遗址之上的孙家湾村也在拆迁之列。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对太液池东池以及其它未进行工作的区域进行考古与探寻成为可能。其中对期待已久的第三座“仙山”的探寻就是工作重点之一。果然，在对东池进行勘察时就在池中心偏北处钻探到一处夯土遗迹，这处夯土遗迹南北长37余米，东西宽约20米。难道这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三座“仙山”?就在大家庆幸有了新发现的同时，考古勘探又在西池东部靠近东、西池连接处发现了一处长30米、宽20米左右的夯土遗迹，又是一处岛屿!考古队员迷惑了，太液池中共发现了4座岛屿，难道太液池中有4座“仙山”?这个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进行研究确认，但总的来说，对太液池中三座“仙山”的探寻有了新的进展，太液池中第三座“仙山”也已初露真容。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考古工作者50余年的辛勤工作中，许多考古轶事还鲜为人知，正是有了考古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工作，才使得这座古代最为壮丽的皇宫逐渐被世人所认知，在此，让我们向所有为大明宫遗址考古而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考古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