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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活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同时，国家文物局在“十三五”期间鼓励各地开展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共同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目前，我国在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多集中在定义、意义、规划设计等方向，针对发展历程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文章从相关政策角度出发，梳理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以期为考古遗址公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园;政策;发展历程
我国自“十一五”期间提出启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将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列入总体目标后，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大遗址保护的发展方式，于2009年正式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为省级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提供发展模式。
1 概念阐述
我国考古遗址公园是以保护大遗址为前提而建设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公园，因而首先应明确大遗址的概念。
1.1 大遗址的定义
大遗址专指列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项目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般指“在我国文明与文化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重要遗址遗迹，遗址类型包括古人类遗址以及不同时期的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城市遗址、建筑群遗址、石窟寺遗址、园林遗址、工程遗址、手工业遗址、陵墓遗址等”[1]。
1.2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
1.3 考古遗址公园的含义
遗址公园目前尚无权威解释，但由于国家文物局要求考古遗址公园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发展模式，因此可将其认为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大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地方性示范意义的，可满足公共休闲活动的特定公共空间”。
2 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及政策
遗址公园的主体是遗址，而遗址得以留存与历届政府文物保护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我国遗址公园的演变过程应从文物保护开始，整体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2.1 文物保护相关政策前期准备阶段（1900—1978）
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始于清光绪年间。面对当时国内文物流失严重的现实情况，清政府颁布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严令各地执行，自此我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应的文物保护方案出台，为我国文物保护拉开序幕。
1928年，南京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门保管文物的政府机构诞生[3]。1930年颁布《古物保存法》，我国第一部由国家发表的正式文物法规出台。次年，颁布《古物保存法细则》。随后，陆续发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掘采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等法律文件[4]，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保护法律奠定基础。1935年，北平政府出版《旧都文物略》，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研究、整修古代建筑物。
1939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期望群众上交文物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便保存与研究，这是我国共产党有关文物保护的最早条例。1948年，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文物保护法令。1953年、1956年，针对在基础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建设中产生的文物保护问题分别下发《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3年，文化部颁布第一个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1978年以前的各种法律文件是建设遗址公园的基石。
2.2 考古遗址公园的起步阶段（1978—2005）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审核通过，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初步完成。与此同时，开始关注国民精神文化生活，为满足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需求，各地相继出现风景区、世界遗产等事物，遗址公园也应运而生。
1979年，圓明园被列入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由建筑、园林、文物、历史、文学、艺术等各界人士联合发布《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明确提出修复景区向国内外群众开放。198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部分委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建议迅速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首次提出建设遗址公园。1983年，在整体规划北京时，国务院指出在2000年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1988年6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试开放。2000年，以《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为标志，我国首家遗址公园正式产生，并形成以政府力量主导、以保护遗址为前提和核心、以考古科研为背景的规划模式。
在此期间，北京地区开始有计划建设遗址公园。1985年，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建设开放;1988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2002年，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始建设。
与此同时，我国其他地区相继开始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陕西政府于1999年征用汉阳陵周边2894亩为文物保护用地，以此为基础建设遗址公园。同年，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对外开放。1999年，陕西省向国务院申报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3年，国家同意立项建设。2003年，安徽地区开始建设三国遗址公园。
2.3 考古遗址公园探索阶段（2005—2009）
2005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印发《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次年，再次印发《“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明确指出“初步建成和完善大明宫、秦始皇陵、阳陵、偃师商城、洛阳里坊区等10～15处遗址公园”的具体任务，说明我国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得到国家层面认可，开启了遗址公园起步阶段。
2008年，我国首家地震遗址公园——青川地震遗迹地质公园的主题部分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建设开放。同年，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开始兴建，2008年对外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地震遗址公园与此前遗址公园的含义并不相同。
2008年，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通知》，成立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2009年，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办“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基本明确考古遗址公园背景、定位、特点和主要内容，是我国遗址公园初步具备模式化的开始。同年，在洛阳市举办以“城市核心区的大遗址保护”为主体的“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探索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的有效机制和方法。
2009年7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征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的意见函。12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印发标志着我国首个国家层面遗址公园规章制度诞生，规范了遗址公园管理部门职责和运行标准，指明了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遗址公园在行业标准上步入正轨。
在此期间，高句丽等遗址公园建成开放，牛河梁等遗址公园相继建设，为我国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奠定基础。
2.4 考古遗址公园大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
2010年，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工作的通知》，可在已初具规模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上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同年下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公布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23家立项名单。
2011年，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发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宣言》，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建设、公园建设、民生改善等问题进行探讨，要求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理念、全民共建思路、惠及民生目标。此后，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四川、2014年在洛阳、2015年和2016年在安阳、2017年在西安又分别召开第二至第七次联盟联席会议。
2012年12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发行，这是遗址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技术性文件。
2013年，浙江省文物局公布首批8家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这是我国首个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单位组织评定的遗址公园。
201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指出继续推进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和遗址博物馆建设。同年下发《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單的通知》。
2014年2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导则（试行）》编制完成。同年4月，印发《关于开展2014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工作的通知》，对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运行评估工作。
2016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明确指出鼓励各地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规划建设发展模式，开发本地资源，建设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2017年12月，公布第三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32家立项名单。
2017年12月，陕西省文物局公布25家第一批陕西省文化遗址公园，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含遗址类型相比扩展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类型，在内容、形式和层级上对遗址公园起到了完善作用。
2018年9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文物保发〔2018〕15号），提出至2035年建设出一体多样格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自2009年至今，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总数上已过百家。各地蜂拥而起的建设热潮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也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和挑战（图1）。
3 小结
我国考古遗址公园从起步阶段到今天为止，已历经40多年的发展。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适合我国大遗址保护要求的，也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了解遗址的有效方式，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保护与利用共举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WW/Z0072-2015大遗址保护规划规范[S].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国家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发〔2009〕44号）[EB/OL].http：//，2009-12-17/2018-10-23.
[3]赵杰.中国历代文物保护制度述略[J].考古与文物，2003，（3）：92-95.
[4]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