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学科，金石学，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80—06
民国学者的考古学概念，涉及中国考古学理论、性质、方法、范围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缺乏。有鉴于此，笔者将通过查阅大量的民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和演讲报告，重新审视当时相关的考古学概念，并由此探讨民国时期考古学概念演变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一
“考”“古”二字连文，最早出现在北宋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和吕大临的《考古图》里，当时主要指考订古代器物，与现在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考古学”是近代学者翻译西方词语“Archaeology”而来的术语。“Archaeology”源自古希腊语，由Arehe和logos组成。前者的意思是古代、起初，后者的意思是研究或者科学，合起来就是研究古代人类生活和行为的物质遗存，重建人类的文化。柏拉图首次使用这个术语来泛指古代学术研究，严格地说它并不能确切表达考古学的真正内涵。日本在19世纪末从欧洲引入了考古学，为了替Archaeology找到一个合适的译名，日本学者借用了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一书的书名“考古”一词来进行对译。20世纪初，考古学传人中国，这一译名又被中国学者从日文重新引人中国，后逐渐代替最初的汉译“古物学”“古物发现学”等成为通行术语。有学者研究发现：“现在世界各国都把‘考古学’叫‘Archaeology’，只有中国和日本把这门学问翻译为‘考古学’。”这种术语翻译和理解上的微小差异，对当时学者在金石学和考古学学术定位的理解上也不无影响。
民国时期引进的考古学已是西方的一种近代科学，英文为modem Archaeology或Archaologie DesSpatens，译为“现代考古学”或“锄头考古学”现代考古学的主要术语，如“Typology”和“Archaeological strahgraphv”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译过来。“Tvpology”最早的翻译来自李济。他介绍说“Typology”是西方现代考古学“很普通的方法”，在中国还找不到合适的汉语来译，“这个名词，尚没有一个好的汉译，所以暂用原文”。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类型学”“标型学”的译法。“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由梁思永在1930年译成“考古地层学”。
北宋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并很快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盖自北宋以来即成为学术上之名词，而有别于普通之意义矣”。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因中国向来不注重概念的界定：
盖界说之事，在举所命之物之同德以释其名……西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
造成很多学问不但“无可举之定义”，而且术语经常互换、随意替代。如指称金石学的有古文字学、古物学等。1916年罗振玉编印《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用“古器物”代替“金石”二字，又开始以“古器物学”之称代替金石学。对金石学的概念界定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比较明确的定义是1940年朱剑心在其《金石学》一书中提出的：“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并提出金石学是中国传统考古学的核心，“金石文字，考古之重要资料也。金石之学，我国过去考古学之核心也”。
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不但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借鉴之处甚多。所以在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的民国时期，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成为第一代考古学者的首要课题。受传统学术影响较深的学者，认为西方考古学即中国金石学，没有根本的差异；而受西方考古学观念影响较大的学者，认为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与金石学迥然不同，反对把两者等同。双方围绕金石学与考古学关系展开激烈争论，发表演讲或撰文宣扬自己的观点，希望将考古学概念给出公允的基本的说明。由此演变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概念。
二
西方考古学在民国时期才正式引进中国，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认识相当模糊，往往把西方考古学等同于中国金石学。本文把此类学者的考古学概念称之为考古学即金石学概念。
中国近代较早介绍西方考古学概念，并用金石学加以比附的是刘师培。他认为西方所谓的考古学早在中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考古之学，此其滥觞。然彼之所谓考古者，特以赏鉴之余力及之耳”。考古学就包括在金石学之中，只是当时发展程度较低而已，到近代才更加发达。“于赏鉴之中未尝不问寓考古之意，然其时考古之学尚疏。考古之学始于近代”。“夫金石之学其足为考古之资信矣”。刘氏的表述本身是很模糊的，没有说出考古学的明确特征，而是简单地把金石学等同于西方考古学，忽略了两者在方法上的根本差异。
在刘氏之后，梁启超更是直接把金石学称之为考古学，“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并且认为北宋时这门学问，就很发达了。梁氏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进一步引申说：“近百五十年来，因为努力研究的结果，进步很快；虽然所用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认为考古学所用的方法，“全是中国式的，自从欧阳修、赵明诚以后，遗传下来，不过时时有所改良而已”。故在他眼里金石学与西方考古学，是没有很大区别的，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仅仅是对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改良而已。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送次子梁思永出国接受西方考古学专业训练，同时利用自己在国内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积极介绍传统金石学者来指导梁思永。他曾写信给国外的梁思永说：“我还可以介绍你去请教几位金石学家，把中国考古学的常识弄丰富一点。”梁氏不久就写信给当时的金石学大家陈仲恕，请他指导梁思永：
小儿思永新自美归……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为研究。敬乞我公详加指道，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之有交否?若能介绍请益，尤所期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教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
在梁启超对梁思永的培养上，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希望仍是寄托在传统金石学上的。
刘氏与梁氏的金石学即考古学概念表述得还比较宽泛，其后的两位学者傅振伦和关百益对此表述得就更加明确。傅振伦当时工作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他认为：“按吾国金石之学，在
欧美为考古学‘Archeology’。”并将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者，就广义而言，即研究过去人类遗留于现在之文物之学也。”关百益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认为金石学只是考古学的易名而已：
当时以考古须根据古代器物之金石二类，遂易考古学之名词为“金石学”，沿至近代，古物出土者愈多，金石而外，他种物质之古物，不可胜数，知金石二字，不足概括考古学之范围，乃更恢复考古学之旧称。
把考古学定义为：“就古人所遗传之器物，以证明古代之文化，及艺术也。”
考古学即金石学概念对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如时任民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就认为：“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门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并评价史语所考古组当时所做的田野考古，仅仅是“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而已。还有学者形象地把中西考古学分别称之为“眼的考古学”和“锹的考古学”，认为现代考古学是由金石学一跃而成的，引进的西方考古学方法只是促成了这个飞跃而已。“复有欧西的‘锹的考古学’，逐渐介绍进来，正值我国‘眼的考古学’到了尽头的时候……便由‘眼的考古学’之故步，一跃而人于‘锹的考古学’的堂阶”。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考古学即金石学概念强调现代考古学与金石学之间学术连续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现象描述与学术探讨的区别，没有认识到两者在学术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概念在西方考古学刚引进时就产生了，“通俗所谓考古学者，颇误认为有古董学之专门”。到民国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郭沫若写道：“近来也有好些人改换了招牌，使用着‘考古学’这个时髦名称的。”李济说：“现在的中国学者，有好些对于考古学尚有一种很普遍的误会。他们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并进一步分析原因：
这种误会，可以说有两个来源：(一)因为缺少自然科学的观念。(二)以为古物本身自有不变的历史价值，由第一种误会就发生一种人人都可考古的观念；由第二种误会就发生了那‘唯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那种偏见。
三
民国时期以傅斯年、李济为领军的留学学者，认为金石学仅仅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学术前身，“中国从前的金石学与这次发掘以前的甲骨学，只可说是考古学的前身，而不配称为现代考古学”。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十余年前中国根本没有考古学。只有所谓的金石学，其内容是拿考古学同古器物学合起来的一门科学。既无严格的范围，无又一定的方法”。为了与原有的考古学概念相区分，用近代考古学、现代考古学、田野考古学、锄头考古学或者科学考古学等来表述他们的考古学概念，在此用现代考古学概念统称之。
现代考古学概念对考古学定义明确表述很少，在现有资料中仅发现两条比较完整的描述。一条为郭沫若的：“这种学问是要以纯粹的客观的态度，由地面或地底取出古人所遗下的物证来，实事求是地系统的地，考察出人类的文化从古以来所历进着的过程。”另一条为黄文弼的：“考古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先民之遗迹，而推论其活动之程序者也。”据此定义，黄文弼对现代考古学总体特征进行了以下描述：
现代考古学不同于旧时有三。(一)范围扩大。(二)年代精确，往时对于古器物年代之考订专恃文字，倘无年代可据者则为混统之辞。若近代之考古学除由文字所表示之绝对年代外，但由器物之形式花纹及土层关系，与并存之物，亦可推论其相对之年代。(三)地域分明，近以实地调查为主，按发掘程序，用科学记录，其地址明确。……总之，今之考古学为科学的、现代的、世界所共同的，与旧时专以研究金石文字为对象者不同也。
由以上描述可以推定当时现代考古学概念参照的考古学定义是西方的modem Archaeology。李济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到“现代考古学定义”，如：“‘地下材料’这一观念，应由于王国维氏的定义加以扩大。考古学家必须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定义，把‘地下材料’再作一番新的界说。”“所谓‘现代考古学’的收获，我们暂以田野考古工作得到的成绩为限，”
与定义的直接表述较少相反，民国学者留下了大量的对现代考古学概念的相关表述，涉及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范围和学术性等方面，下面将分别展开论述。
首先，学者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表述比较集中，在著文或演讲中都会提到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傅斯年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表述最有代表性。1929年，傅斯年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演讲。在报告中，他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到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的新方法则是：“以世界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大文化意义。”故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地质学和民族学等近代科学，“考古学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去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认为：“近代西洋考古学方法”即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是新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
李济更进一步提出考古学应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建设：
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式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
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学科的创建者，傅斯年与李济提出的考古学新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6年李济在清华国学院演讲考古学，提出考古学要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时听讲的戴家祥深有感触地说：“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学，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章熊在听课笔记里写到：“谁也不会相信，掘一个坟，寻一块骨头，里边就会有了学问的。但是现在所谓考古学的大部分工作，就在这上面。”
随着考古学新方法引进并在考古实践中应用，学者对金石学方法展开大量的批评：
从前金石学、甲骨学所从事研究的金石、甲骨，只是偶然的发现，而不是有计划的发掘。因为只是偶然的发现，所以虽有详密的考证，也终难得正确的科学价值，而时与后人以反对或辩难的机缘。
但作考古学之工作，从事实际调查发掘者，则自近代始。在此以前，虽有一般学者注意及古器物之研究，并从事于著述搜集，但所注意者，以金石上之文字为主。形式花纹及其其他无文字之遗物皆从搜集，且其古物之来源，大概得之于古董商之手，地域不明，真伪混杂，故以前之考古学，只可称为金石学或古文字学。
认为治学方法的不同是金石学与考古学最大的分别。也正是因为方法上的不科学导致金石学在清代退步了，“现代的锄头考古学”在此为金石学打开
了死结。
其次，学者还通过对金石学研究范围的批评来表述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范围。相对方法的表述，对研究范围的表述更加间接、缺乏系统性，批评性多，正面描述少。
李济用“狭义的考古学”来指称金石学，认为金石学选择标本的范围狭小、方法不科学：
所谓“狭义的考古学”资料，是指过去古器物学家一般所承认的考古资料，大半属于有文字记录的时期，也有较早的；但是，不会很早。具体一点说，大约是青铜时代及这时代以后的历史。
收藏家所重视的古器物，只能代表极狭小范围内的选择标本；根据这些标本发展出来的古器物学，也随着流行的选择标本，完全变成了文字学的附庸……古董商挑选的器物，除了“有款识”为他们的最高标准外，还有若干不可少的附带条件：这些器物必须是完整的，花纹好的；只有如此，才能入收藏家的眼……根据这些无情淘汰幸存的标本所建置的古器物学的发展，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健全的；这一发展决不能解决古器物学的基本问题。
留日专习考古学归国的胡肇椿也批评金石学不但在研究时段上比较短，而且研究资料来源不明，选择标本不严谨：
史前的事他们以为荒谬难稽，置而不论——须知今日地质学者所定史前的时代，决不似绎史的某某纪某某纪若干千万年那么漫无根据的。——对于遗物之保存，他们也绝少关心，每致于考古学上有重大价值的器物，任其朽蚀，不知加以科学方法之保护，数千年前遗物，反致落吾人之手而自吾入破坏之。又他们对于访古的旅行，研究古坟地发掘也不感兴趣，所藏器物，多自商贩手中购来。器物的来历，仅凭传说和臆测。那么遗物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贡献，仅在遗物自身，而没有相互连贯的关系以成有系统的对于历史上的贡献。
由此评价金石学：“仅做了考古学上的一部分工作——文字学及略备些器物制度上之研究——决不能说这便是整个大考古学。”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金石学研究范围狭窄，“从前的研究或仅据拓本，或仅凭实物”；“差不多完全在文字的解释及器物名称的考订上”。造成它的发展迟缓：
在古代遗物上附着的文字一部分外，未尝注意到器物材料的成分和图案及出土的地点。对于器物在古代社会所产生的关系，和古人创制此器物之原因，及其在生活上此器物的应用，皆不看重，其治学之目的，又只在乎纠正历史。若无附着文字的器物，则视为无关学术，故虽由宋至清，经过许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收获亦至有限。末流所趋，便造成士夫阶级玩古之风习。
通过批评金石学，李济等提出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应该逐渐扩大范围：“决不能以三代为限度，更不应封锁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内。”董作宾以殷墟甲骨的研究为例，为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变指出的路径是：
由拓片上文字的研究，进而注意到实物(甲与骨)的观察；由实物而又注意到地层；注意到参证其他遗物；注意到比较国外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从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进而至于考古学的研究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学者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范围的表述还仅仅限于学科表象，没有学理上的深度，这与民国时期考古学学科仍处在模仿照搬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如此，学者对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性也有了一定认识，有了相关的表述。
李济最先呼吁“进步的学术界”把古器物的研究，建置在纯学术的基础上。他多次强调：“田野考古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李济认为在搜集资料时必须客观，才会产生学术价值，“古器物学的原始材料，也同其他自然科学的原始材料一样，必须经过有计划的搜求、采集及发掘，最详细地记录及可能地校勘，广泛地比较，方能显出它们的真正的学术价值”。
郭沫若也从学术的高度论析了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学术性差异。他认为：
金石也自当为考古学的对象，然而像旧式的金石学只是欧洲方面所说的记铭学(Epigraphy)，那和“学”都还有点距离，要称为“考古学”似乎是有点冒牌的。所谓“学”，应该具有严密的实证的方法而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旧时的金石学，只是一些材料的杂糅，而且只是偏重文字，于文字中又偏重书法的。材料的来历既马虎，内容的整理又随便，结果是逃不出一个古董趣味的圈子。
为了说明现代考古学在学术上与金石学的不同，傅斯年、李济等尝试打破学术界当时较有影响的现代考古学来源于传统金石学的观念，指出现代考古学学术来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中国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傅斯年说：“近代的考古学与古器物学全不同，而发掘之方法尤与采矿大相径庭。此学及此法在中国实为初步之尝试。”李济宣称：“科学的源头在西方”，举西方汉学家高本汉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为例，认为：“这是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器物一个最有贡献的成绩值得我们重视。”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李济写出下面一大段文字：
我们在这种民生凋敝的时候，居然能为社会所容许，作一点考古的工作，一部分的理由不能不说是受了宋人传下来的民族好古癖所赐。可是话只能说到如此而止，此外全是中国学术界所没有的自然科学的办法。中国现在还能继续地进行考古工作，一半也是因为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得了若干发现的缘故。这一半我们应该记得，完全是外国带来赠予中国的。就是最近在中国几件重要的考古发现大部分仍是外国人提倡出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地方我们似乎可以尽量地认清楚那些原委，然后我们才能放胆地做进一步的工作。
反过来李济把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像炼丹术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学。”甚至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要是把现在的考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的办法冒充黄帝子孙的那一套把戏”。
现代考古学概念为了纠正考古学即金石学概念，创造新的学科发展模式，对金石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和范围的狭窄等做了大量的剖析，反对把现代考古学与金石学简单等同。由于过于强调现代考古学的西方性，又有意无意地割裂了现代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学术承继性。随着考古实践的深入，李济等对待金石学的态度逐渐改变。在其后不久李济为卫聚贤所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作序时写到：
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深的根基。要没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种殷勤，清代小学的研究，就不会有那种朴实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适在清代古文字学隆兴之后，两相衔接，中国一切旧学，因此就辟出来一个新的途径。由此而注意发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资料，只是向前进一步的事，可谓一种应有的趋势。再加以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化的考古学就应运而生了。
对传统金石学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李济态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民国时期学者对金石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认识是复杂的，考古学概念是变化的，即使同一个人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的概念。
四
民国时期是中国考古学由科学手段获得考古发现代替传统治学方法的重要转型时期，考古学概念新旧杂陈是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典型表征。通过以上对不同概念的剖析发现，民国时期考古学概念产生分歧，是围绕如何理解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展开的。其实质是不同的学术力量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考古学即金石学概念依然希望考古学承继传统学术，作为证经补史的辅助工具。而现代考古学概念则试图打破传统学术的束缚，用西方科学方法创建一门全新的现代学科。所以前者在概念界定上为突出中国考古学学术的连续性，而有意使考古学概念宽泛化，强调考古学与金石学的相似性。后者则致力于廓清概念上的含混，更多地强调两种学术的明显不同。
民国时期考古学概念的演变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由冲突到融合的艰难历程。民国初期，因传统金石学学术力量较强，使得西方考古学移植伊始，立即被纳入较宽泛的考古学概念，与金石学相比附，失去了现代学术的鲜明个性。随着以田野发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现代考古学学者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为了创建新的学科模式，他们一方面著书、演讲，用全新的方式来宣扬考古学的现代学科特性。另一方面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在考古实践中，展示现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如1928-1937年李济等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几乎成了现代考古学方法的一个集中演示场，对改变人们的考古学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种种努力使现代考古学概念渐次得到学界的认同，从而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走向。
[作者简介]徐玲(1969—)，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社会文化史。
[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