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自正隆三年（1158）开始设监铸钱，从此，铜钱成为金朝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的兴衰也与铜钱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铜钱问题成为金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近年来，史学界关于金朝铜钱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入，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①遗憾的是，现有成果大多集中探讨金朝的货币体系问题，而很少著文对金代铜钱的铸造及管理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金朝铜钱的铸造及管理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便史学界对金代铜钱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金朝铜钱用料及成重
铜钱是国家法定货币，铜钱用料及比例应由国家法律加以规范，但由于史料奇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金代铜钱料例方面的规定，由于海陵年间制造的“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②这为我们通过宋朝文献来推测金朝铜钱的用料及成重问题提供了可能。
史载，宋朝铸钱的用料“凡四次增减”，③但这些增减只限于用料比例的增减，如真宗天禧年间，“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铜一斤八两，锡八两”，而到后来则改为“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④由此看来，用料比例的增减并未影响到铜钱用料成份的种类，即宋代小平钱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铸成的合金。其中，铜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铅，再次是锡。因为“正隆通宝”的轻重与宋小平钱相似，又因为金朝的钱币制度大量沿袭和借鉴了宋朝的作法，因此，可以推测金代铜钱的用料成份及其比例应该与宋朝相似。不过，据《金史·食货志》的记载，正隆通宝比之宋小平钱“肉好文字整峻过之”，其后铸造的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⑤这意味着金朝铜钱的质量比宋钱更好，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金朝钱中铜的含量比宋朝为高；其二是大定通宝在用料中可能增添了银的成份，“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⑥
关于金朝铜钱的成重，我们可以通过对已经出土的金代铜钱进行实测来得出具体的数据。
金代铜钱重量测量表
（以上数据，重量一至重量五的数据分别采自《中国考古集成》第17册，第155、157、160、364、432页，重量六的数据采自《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54页；直径一至直径四的数据分别采自《中国考古集成》第17册，第157、160、364、432页，直径五的数据采自《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54页。)上述统计样本基本能够反映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的重量及大小。从具体数据上看，正隆元宝的重量在3.6-3.9g之间波动，平均重量为3.78g；直径在24-25mm之间波动，平均直径为24.6mm。大定通宝的重量在3.2-4.2g之间波动，平均重量为3.76g；直径在24.9-25.5mm之间波动，平均直径为24.9mm，之所以相同品种的铜钱呈现出不同的重量、大小，主要是铜钱的铸造时间、地点不同以及配料比例、技术水平不同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二、金朝铜钱种类及铸造数量
《古钱大辞典》谓“（金）钱则只正隆、大定、泰和三种”。⑦的确，有金一代铸造的铜钱，见于金代正史记载的只有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
1.正隆通宝。始铸于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该钱铸造质量较好，发行后，“与旧钱通用”。⑧
关于正隆通宝的铸造数量，史无明文记载，但从若干迹象推断，该钱铸造数量较少。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奉命使金，他在归国后所著《揽辔录》中说：“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⑨，正隆钱数量“绝不多”的情况，是范成大亲眼所见，应为信史。此外，正隆通宝传世不多的情况也印证了范成大的说法。综合这些情况，可以推断正隆通宝铸造、发行的数量很有限。
2.大定通宝。始铸于大定十八年（1178），该钱质量比正隆钱更佳，泉家誉其“字体轮廓之工，唐宋以来，罕有其匹，不特非正隆之比也”。⑩从传世藏品及窖藏发掘的情况来看，大定通宝主要有小平、折二两种，也有学者认为大定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种，(11)钱文均为仿宋瘦金体，其中，小平背面间有申字、酉字，有学者释其为纪年。(12)该钱由于铸造精美，常为后世仿效。元代的“至大通宝”、“至元通宝”乃至明初的“大中通宝”、“洪武通宝”从钱文书体到形制都酷似“大定通宝”。
大定通宝在刚开始铸造的两年间，数量不多，到大定十九年（1179）“始铸至万六千余贯”。(13)大定二十七年（1187）增设利通监以后，铸钱量逐渐增加，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阜通、利通两监年铸钱量达十四万余贯，这个数量比之正隆年间已有很大提高，因此，流传后世的“大定通宝”也相对较多。大定年间是金代铸钱的高峰时期，但是，与当时市场对货币的需求相比，这一时期铸钱数量仍然偏少，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商业发展的需要。据章宗透露，大定二十八年（1188）仅中都一地的岁费即达三百万贯，(14)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年十四万贯的铸钱量显然是杯水车薪。
3.泰和重宝。始铸于章宗泰和四年（1204），该钱为当十大钱，钱文篆书，有学者认为钱文为金朝文学家党怀英书写。(15)泰和重宝传世数量极少，这可能与该钱铸造量有关。泰和重宝铸行时，销钱作铜及盗钱出境者屡禁不止，国家铜源已严重匮乏，但为缓解银钞阻滞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勉力铸造泰和重宝，“与钞参行”。(16)考虑到该钱的上述铸造背景及金末以强制推行交钞为主的货币政策，可以推断泰和重宝的铸造数量是极为有限的。
除上述有明确正史记载的金朝铜钱外，在传世谱录中还有一些未见记载的金朝铜钱，这类铜钱以正隆元宝最为引人注目。《说郛》认为正隆元宝系“海陵王铸于太原府”，(17)《钱币考》则记“正隆三年中都置钱监二，京兆一，铸钱曰正隆元宝”。(18)上述两条记载，关于正隆元宝的铸造地一说为太原府，一说为中都、京兆。《说郛》系明人之作，其说未可遽信。《钱币考》沿用了《金史·食货志》的说法，认为正隆钱出于中都、京兆两地，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正隆钱出于中都、京兆说。唯“正隆通宝”是否为“正隆元宝”之误，泉界尚有争议。(19)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朝确实曾经铸造“正隆元宝”钱，1996年唐山市梁家屯乡出土的一处金代窖藏铜钱，发现“正隆元宝”42枚，(20)2003年11月，辽中县肖寨门镇沙沟子村出土的一处金代窖藏，发现“正隆元宝”60枚，(21)其它地区出土的金钱窖藏中，也经常发现“正隆元宝”，(22)这些窖藏“正隆元宝”的发现从实物角度证实金朝确实铸造过“正隆元宝”，从而弥补了史籍记载的不足。
除“正隆元宝”外，泉谱中还载有大定元宝、崇庆通宝、至宁元宝、贞祐通宝等金朝铜钱，但以上诸钱未见正史明载，传世极少。
三、金朝钱监的兴废及职官设置
钱监是金代铸造铜钱的专门机构。金代史志中关于钱监的记载不多，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详细分析一窥金代钱监的概貌。
金代的钱监有宝源、宝丰、利用、阜通、利通五监。显然，与宋代动辄十几个钱监并存的局面相比，金代的钱监不多，这与金代铸钱数量很少有密切关系。即便如此，深入考察和分析钱监的兴废及管理情况对我们了解金代货币制度的整体情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宝源、宝丰、利用监。初设于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二月，其中，宝源、宝丰监置于中都，利用监置于京兆。
2.阜通监。大定十八年（1178）金朝政府在代州设立钱监，大定二十年（1180），“名代州监曰阜通”(23)，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废罢。
3.利通监。始设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二月，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废罢。
金朝境内产铜极少，五钱监中只有利通监所在的河北西路“产瓷器、铜、铁”(24)，其它四监所在地均无大型铜、铁矿藏。由此看来，是否产铜并不是金朝确定钱监地点的主要因素。从另外的角度看，金代五钱监分属中都路、京兆府路、河东北路、河北西路，这四路均位于长城以南，是金朝境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五监之中宝源、宝丰两监所在的中都路有居民840576户，(25)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经济发达，以中都为代表的广大地区对铜钱的需求量很大，而为了满足这些地区对铜钱的需求，就近设立钱监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可见，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金代钱监设置地点的首要因素。
金代钱监职官的设置经过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大定十八年以前，中央政府只委派官员监铸。例如，大定十八年设代州钱监时，“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后天吉、季孙因事解职，朝廷“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26)这些官员的任职可能是临时性的。大定二十年（1180）开始，钱监职官设置趋于完善。该年将代州钱监命名为“阜通”之后，“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为便于往来，政府对这些官员“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27)这些规定使钱监的职官设置得到了明确，与大定十八年以前由中央政府临时委派官员管理钱监的作法相比可谓进步颇大，但仍有弊端，监、副监、丞等重要职务都由不同级别的官员兼任，这势必影响对钱监的管理。果然，大定二十三年（1183）出现了州节度、同知因“夺于州务”而其管理钱监之责不得不“听幕兼领”的现象。为解决这个问题，金朝政府“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28)大定二十七年（1187）设利通监时，也仿照了这种管理方式，“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29)显然，这种专人专职的职官设置更利于政府加强对钱监的管理。
虽然史志未予明载，但可以肯定，金代对铸钱质量有明确要求，大定十八年（1178）李天吉、高季孙监代州钱监时，因其“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30)这则史料反映了金代对铸钱质量的严格管理。
综上所述，虽然金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铸钱的种类和数量有限，但政府仍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铸钱事宜，流传到今天的金代铜钱不乏精品，这些都是金代严格铸钱管理的结果。
注释：
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张连峰、阎景全《金代铜币》，《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3期。
②⑤⑥⑧(13)(14)(16)(23)(26)~(30)《金史》卷48，《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鸡肋编》卷中，《蒋仲本论铸钱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铸钱诸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⑦⑩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第223页，第1356页。
⑨范成大：《揽辔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11)《中国考古集成》第17册，第163页。
(12)《中国货币史》第5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5)高汉铭：《简明古钱词典》第38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7)《钱谱》之“北地钱”。《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8)《钱币考》（上），撰人不详，丛书集成新编本，第116册。
(19)《中国考古集成》第17册，第159页。
(20)孙学忠等：《唐山市梁家屯发现金代窖藏钱币》。《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
(21)田俊岭：《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22)参见《中国考古集成》第17册，第341、364、432页。
(24)《金史》卷25，《地理志·中》。
(25)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2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