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西南考古的代表人物，童恩正的学术研究秉承了冯汉骥开创的“民族考古”传统，对遗存的族属关系有深入探讨。蒙文通等史学家的影响，推动他接受并深化中国文化多元说。但是，在提出“边地半月形传播带”概念之后，试图用文化人类学塑造新的考古学解释体系的童恩正，强调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却相对忽视了文化多元说形成的张力，这造成他在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偏向于论证西方的既存概念与中国的既有陈说。
〔关键词〕 童恩正;冯汉骥;蒙文通;西南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193-08
从事西南地区研究而拥有全国性声誉的考古学家里，童恩正①是突出的一例。自从1960年代步入考古学领域后，童恩正的研究对象基本不出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考古遗存，但其间风格变化，有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的转变。罗泰教授认为，四川地区的民族考古（ethnographic archaeology）传统影响颇深，童恩正是其代表之一;此外，童恩正也受到蒙文通等历史学者的影响。②他在1980年代对多元观念的体会，很大程度上是受蒙文通著作的启发。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史多元论，是1980年代新多元论的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域外发达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也使童恩正不再专注于考古遗存与族属的对应关系，转向摸索“体系化”的考古解释学。尽管其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这一转变体现了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一、考古—文献—族属
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半年后，却重回四川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冯汉骥本受美国人类学教育，其早期研究对于人类学之理论、考古发现之遺存与中国之史籍兼收并蓄，无所偏颇。但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取消“人类学”学科、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氛围中③，冯汉骥也谨慎地避免探讨普遍或特殊的人类社会现象。将考古遗存与中国史籍对照结合，寻绎出某些物质遗存的“族属”，似乎是一种既不媚俗也较安全的研究方式。童恩正在冯汉骥的指引之下，成长为一名专攻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的专家。
1962年，童恩正发表的第一篇考古学论文——《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即是族属研究的试水之作。他根据出土青铜剑的形制与昭化、巴县船棺葬内铜剑的相似性，判断其为“典型巴式剑”。文章简短，文末看似补充说明的一句话，“从历史记载看来，瞿塘峡一带是战国时巴国的东境，巴楚相争时曾于此置关以防卫”，倒像是关键证据。④不过，此后童恩正论述考古遗存的族属问题时，都比较注重梳理历史记载，概因古代中国西南民族的种类繁多，既争斗又融合，错综复杂。⑤
受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冯汉骥，很清楚将考古遗存对应历史记载的族属，是有一定风险的。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中便指出过，“文化特征往往可以离开民族的本身而独立传播”，“不同的民族，亦可能有相似的服饰，特别是表现在相近的民族之中，在同一民族中也可能有稍为不同的服饰，尤其是人口众多、分布区较广的民族。”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利用人物图像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是可行的，并具有许多优势。根据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这批文物的图像特征，冯汉骥推测“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可能是“滇族”，从发髻、衣、饰上可以辨认出，滇族统属之下还有许多其他族。他进一步推断，文献记载的“庄蹻王滇”故事可能是真的，楚人后裔强势进驻晋宁一带后，娶当地及四周不同族的女子为妻，形成了民族与文化上的融合。⑥这一文献、文物结合的分析进行得相当巧妙，对于细节纷繁的铜器图像的释读如庖丁解牛一般明晰易懂。童恩正当时认为，“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滇国为楚庄蹻所建的说法”，并且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庄蹻王滇”的情形，推测滇国西境在汉代可达今云南省祥云县境，故祥云所出木椁铜棺葬的族属，应该是与“滇”关系密切的“靡莫之属”，而非原报告所说的“昆明族”。⑦
童恩正对西南民族考古的研究，在文献分析上并不完全依靠冯汉骥，他有自己的解读。例如论开明族为巴族，便与冯汉骥不同。冯汉骥曾提出，古籍所载蜀的历史中一个重要转折“望帝禅让于鳖灵”的传说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窖藏铜器，可能就是这一时代转折的表现。受禅让的鳖灵，“大概是属于川西南部习知水性的部落，也可能是与杜宇族为极近似的部落。”⑧但童恩正认为，取代了杜宇族的鳖灵（开明帝）本应属于巴族，因巴地后来为楚所占领，故又被称为“荆人”。代表了杜宇族文化水准的彭县竹瓦街铜器，是春秋时期蜀族铸造的，结合了中原与蜀地的特点。而开明族本属巴人，文化落后于杜宇族，取代杜宇族成为蜀地统治者后，即战国前期，蜀地文化就开始变得与巴地文化相似了，包括葬具用船棺、铜容器多单薄的釜甑鍪等等。⑨战国时期巴、蜀文化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青铜剑，两地均使用柳叶形的扁茎无格剑。⑩
在关注西南地区考古遗存的族属问题时，童恩正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西南民族迁徙流转的历史图景。《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1978年）一文，根据西昌等地发现的大石墓的形制、人骨状态和出土物，判断这个民族的特点：葬俗是二次葬、用大石建墓，能用铁但数量少，定居而能栽培水稻，以村社为单位聚居，发式为椎髻。然后，他引用《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根据地理方位，判断大石墓属于被称为“邛都”的民族。《史记》的这则材料将邛都与夜郎、滇列为一类，“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因此童恩正认为，这三种民族应属于同一个“族系”。再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新唐书·南蛮传》等记载，推测夜郎与滇属于古代濮族系统，因此推论出大石墓的邛都应当也属于濮族。童恩正进一步论述了古代濮族的迁徙。这个被称为“百濮”的大族系在西周时散布于江汉流域，因楚人的进攻，逐渐迁往云、贵、川、湘等地，成为夜郎、滇、邛都等族的主要成分。至魏晋，在原濮人故地即江汉流域出现了“蛮、左”等族，行二次葬，尤其“左”人葬俗与大石墓最接近;原夜郎、邛都、滇族分化形成“僚”“西爨白蛮”等族，部分“僚”与“白蛮”的苗裔，如近代的“仡佬族”、唐代的“松外蛮”也有二次葬葬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