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6年9月3日清晨，中国侨乡腾冲经历连日阴雨后天空放晴，黑云低垂。很多人来到腾冲和顺镇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故居，送别王丹一最后一程。
今年7月19日，王丹一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7岁。王丹一生前，在其丈夫艾思奇逝世后的几十年间，致力于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推广。逝世之后，家人遵其遗愿回到腾冲和顺与艾思奇合葬。
1919年出生于江苏金坛的王丹一，于1944年7月，与出生于云南腾冲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结婚。
对于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而言，丈夫的故乡腾冲一直是她魂牵梦绕的依恋之地。但她一生只来过两次。
腾冲和顺乡是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它拥有中国最早、最大的乡镇级图书馆以及艾思奇故居两大名胜。
和顺在腾冲县城南4公里，古名阳温暾村，因有河从和顺镇流过，改为“和顺”。和顺，以华侨出国历史长、侨属多而成为我省著名的侨乡。和顺侨乡，气候温和，花木茂盛，人们重视乡村风景的培植，古建筑保存较多。西面，村子的尽头，和顺坝的南端，大盈江口的鳌山上有巨杉矗立的魁阁。阁旁的蕉溪村，有数十户人家，沿山而居，其中有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故居。艾思奇故居为一中式院落，建筑较为精巧，正房前厅有一石砌圆形拱门，青藤缠缆，古朴秀雅。
许多游客曾路过并参观了这所故居，也知道艾思奇是个哲学家，但并不一定知道他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贡献，更不知道她的夫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本期，我们就来解读这位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哲学家。
24岁写就哲学名著
“艾思奇”这个名字有点洋味，不知情者还常常发问他是哪国人，其实这本是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之后才开始用的一个笔名，此前一直叫李生萱。
1934年底，时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的艾思奇，开始为每期的刊物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次年底，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哲学讲话》，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三次。于是，年仅24岁的艾思奇声名鹊起。出第4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在解放前，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1937年10月间，艾思奇经西安到达延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在不久成立的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
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早年，王丹一在太原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1938年，她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学习；1939年至1941年就读于马列学院四班。在这里，王丹一没有想到自己找到生命的另一半，而这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就是几年前热读的著作的作者艾思奇。
王丹一晚年回忆说：“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确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
马列学院毕业后，王丹一被先后分配到学院宣教研究室与中宣部直属宣传工作队工作……1942年，工作队的成员到杨家岭作工作总结。“当时，艾思奇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们的整风也是告一个段落，也住在杨家岭。1942年底，我们在窑洞外聊整风，聊经历，他也常常参与……史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杨家岭大礼堂。周末，年轻人都跳起了交谊舞。在舞会上，我常常碰到艾思奇。他的舞步活泼轻快、节奏感强，一反平常给人那种沉稳、凝重的印象。从这时起，我们又多了一层交往。”
艾思奇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一天，艾思奇翻译完其中的一节诗《母亲》后，找到王丹一请她朗读。王丹一看到书架上有本瞿秋白著的《海上述林》，艾思奇觉察到了，便说：“你喜欢就拿去，以后你喜欢什么书就来。”渐渐地，王丹一与艾思奇的交往更多了起来。
不多久，王丹一亲眼见到艾思奇用口哨吹意大利民歌，音域宽广、节奏鲜明。这时，课堂上那位“老夫子”仿佛一时间换了一副面孔：能歌善舞，原来他也是一个生活情趣丰富的人啊！
1944年7月，王丹一与艾思奇举行了简简单单的婚礼。“很简单，花了5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就是。”
深得毛泽东敬重
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到延安时，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毛泽东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并希望他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艾思奇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据王丹一介绍，延安时期，艾思奇同毛泽东、张闻天等曾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有时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两人促膝交谈，相互切磋。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时，饶有兴趣地做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一个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还附信一封。
对待名利、地位、荣誉，艾思奇总是淡然处之，就连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时，他也是把前面的位置让给别人，自己往后站。1964年，中央领导与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合影时，毛泽东主席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几排人才发现他的身影。当时也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王丹一今天谈起这段事，自己也被感动了：“一般人能有机会与主席合影是梦寐以求的，可是他却‘躲’。”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这段没有任何世俗成见的高尚的心灵之交，成为哲学史上的美谈。战败的蒋介石曾经大骂他的部属：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写不出来，全是吃白饭的！
其实，仅一本《大众哲学》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位“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这一称号，事实上成为他毕生呕心沥血、矢志不移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与普及工作的生动概括。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其中文歌词的译配通俗而深刻，对原文又有新的升华。令人不解的是，到底这首歌曲的译配者是谁？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佚名”？
原来这首歌的译配者就是艾思奇！王丹一说：“艾思奇对这首歌曲怀有特殊的感情，是他早年从日本带回并翻译成中文，送给他的老乡、著名音乐家聂耳，并和他一道传唱。”
《大众哲学》的问世可以说已广为人知，但《资本论》中译本的问世少为人知。1936年，郭大力、王亚南开始着手翻译《资本论》，他们曾与上海、广州、北平等国内各大书店联系，但都被婉言谢绝出版发行。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当时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的艾思奇。艾思奇一听，明确表示：“两位先生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为能做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干！”他与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等商议后，从社里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另立账户，每月支80元大洋作为预付稿酬。王丹一说：“他俩有了这样的牢靠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便埋头翻译。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终于出版并和读者见面了。”
重情又“绝情”
1949年3月27日，艾思奇随马列学院迁到北平。“在校外，艾思奇也兼职很多，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建国之初，人民需要了解共产党，于是他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适应社会上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千百万干部群众。他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夜深人静，会突然从他的房子传出外国歌曲，但每次都只是一两句，便戛然而止，都是音色不差的男中音。大约这在他也只是太劳累的时候舒一口气，每每这时，王丹一很为欣赏这位平常严肃沉静的思想家特有的浪漫情怀。
艾思奇外出无交通工具。为了节约时间，一般是什么单位请他讲课，即由所在单位派车来接；如果无车，艾思奇就坐三轮车或那时极不发达的“木炭汽车”去讲课——“他全不介意，安之若素。而后交通条件虽有所改善，后来又当了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即使有专车，凡因私事用车，包括看病，他一律计价交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至今于王丹一是一种心底的痛。艾思奇在这个漩涡中被认为是反党分子小集团的头头，被作为“中右”分子处理。第二年9月，艾思奇被下放到河南登封县。当时，号称“千斤省”的河南，大放“钢铁卫星、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领全国“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之先。王丹一直言不讳地说：“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刚开始也深为广大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从基层就能解决的。于是，艾思奇写信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直言‘高指标不能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艾思奇被下放近11个月，于1959年7月回到北京。
在王丹一眼里，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的艾思奇有时近乎有些“绝情”，他从不利用个人的声望和地位为本人或家属谋“利”。有一年，王丹一的弟弟自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一家工厂工作。弟弟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加之有胃溃疡，王丹一便向艾思奇说：“能不能趁你到‘革大’讲课时与领导说说，请求照顾一下，改派我弟弟别到东北工作。”没想到，艾思奇认为，打个招呼并不难，但绝不能这么做，会影响干部的分配原则。
“凡是与艾思奇共过事的同志大都了解，他作风正派，朴实敦厚，胸怀坦荡，一生淡泊名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讲课、写作，以及其他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王丹一说，其实，艾思奇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
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中身体垮了下来
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杨艾”风波，对艾思奇冲击巨大。1956年，杨献珍赴苏考察归来之后，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艾思奇则仍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后任副校长，并于1963年暂时主持过全校工作。两人都是哲学家，但杨献珍着重讲唯物主义，很少讲辩证法，主张学习经典名著；艾思奇则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注重中国化和现实化。于是，引发了一场“杨艾”风波。在艾思奇身后，有人曾对他进行超出学术范围的歪曲事实的诋毁，一时间使王丹一身心俱疲。“作为一位普通党员，我看不能再重演那些教训。伤害太多，特别是知识分子。”
艾思奇常年专心致志地工作，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注意。1965年12月30日，艾思奇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就让他立即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仍仔细阅读《第一国际史》与《德国累威尔认识论》，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劝阻，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他自信还可以工作一二十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写长篇专著。
1966年初，病情稍好的艾思奇就出院回家休养。1月30日，王丹一无意间发现艾思奇落泪，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王丹一以为他是被疾病折磨，后来才知他是为2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焦裕禄事迹所感动，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为这样时代、这样国家的一名共产党员呢？如果有机会到河南，我一定要到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凭吊。”
这一年3月7日下午，应胡绳电话约请，艾思奇晚饭后去钓鱼台谈话，夜间突发心绞痛，曾服硝酸甘油缓解。8日清晨，请阜外医院大夫会诊，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紧接着住院抢救。
22日下午，艾思奇攥着王丹一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当时无论医生和家属都对患者仍抱有很大的希望，“由于数十年的艰苦工作，积劳成疾，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当天夜晚9点15分，艾思奇便与我们永诀了。”时年，艾思奇仅56岁，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王丹一无法接受，以致后来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
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对艾思奇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的一生所作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
杰出的哲学成就
艾思奇是中国最早使理性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者。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两次到日本留学，本来他是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的，由于有机会参加了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对理性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研读了许多哲学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理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道理。
艾思奇在他24岁时把自己的一批文章汇编成《哲学讲话》出版，后来改为《大众哲学》的书名再版。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
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大众哲学》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全国解放前，曾出了32版之多，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
艾思奇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辩论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厘清思想的混淆与杂音，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1939年8月，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从哲学理论上对蒋介石新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
艾思奇的主要著作包括《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所著《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
回首故里
王丹一说：“艾思奇尽管少小离家老大未能归，但他对美丽的家乡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感情。他曾不止一次对我和孩子们说要一起回老家看看，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艾思奇病逝13年后的1979年，王丹一带着他的遗愿，回到了故乡，重访了李氏故居，拜访了父老兄弟姐妹，并与亲属商定，将故居捐献给国家。如今，故居中陈设了艾思奇的生平事略展览。
据李氏家谱记载，艾思奇先祖名“里黑斯波”。据王丹一介绍，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18代。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早年积极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加入过同盟会，曾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起草过著名的讨袁檄文，深为蔡锷所器重，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艾思奇去世后，王丹一开始整理艾思奇的著名文稿，许多重要作品都是靠她的系统整理得以出版。1994年，王丹一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当时，王丹一还将1万元的奖金捐赠给了云南社会科学界。1998年，王丹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2000年11月，中国社会出版社重版《大众哲学》，王丹一委托长子李昕东将新版著作及艾思奇早年的照片与一份手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2010年，艾思奇百年诞辰时，王丹一决定将他的遗骨移回云南腾冲和顺，并嘱咐自己将来也要回到和顺。今天，人们按照她的愿望，将她与丈夫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