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就是要从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上，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所形成的正确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主体、理论客体、实际客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自主创造性的结合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多要素互动 自主创造性 结合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1.0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是一个热点领域和普遍性话语。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直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和成果状态谈起，而对其命题形成、构成要素、展开机制、内在特质等元问题视为不必作深度探究的当然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一直遭遇到公开或潜在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用目的而提出来的政治化概念，甚至是毛泽东为确立个人权力和思想控制而发明的权力话语，其理论成果只是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注释而缺乏理论逻辑和学术含量。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泛化和庸俗化的情况，不讲究学术的独立性和理论的领域性，把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导致研究无限膨胀而缺乏必要的界域。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原点上做一些探究，从命题的提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发生依据，从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演变上分析其科学内涵，从动态展开机制上探究其内在特质，以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艰辛探索后得出的科学命题
命题是内涵的高度抽象，理论命题的提出过程显示着理论本身的生成依据和理论逻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合法性和科学内涵，首先就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提出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该命题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展开。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系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集体自觉。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有一段完整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字：“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对自己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集体主体的组织化、集体化的实践和思想发展过程。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致力于建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但是，在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么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艰辛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基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探索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道路上艰辛开拓并取得初步成果。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除“社会阶级区分”[3]。党的二大初步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提出革命的直接任務就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大革命时期，尽管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独立见解。例如，邓中夏、瞿秋白等在1925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1923年7月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的力量”[4]；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瞿秋白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5]《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6]；“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7]。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艰辛探索，创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革命政权，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