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感觉”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后理性认识。它承接着理性认识并引发着实践创新，因而是整合主客于一体的中介与桥梁。受近代西方理性主义至上的思维方法影响，表现为现阶段领导干，部在“受教育”中对“理论感觉”培育的疏离，并因此影响了“落实”理论的效果。为了使“干部经常受教育”收到“能使人民长期得实惠”的实效，优化领导干部的“理论感觉”是必需的。
[关键词]领导干部；理论感觉；优化；实效
[中国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5—0036—03
“理论感觉”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后理性认识，它以其敏感性、整合性和圆满性等特点承接着理性认识并引发着实践创新，因而是融会情理、贯通心物、整合主客于一体的中介和桥梁。当前，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优化领导干部的“理论感觉”。
一、“理论感觉”的界定及其逻辑依据和现实基点
一般而论，一种理论要能带来预期的实践效益，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理论必须人性化。即是讲指导实践展开的理论必须是真的、同时也是美的和善的；其二是理论必须操作化。即是讲理论必须要转化为一种具有可行性、可词性和可控性的操作“机制”。这一“机制”既指“外化”形式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各种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指“内化”形式的理论受众和实践带头人(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接受理论“熏陶”和实践“感召”后在自身“身心”上调动起来的一种主体功能状态。这一主体功能状态既内蕴着我们过去强调的认知层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等，也潜蕴着我们曾不太注重的心理层面的主体感受、情绪和意向、动机等。尤其是后者，因其在引发实践创新中至关重要，则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言以蔽之，我们把这种“当事人”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的特定情境中所找到的一种着意创新未来理想结果实现的“感觉”，称之为“理论感觉”。其三是理论的主体化。即理论必须让群众掌握，才能唤发出实践改造活动中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提出“理论感觉”在理论上是有逻辑依据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过“矿物学的感觉”的概念。[1]P125如果说“矿物学”是理论；那么“矿物学的感觉”就是一种“理论感觉”。毛译东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2]P28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感觉”的两种类型。前面所说的“感觉”是人们初次接触某一事物后形成的经验性“感觉”，也就是感性认识层面的第一环节。而后一个“感觉”。则指人们把握该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后，再次“体认”、“观照”它时所形成的“理论感觉”。因为只有理论才能深刻透视事物的内在本质。因此，“更深刻地感觉”就是“理论地感觉”。可见，“理论感觉”不但可以成立，而且还分为静态和动态的两个细类。作为动态性的类型，它则是一个能动的实践过程。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通过“开动脑筋”而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则突出了用脚揣摸、大胆试水的“触觉”。但这不是盲目的、纯感性的东西，因为淌水过河的前提是要对河床状况大体有所“体认”的。所以，“摸论”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认识，倒不如说就是一种“理论感觉”。显而易见，在这里，“理论”与“感觉”都非万能，而必须联袂合作。借用管理大师西蒙的一个概念。即“理论感觉”也是一种“有限理性”。
提出“理论感觉”也是有现实基点的。强调主客二分，情理相悖的“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理论思维的传统。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更自信的主张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从而把理性的作用夸大到极致。“事实上，近代哲学的思辩形而上学倾向(特别是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将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将人当做手段和使人异化的倾向，都是马克思所一直激烈批判并要克服的倾向”[3]P10马克思批判这一倾向的有力武器就是他在《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所强调的“实践和生活”的观点。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还有一点是我们过去有所忽视的，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也“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的倾向。[4]P38而且，从未来趋势看，现当代西方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理论转向”，这就是大有向前现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主客一体的基本精神回归的势头。[5]因此，现阶段强调领导干部的“理论感觉”的培育、优化，就是合乎时代精神的菁华——哲学理论思维变迁势态的明智抉择。
二、“理论感觉”的重要性及其主要特征
“理论感觉”重要不重要，只要我们与理论回归实践的其它两个必要条件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首先，在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最新成果，由于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又根植于我国历史优秀传统和现实的基本国情，并凝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客观实际，因而在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所洋溢的“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光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理论的人性化”这一条件我们是充分具备的。其次，理论顺利回归实践的“理论主体化”条件也是俱备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这段民谚表明了中国人民具有“学为好人”，从善如流的学习、模仿的积极性，因而对于群众能否把“三个代表”理论转化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教育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乃至对美好物质文化生活无止境追求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物质力量”的能力，我们是不容置疑的。显然，现阶段，如何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变得更具有操作性，就是提高理论效果的关键。有鉴于此，胡锦涛同志倡导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决策。这些年我们无论是在政策制订上，抑或是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然而，“政策”总是需要人来“推进”的；而且“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当着包括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在内的各种社会公共政策纷纷出台的时候；当着各种“立法”活动及其法律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怎样打造出与这些政策与制度相匹配的主体人格；如何给各种“死”的制度注入具有先进思想观念人的灵魂，并使之获得具有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社会主体的认同，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对事，也要对人。”[6]P261附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主要指各级领导干
部。事实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执政以来。一个明显的动向就是我们已把强化理论的操作性品格的重点，由注重外在“物性结构”建构转向到了更加注重人的内在“心性结构”的优化上。无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对执政能力问题的研究，抑或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或者是“八荣八耻”教育活动的全民性动员，都莫不是从调整“人心”的维度切入的；都莫不是从人的“心性结构”的优化找着力点的。
通过对胡锦涛同志的战略思想的体察。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锦涛同志在“对人”的心性结构的调整中从来是以“整体性原则”的“和合思想”的方法论立论的。为什么他能考虑到“整体性”原则，这是和他本人有良好的“理论感觉”分不开的。最集中体现这种“理论感觉”的，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参观西柏坡革命旧址时，对全体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三句话的殷殷期待。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人的心理三要素即知、情、意三统一的角度提出理论观点，这在我党建党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张扬“权为民用”观点如果集中昭示了共产党人的主体认知层面的“工具理性”意识的自觉，那么，把“情系人民”的情感元素和“为民谋利”的意向元素紧缀其后，就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具体而言，“理论感觉”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就是因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敏感性特征。黑格尔以强调理性的至高无上性而知名。但在谈到审美问题时，他也不能不顾及“感性”。他认为所谓“敏感”就是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本质和概念”。[7]P167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在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那里被诠释得更加直截了当。胡氏讲：“本质并不是一种隐藏于现实背后的东西，一个人在直观中立刻把握呈现在感性观察中的本质。”[8]P517这种能在“直观”中“立刻”把握“本质”的气质，也就是主体“理论感觉”形成后的“敏感性”。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把理论性、规律性、普遍性、意义性的东西称之为“大”或“大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就是这个意思。而将“小”或“小体”看成是现象性、感觉性的东西。《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赵岐注：“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朱子注：“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那么，如何处理“小”与“大”的关系呢?作为对儒道互补型文化有力补充的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禅宗，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后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哲人，像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莫不受此影响。禅宗认为，不能把“小”与“大”分开，做为人这个主体，要敏于因“小”见“大”；善于借“小”体“大”(即所谓的“参禅”)。而且人的确可以“见性成佛”，“立顿悟义”。“立顿悟义”所显示的“顿悟”观点，也就是后来的胡塞尔所说的“立刻把握”(本质)的敏感性气质。我们认为，一个人只有首先在认知上敏于“事理”，能“因小见大，见微知著”，那他就比较容易在实践上做到“以小济大”，以柔济刚，成为既“识大体”、懂全局，又顾小节、察局部的“大人”，从而达到冯友兰先生曾所设定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与天地匹配的“天地境界”。
其次，就是通融无碍，主客一体的整合性特征。“理论感觉”既“后”于“理性认识”，就表明它具有突破理性认识纯“普遍性的品格”并达致“直接现实性品格”的优势。这种“达致”是主体自身就有的一种能动性。从认知层面讲，这个能动性表现为“登高望远”(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后的自然产生的“势能”，李崇富将此称之为“主体势”；从情感层面讲，则类似于王阳明说的“致良知”基础上的“良能”；而从意志层面看，则表现为“理论感觉”自身具有强烈否定自己纯主观性形式。并“创生”出一个“人化”的客体性存在的冲动。这个冲动的最先成果在意志层面主要表现为“预设”于主体身上的一种有关未来实践结果的意向性的观念模型。一般地讲，人们在理论“熏陶”和实践“感召”的双重作用下找到了特定的“感觉”。则就获得了将某种事业持续进行下去的不竭智慧和力量。例如，一个人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找到了拥抱壮美与崇高的“感觉”，他才会产生类似于陕西省铜川市农村党支部的好支书郭秀明舍小家，为大家，放着乡村医生的赚钱营生不干，去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并立志“为着一大事来，干成一大事去”的英雄意愿。总之，我们经常从积极意义上讲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幸福感和自豪感等等范畴，就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中间的主体理论感觉的功能状态。
再次，就是扬弃“认识”，致成复合主体的圆满性特征。按目前人们认定的哲学认识论维度考量，“理论感觉”相对于感性认识当然处于“合题”即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因为认识之路由感觉经验开始，历经理性认识到了它自身以后就完成了一个“圆圈”，这是圆满性的第一个规定。这时候就其有“感觉”来讲，“仿佛”又回到了感性认识的“感觉”环节，然其又因“理性”的支撑，其实则处于更高一级的螺旋曲线上。它有点像“理性的具体”，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这个范畴。因为“理性的具体”所依托的主体仍是“单向度”的认知主体．而“理论感觉”则要寻找更宽广的复合主体安排自身。其中的“理论”性规定，依然以认知主体为依托；然而，“感觉”中所释放出的情感元素和意向元素，却要寻求新的依托，而这显然只能是情感主体和意志主体。如果说认知主要是以“脑”为“体”的；那么，情感主体和意志主体则是以“身心”为“体”的。《周易》提出了“三爻之象”，创立了“天、地、人”三才之说。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个人就是一个“复合主体”。即是认知主体、情感主体、意志主体三合一的主体。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心”，则它是囊括了“脑”的。因而，这个复合主体也就是当事人的“身心系统”。我们认为只有这种身心俱健的复合主体，才能承当“理论感觉”所涵盖的所有元素。所以，中国人讲究“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主体建构目标，就不仅仅通过一个“开发大脑”可以完事。必定还要诉诸于“修身”、“养性”等多种途径。按照儒家的真、美、善相统一的思路，就是要把“诚身”、“正身”、“美身”三样事放在一起做。而“理论感觉”中的真、美、善；知、情、意等元素就需要这个贯通一体的复合主体来安排。
我们党的大多数优秀领导干部，在其“身心系统”上表现出来的“理论感觉”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先进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一是该“理论感觉”主体需要层面上的高层次性。这种需要放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主要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自我实现需要”，而不是低层次的个人的生理或安全需要；二是“理论感觉”中主体动机层面上的高尚性。即是讲这种动机不是自利性、本能性的，而是亲社会性的社会性动机；三是该“理论感觉”在情感性层面上的明荣知耻性。因为明荣知耻，又会派生出亲社会性动机的极致——利
他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精神，并且因“明荣”而勇于献身、牺牲，因知耻而勇于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四是该“理论感觉”在意向性(或意志)面上的大众性、人民性旨归。这是从那些优秀党的领导干部甘为民仆。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始终把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利益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的态度情感性倾向和意图价值性趋向的充分展示中体现出来的。
三、现阶段领导干部“理论感觉”错位的表现和对策探讨
把以上分析作为参照尺度，联系现阶段的干部的主体状况的实际。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有一些领导干部的“理论感觉”是错位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理论宣示与日常心理(包括行为)“两张皮”所导致的个体人格上的两面性特征。这些人“做秀”起来也许是行家里手，“面子工夫”也可能精深老道，可是一旦诉诸于行动，则表现为“麻木不仁”。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的基本特征是荣辱观念颠倒，忧患情愫无存；“黑厚”技巧娴熟，天理良知缺乏。他们总把“当下”的一点一瞬当成最大的“真实”，随时寻觅着自己的“乐子”：把“永恒”的生活理想看作“伟大的寓肓”，经常疏离着社会的崇高。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则利益神经敏感，能捞则捞，可论及到有关社会的“痛痒”，则道义精神漠然，能推就推。讲工作，则“育不及义。好施小恩小惠”，导致一个单位“同而不和”的小圈子盛行。从而瓦解了团队精神的基础；论享受，则耽于声色耳目，沉醉于灯红酒绿，从而带坏了社会风气，使人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由于他们善于搞“双重人格”，给人的印象还不失君子风度和“汉官威仪”。但由于假象总归是假象，因而时间一长难免要露出马脚。
二是情理相悖，主客二分所导致的思想与行动上的怠堕性特征。这些人学理论则忘记实践，写文章从概念到概念，发“指示”理论来理论去，言语干巴，面目可憎，“党八股”文风鲜明，以用来展示自己的“学阀”角色形象；“洋教条”信手粘来，以用作阻吓下属“创意”的武器。对形式主义情有独种，对调查研究则缺乏热情，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则漠然置之。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崇赏演绎思维，惯于等因奉此，最后是落而不实。或者是讲实践则忘理论，经验主义盛行。不懂全局，没有预见，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心中无数，阵脚凌乱，对问题缺乏兴趣，对原因缺乏了解，提对策胸无点墨，搞规划不知实情，发誓要明哲保身，压根儿摈弃“血性”。将个人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乃至激情、热望、冲动这些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9]P169长期“冰结”。从而导致“效能感”奇缺，“方向感”迷失，失去生命的震颤与生活的激情。
三是主体形态上的“单向度”所导致的“扁型人格”的特征。这些人智商超常出众，但情商(主要指“天下情怀”)、财商(社会财富意识)则往往让智商给“屏蔽”。谈起“工具理性”，逻辑思维都有一套，但问及人文情怀、人情世故则不甚了了。结果造成脑袋大，身子小，“算计”多，“感情”少，悬在天上，作风漂浮；疏离大地，背对群众。造成“顶天”没有“根基”、“立地”失去“魂魄”，离“全面发展的人”的境界相差甚远。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解决的对策有四；一是回归传统文化的优秀思维方式，着重打造一个本真的“我”，以应对时代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王树人先生所讲的中国式“象思维”方法很有启发性，不妨可以研究，[10]以弥补我们原先人格的“单向度”所导致的异化，真正回归到我们的精神家园。二是“转换脑筋”，打破“概念思维”的屏障，完善现有的哲学理论体系，尽快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到显效，从而为人格的完善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三是重新认识西方现当代乃至后现代哲学思潮，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领导干部培养成双高型(高科技+高情感)和双内行型(既有理工管知识的背景，又有人文社科知识的背景)的知行合一、通情达理的人。四是绝对不能忽视实践的砥励和个人的修养。要做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指出的，越是形势好了，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是条件好了，越要发扬优良传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优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要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样，才能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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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树人．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J]．学术研究，2004，(10)．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