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制阐释现象普遍存在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把理论的国门打开，大量地学习、借鉴、翻译当代的西方文艺理论，及西方各种理论，这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这一点没有人否认。我们还要用更宽广的视野、更谦逊的态度去学习、去借鉴、去传播当代西方世界各种各样有利于我们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先进理论。但是，三十多年的实践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对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学习、传播、借鉴的过程中，西方文艺理论本身的缺陷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换一个角度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民族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许多中国学者生吞活剥地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搬到中国来，用西方理论强制地阐释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事实是，用西方理论来建构自己本民族的文学理论时，我们会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能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讲一讲强制阐释的弊端。
我认为，从阐释学的意义上说，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背离了文本话语，消解了文学指征，以前置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背离文本话语”是指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离开了文本本身，对文本做了文本以外的话语发挥。文本只是阐释的一个借口，一个角度，是阐释者阐释其理论、观点、立场的一个工具。“消解文学指征”是指阐释者对文本和文学做了一种非文学的阐释，这些阐释可能是哲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那些实际上并不包含文学内容的诸多文化阐释。文学理论偏离了文学，实质上是政治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前置立场”是指强制阐释的立场是事先预定的，批评者的站位、姿态已经预先设定，批评的目的不是要阐释文学和文本，而是要表达和证明批评者自己的立场，而且常常是非文学的立场。“前置模式”是指批评者预先选用确定的模板和式样框定、冲压文本，其目的是作出符合论者目的的批评和理论上的指认。经过这种前置模式压迫所产生的所谓文学理论的阐释，实际上经常是一种数学、物理的阐释，而非文学的阐释。符号学的各种各样办法就可归于此列。“前置结论”是指批评的最终判断和结论不是在对文本的实际分析和逻辑推演之后而产生，而是在批评之前已经确定。批评者的批评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结论。
“强制阐释论”中还涉及更广阔理论空间的一些概念，涉及阐释学近百年来很多很尖锐的、没有结论的原点问题，这都需要我本人继续努力探索。
阿纳斯塔西娅·巴什卡托娃（俄罗斯文学批评家、《独立报》经济部副主任）：张江先生提到的“强制阐释”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文论中，同样也存在于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中。而且，各种强制阐释的手段，比如说滥用“场外理论”、前置立场、预设观点、论证的非逻辑化等，在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中都不鲜见。
娜塔莉娅·科尔尼延科（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在俄罗斯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传统的对抗，即文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对抗，作家与批评家的对抗。实际上，这个冲突在19世纪就已经有了。“任何一个理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都有其正面的部分，但是，它也有其反面部分，它的不正确的部分很容易就被看出来，理论是意义的限制，这个时候便会出现生活对理论的反抗。”这段话引自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19世纪6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比较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他的题目是《论当代艺术批评的基础、意义和手法》。
事实上，我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现在有更多学者喜欢强制阐释。这会让读者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作家、作家的作品、作家的生活细节，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知道得越来越少，所以这个趋势是很危险的。在20世纪出现了一些研究，理论压倒了生活，理论压倒了具体的文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因为全球化要消灭国界，要消灭各个文化之间的区别。
我们有些研究苏联文学的人，最近几十年来不断寻找新方法来阐释苏联文学，这个潮流令人担忧。因为我们那些苏联作家，在被这些新的方法分析之后，在通过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之后，他们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失去了他们原来的优长。实际上，这些文论家只是想利用苏联文学，他们通过时空理论、复调理论、莫斯科艺术理论、西伯利亚艺术理论这些新词儿扬名立万，但是他们实际上对文论的贡献十分有限。任何一个文学理论，都要从文学的实践出发。
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十月》杂志批评部主任）：俄罗斯有不少批评家学习西方文论，很多人把文学分析变成了文学政治，张江先生对此做了很好的描述。这是一种“强制阐释”，是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后果。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趋势，即夸大文学批评的声音，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其实没有什么关联。这些批评近似小圈子批评，多出现在网上论坛，在最好的情形下近似于政论文章，就整体而言，批评的语文学基础和专业化基础十分薄弱。结果也出现了一种“强制阐释”，它源自对于文学的庸俗读物式的理解，把文学批评当成了一种娱乐读者的工具，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的任务不是文学分析，而是新闻、公关、沟通的任务。
玛丽娅·纳德雅尔内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实际上，当今拉美文论界的一些做法，也可以用“强制阐释”这个概念去定义。有一位德国学者认为，拉美文论中出现的一些新概念都不是什么新概念，都是在用新的概念偷换过去的概念，比如，所谓“混合性”和“异质性”就是合成，“文化地理学”就是“文化史学”等。很多文论专家很少利用文本本身，他们的很多著作并不是要对文本本身进行研究和批评，而是要研究上述提到的那些“新概念”。
叶莲娜·塔霍-戈基（莫斯科洛谢夫之家图书馆馆长）：谈到强制阐释，人们对洛谢夫的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近10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洛谢夫所受影响的“强制阐释”。比如有个专家认为，洛谢夫不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继承者，他的观点与索洛维约夫并不相干，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文化中的真正继承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但我们知道，高尔基和这样的传统毫无关系。此外，我注意到，不只是文学作品，哲学作品也可能变成强制阐释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