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已无法回避有效性质询｡但是,文学引导理论､理论引导文学､文学与理论相平衡这三种现有立场尽管各具知识社会学背景,却又因各自不同程度的现成论症结而难以被我们所孤立选择｡作为重要学理参照,现代性思想中的“生活世界”说和后现代性思想中的“小叙事”说都为讨论划出了形而上学界限｡从对现成论症结的发现到对形而上学思维的防范,都表明引入崭新生成论立场的时机已成熟,这一新立场依次包括文学的生成性､理论的生成性､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
关键词: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有效性形而上学生成论
一 问题的缘起
文学具有情感性和形象性,理论则以思辨逻辑为特征,当建构一种文学理论时,我们会不会把抽象的理论强加到形象的文学上去?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这是个关系到文学理论研究有效展开的根本问题｡它更概括的提法是:文学和理论呈现出何种关系时,一种文学理论才有效?较之形而上学思想,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一大新变是积极引入了有效性标准,哲学在当今不再拥有认识真理的特权,其被检验标准已超出自身,现象的多元再也无法保证先验同一性,追求整体性的实质合理性正逐渐被程序合理性取代｡其实,不但哲学理论如此,文学理论同样面临着有效性检验,对它在何种程度上既能有效解释文学现象､又能有效保持理论品格的认真检验,将有助于它在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克服超然或僭妄,去充分获得合法位置｡
鉴于此,本文先清理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中的代表性观点,分析其知识社会学背景及存在的不足,再从学理上揭示讨论的根据,最后,尝试确立起自己的有效性研究立场｡
二 观点的清理
第一种观点是文学引导理论｡从持论者数量和论著影响力看,这是占据话语优势的观点｡其中不乏激烈的声音｡有论者主张,文学理论的继往开来之途是从理念走向经验,要“告别理论”①,可稍后语气又缓和,宣称应该“超越理论主义回归生活实践”②｡也有论者立足经验这块同样的基石,指出“文学理论,尤其是小说理论,无非是对经验和常识的捍卫”③｡还有论者感到,有效的文论应具备实践性品格,可当代中国文论与艺术实践严重脱节｡④遭到此类观点频繁指责的,是理论的决定论､体系化､逻辑性､抽象感､反实践动机等罪名｡
但这些指责是否切中了肯綮呢?在我看来,其中是不乏令人怀疑之处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一些论者提出文学引导理论,往往是出于对理论的反感情绪,由于接下来的论证受到这种情绪的不自觉影响,论证本身便会呈现出某种含糊之处,论者对理论(怎么样)的客观判断和对(要不要)理论的主观意志,很容易暧昧地纠结起来｡例如,从理论本身存在不足这事实判断一举得出“告别理论”这价值判断,是否与中国一直缺少独立于价值评判的客观理论这一传统有关?⑤便值得深思｡
其次,当一些论者每每以抽象逻辑色彩为理由排斥理论､向往着回归文学具体经验时,是否重蹈着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被公认的重实用轻思辨特征呢?和西方迥异,中国人对抽象逻辑的理性方面兴趣较淡,而对直接具体的经验情感方面兴趣较浓,鉴于这种思想传统可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的阻力,⑥不予反思恐怕也不行｡
更要害的是,当一些论者以“经验”为新起点主张文学引导理论时,他们对经验常不作严格界定,从而混淆了经验的不同含义｡古典经验观不同于现代经验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经验只懂得特殊,不知其所以然,只适合创制科学,不适合思辨科学｡⑦这种看法直到康德那里仍延续着,他认为“经验的原理”只是种“自然逻辑”和“普通理性”,只能“具体地被认识”⑧,它之所以明白易懂,是因为未能就其正确性提出更深的质疑,移之于社会领域,更见出其狭隘来,因为常识不利于新思想诞生｡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经验观,通过反思古典经验观,开始激发起人对期望的不适应,带动我们在期望的被否定中积极洞察更深远的新事物,在自我认识的界限中获得人类存在的本质规定,⑨比起古典经验观的客观化局限来,这种现代经验观才有历史内在性｡如果出于对理论统治暴力的反感而主张回归文学经验,使用的经验含义可能只是前一类;而后一类经验处于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拥有积极反思力量,无须借助抽象逻辑手段即已具备文学理论建构的脉络,并不与文学理论建构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此而言,倘若缺乏对不同经验观的自觉区分意识,从理念走向经验这一主张便可能变相地导致倒退｡
第二种观点是理论引导文学｡值文学越界泛化､视像篷勃兴起并出现取代传统文学阅读方式趋势的今天,从理论上适时引导文学回归审美本性便成为一部分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他 们主张为文艺问题找到“理论上的预设”,认为“理论毕竟不是经验的直接产物”,并批评那些“以为文艺理论就是经验的直接产物”的人,主张文学理论应“对文学创作起到真正的引导和促进的作用”10｡在并未经历过形而上学严格历史的当代中国,出现这样严肃的理论意识难能可贵,这不啻是给并未有过太多严格理论建构的当代中国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但这一观点同样存在可商之处｡它容易忽视个体价值取向与学术场景估计的非同步性,这在那些强调基础理论的说法中表现尤其突出｡在理论上对文学作出某种理想的预设,固然可以做到合乎主张者自己的价值目标,但文学有其自身场景变迁轨迹,那可能在事实上偏离主张者的理论预设,如各种先锋文学流派实验对当代文学史写作客观上形成的无可回避性｡两者由此发生的矛盾,责任未必完全不在理论｡理论不仅应有构成形态上的逻辑性和完整性,还应有功能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潜在发生着的文学征候的清理､理解和解释｡在各种文学泛化现象层出不穷的今天,这样的学术场景估计恐怕没有理由在文学理论中缺席｡
第三种观点是文学与理论相平衡｡有学者面对文化研究热潮中某些认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和批评严重脱节､故有必要终结前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文学理论不可能终结,因为批评家“所接受的理论主张必然会以‘期待视野’的方式融入到他的阅读行为之中,并影响到他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11这一说法,显然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由于人的期待视野普遍存在着,他先已被接受的理论立场作为期待视野也普遍地发生作用,所以不会存在理论完全游离于文学之外的问题,文学理论也就不仅不至于面临终结命运,反而可以在文学与理论相平衡中始终保持有效,这种平衡被认为是行得通的｡但这种观点只回答了平衡的可能性,没回答平衡的必要性,又因回避了平衡的必要性,它没有看到,一个不具备特定理论知识储备的普通读者也可能从事文学批评,以致在客观上限制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仍难以令人满意｡
我认为,制约上述三种观点在文学理论有效性问题上推进的根本症结,是一种不同程度的现成论立场｡不难感受到,无论文学引导理论还是理论引导文学,文学和理论大都被主张者视为了先在不变的现成之物,文学与理论相平衡说较前两说有所提升,也开始批判和尝试摆脱现成论立场,但也还有可斟酌之处｡现成论是形而上学思维支配下的结果｡因此,推进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关键在于超越形而上学思维,获得一种新的生成论立场｡考虑到文学的性质､理论的性质及两者间关系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我们先看当代思想在这些方面提供的重要学理根据,这对新立场的提出是很有启发的｡
三 讨论的根据
我们分别以“生活世界”说和“小叙事”说为代表根据,从学理上深入追究讨论的得失｡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先驱胡塞尔后期的重要议题｡按笔者归纳,它有五个要点:(1)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地给予的世界;(2)被现实地经验到和可经验到的世界;(3)素朴直观的世界;(4)主体是人;(5)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三点分别从现实性､可能性和直观性方面规定了生活世界的基本含义,第四点是先验立场的产物,都不难理解｡关键在于第五点,何为生活世界的狭义和广义意义?胡塞尔并没明说｡不过,这一提法出现在《生活世界问题》第二部分开头,这部分是正面阐说生活世界科学的特征,它承接第一部分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而来,据此有理由认为,狭义生活世界是就生活世界与客观科学的对立而言的,广义生活世界则是就生活世界与客观科学的联系来说的｡
狭义生活世界是被奠基于近代数学的观念化自然所偷换了的直观自然,在此,理论逻辑须恢复自身所从之出的原始明见性｡然而,广义生活世界并不与理论逻辑对立,反而允许其存在｡在数学化的近代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了,需要努力去追溯理论的原始意义｡这是处于生活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过程｡在此过程中,逻辑仍是生活世界的内部功能,在接纳生活世界明见性后,理论仍须植根于逻辑意义,在生活世界中仍有自己的位置｡为何会如此?因为生活世界并不呈现为直观经验的散乱凑集,而仍经过了概念框架的组织整理｡胡塞尔谈到,自然科学家对生活世界的沉思,极可能“被当作‘形而上学’而受到拒斥”12,这从反面暗示我们,某种程度上,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对生活世界的沉思有一种和形而上学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何在呢?
我认为,这就是胡塞尔依旧恪守的理论逻辑｡事实上,胡塞尔只反对形而上学目标操控下的思辨｡请看他对生活世界的论述:“这并没有涉及到一种形而上学地穿凿附会地加进去的和陷入到思辨中去的意义,而是涉及到了一种在最有说服力的明见性中成为其本真的､惟一现实的意义｡”13很清楚,他把思辨和形而上学并提,对思辨的反对乃基于形而上学目标｡这其实仍是在狭义生活世界意义上看待理论逻辑的结果｡到第二部分中,思辨则在广义生活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当超越形而上学目标后,理论逻辑思辨才可以并且需要和生活世界有机统一起来｡他虽因先验立场未能完全走出形而上学,但他挑明的这一形而上学界限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说便兼有狭义含义与广义含义,是两种含义的统一｡他很好地概括道:“(对生活世界的素朴反思)处处都想使‘原始的直观’发挥作用,因而想使前科学的和外在于科学的生活世界发挥作用,亦即使在自身中包括了一切实际生活,其中也包括了科学的思想生活｡”这里,生活世界既在狭义上“前科学的和外在于科学”,又在广义上“包括了科学的思想生活”｡稍后,海德格尔在批判逻辑之“思”的同时也指明,“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只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显然,“与在相属的思”相当于胡塞尔的广义生活世界含义｡
当代西方提出“生活世界”说的学者除胡塞尔外,还有哈贝马斯｡他对生活世界的阐发,也不是在和理论对立的单一层面上进行的｡一方面,生活世界是对整个世界的基础加以追问的源头,它在形而上学后,只作为背景､作为“非对象性的整体性”存在,以“实践的经验语境”“避免了被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14;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也得“避免过分异化”,为这一点提供保证的专家文化的干预仍然是需要的,哲学只是放弃注重整体认识的第一科学诉求,却并不能被取消｡15理论逻辑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说中仍有位置｡这是西方对生活世界观念的一种共识,也是现代性思想中理论逻辑合法性存在的根据｡
至于后现代性思想对理论的态度,可以从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这部纲领中见出｡他对以形而上学为目标的大叙事(元叙事)的揭示是引人注目的,大叙事包含政治性解放叙事和哲学性思辨叙事,身处日趋多元的当今,它们都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怀疑｡
然而,大叙事的衰落并未阻止无数小叙事继续现身,大叙事里有一种“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16,这使它获得永葆合法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克服了这种形而上学成分的叙事是小叙事,它行使局部的叙事回归,经常可以废除,体现了大叙事后的合法性所在,正是小叙事们充满差异的误构,没有松动､反而加固着后现代性思潮中知识的合法性｡利奥塔指出,无论大或小叙事,“叙述知识的特性”都至少“同时包含这两种能力”:“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即思辨论证;“追求正义的规定性陈述”,即价值目标｡17但在大叙事运作中,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后者:规定性陈述在此享有特权,指示性陈述则只具有信息功能｡利奥塔由此呼吁知识的批判功能,呼吁把叙事从偏重于规定性陈述的大叙事格局中拉回来,在小叙事中积极恢复指示性陈述能力,也就是说,清除了形而上学成分后的小叙事仍须坚持逻辑统一｡ 这表明,自现代性发展起来的理论逻辑从不曾消亡,遭到反对的,只是那种带形而上学成分的思辨,即把理论逻辑强制纳入某种意图轨道的企图,而非一棍子打死,连准确､一致､连贯的逻辑性关联工作也取消,后者作为理论建构的必要环节,在大小叙事中都发挥着有效功能,是省不掉的｡对思辨不加区分的破坏,倒恰恰可能令“合法性的第一个版本再次获得新的活力”18,即重蹈带有独断色彩的解放叙事｡特别地,后现代性思想并未抛弃理论逻辑,和现代性思想一样,它也在划界(超越形而上学)前提下继续激发着理论逻辑的合理力量｡
至此,两点结论很清楚:(1)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文学和理论是对立的;(2)在超越形而上学意义上,文学和理论是统一的｡只有以超越形而上学为旨归,文学理论有效性探讨才会有实质性推进,一种文学理论才能真正有效｡
从对现成论症结的发现,到对形而上学思维的防范,都表明引入生成论立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胡塞尔认为理论逻辑包含于广义生活世界中,利奥塔认为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在小叙事中平等共处,这些有机统一的学理主张启示我们,作为前提,只有把文学和理论都看作是生成的,两者才能真正在超越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因为生成论把理论还原到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成之流中去,因而是对现成论的真正超越,也是对形而上学的真正超越｡另一方面,胡塞尔以形而上学为界,既批判了理论逻辑在失去了本源情况下的虚假性,又肯定了理论逻辑在回归本源情况下的真实性,利奥塔也以形而上学为界,既批判了大叙事中理论逻辑的非法性,又肯定了小叙事中理论逻辑的合法性,这种划界意识又启示我们,如果把文学和理论的一方或双方看作是现成的,两者会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产生不容性,相反,如果把文学和理论都看作是生成的,两者也会在超越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产生相容性｡这些直接促成了我对文学理论研究有效性立场的新考虑｡
四 研究的立场
我把上述分析依次归纳为文学理论有效性研究立场的四个命题:文学的生成性､理论的生成性､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
(一)文学的生成性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它更确切的表述是:文学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文学的生成性植根于文学的超越形而上学性｡这符合前述学理根据:胡塞尔和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及海德格尔的“在”)､利奥塔去除形而上学成分后保留下来的局部叙事回归,都属于文学活动——关涉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的非形而上学活动｡
通常,我们在理论阐述中习惯于直接引用作家自述的创作回忆文字,这种做法其实隐藏着危险,那就是,作家对自己创作状态的谈论往往是现成的｡德国浪漫派先驱弗·施勒格尔以切身体会指出,作家的自传只能被视为公众面前的辩护词｡19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也说,作家像被追捕的动物,随时注意掩埋自己脚印｡20一些学者称作家的回忆录不可信,21便有其可信性｡这种看法在作家那里颇多支持者,陈染不愿把“书里透露出来的作家本人”和“真实生活里的作家本人”相提并论22,王安忆也宣告“创作谈”不可靠23,何以如此呢? 这是因为,隐含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自我已是作家创造出的“第二自我”,即隐含作家,作家在每部作品中创造出的隐含作家(“第二自我”)都不同｡这同样符合作家的创作实际｡如果说关于作家与隐含作家的区别尚只揭示了事实,那么当人们紧接着指明,写小说是小说家“生命中唯一真实的时候”时,24他进一步揭示了价值:从作家向隐含作家的生成,还意味着文学的审美超越｡无论作家创作还是读者接受,文学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文学的生成性使文学超越了形而上学｡
(二)理论的生成性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更确切的表述是:理论既可能是现成的,也可能是生成的,现成性应向生成性改善｡理论的现成性植根于理论的形而上学性,理论的生成性则植根于理论的超越形而上学性｡这也符合前述学理根据:胡塞尔在狭义意义上和形而上学并提的思辨逻辑､海德格尔批判的不与在相属的思､哈贝马斯所批判的和整体性相关联的理论､利奥塔批判的以形而上学为目标的思辨叙事,都属于现成性理论活动的内容;胡塞尔在广义意义上超越了形而上学､因而包含于生活世界中的思辨逻辑､海德格尔所肯定的与在相属的思､哈贝马斯所肯定的依托于实践语境的理论､利奥塔所肯定的克服了形而上学成分的小叙事中的指示性陈述,则属于生成性理论活动的内容｡
理论是现成性还是生成性,取决于人们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利奥塔批判形而上学大叙事,与胡塞尔思想取向一致,但利奥塔把大叙事分为解放叙事和思辨叙事,实际上已经进一步区分了形而上学力量对思辨的两种操控形式:一种是思辨不清楚､仅有目标的理论(解放叙事);另一种是思辨清楚､但思辨被并入目标的理论(思辨叙事)｡这两种理论都将目标置于思辨之上,都是可能陷于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理论｡ 理论的现成性以对理论的形而上学态度为前提:理论逻辑不严格,在思辨各环节上无法自洽,使其试图支持的目标在无意中形而上学化;或强行自洽,使其在有意中归入形而上学目标｡在此前提下,理论的现成性体现为:理论逻辑和实践相对立,难以被实践证实,成了形而上学的｡理论的生成性则以对理论的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态度为前提:理论逻辑严格,在思辨各环节上做到自洽;不强行自洽,使其克服形而上学成分｡在此前提下,理论的生成性体现为:理论逻辑和实践相统一,被实践证实,成了超越形而上学的｡
为了说明这两点,不妨举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为例｡
(1)这一理论存在着形而上学性｡解构理论确实是对在场形而上学实施无穷尽的解构,在这种思想策略中,意义的确定性遭到了解构理论中一些无法自洽的论述的挑战,试举两端:
比如对起源的理解｡一方面,德里达坚持认为不存在起源,因为“起源问题本身就包含在场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当谈论自己的解构理论时,德里达又说,痕迹是绝对起源,起源并未消失,它反过来通过痕迹形成,痕迹是“起源的起源”｡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又如对经验的理解｡一方面,德里达宣判,经验属于形而上学,它和在场联系在一起,因而“自恋行为是一般经验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当阐述痕迹思想时,德里达又声称,在痕迹运动中存在着“活的经验”25,换言之,经验也可以在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中起到积极作用｡前一方面的宣判和后一方面的声称,其矛盾又作何解?
鉴于思辨逻辑的上述失洽表现,德里达试图支持的目标仍带有某种形而上学性,其解构理论便有和实践相对立､难以被实践证实的现成性｡
(2)解构主义理论又存在着超越形而上学性｡德里达认为,统治西方思想达两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乃一种强调语音特权的在场形而上学,它通过语音的无阻碍扩散,构筑起一种封闭的､“被听见—说话”的自我在场结构｡语音何以会造成自恋结构､进而引起意义在自我在场中的可疑呢?按德里达,关键原因在于语音代表了意识,而意识无法摆脱带自恋色彩的自明性｡他反复表示,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声音是意识,它贴近思想意义的“直接性”,仍属于形而上学的暗中来源｡解构在场,只有通过解构意识才能实现｡
德里达上述解构工作的对象,也包括视“话语是自我的再现”的“艺术家”26｡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创作谈的不尽可信,可以借助解构理论得到清晰说明｡作家谈论自己某个创作经验时,撇开故弄玄虚因素,他也可能是激动的､兴奋的､真诚的,但他仍难免受制于语音导致的自恋结构｡在揭示在场形而上学这点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颇有价值,它在思辨逻辑上严格自洽,所支持的目标也确乎超越了形而上学,能被实践证实,因而是生成性的｡
(三)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
上述分析表明,文学是生成的,理论则既可能是现成的,也可能是生成的｡鉴于文学在事实上生成着,理论则在价值上应从现成性向生成性改善,文学与理论之间就不存在一对一､静止的切合关系,理论一方的现成化,将难免与文学产生磨擦,导致文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化｡充分考虑到这种不容性,对有效建设一种文学理论很重要｡
具体地说,作为介于文学作品和哲学理论之间的理论形态,文学理论必然存在由浅入深的两种选择:或对某种哲学理论进行借鉴吸取;或通过批判改造某种哲学理论进行相对原创｡就前一种选择而言,如果不充分观察哲学理论中的现成性限度,从而不加分辨地将哲学理论中失洽或强行自洽所导致的形而上学性移植到文学上,便会脱离文学实践,相应地带来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这尤其是当今西方一些批评理论的不足所在｡就后一种选择而言,如果在批判改造哲学理论后相对原创出来的文学理论中出现失洽或强行自洽现象,这一文学理论也仍然具有形而上学性,也会因为无法有效应对文学实践而造成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在这里,实践是最关键的,是它担当着检验文学不容于理论的直接分水岭｡
(四)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
在理论一方从现成性向生成性改善､从而积极超越形而上学后,文学与理论又可以呈现出相互涵容的面貌,有效建设一种文学理论,更需要承认这一点｡从词源考察,在古希腊,“理论”指观察,区别于征服对象来为我所用的那种行动;在拉丁语中,“理论”也指沉思,区别于单纯的知识研究｡27这都表明,理论在本性上并不唯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如果充分重视哲学理论中的生成性限度,让理论的严格自洽性与其目标平等共处,便会回归文学实践,相应地带来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如果在批判和改造哲学理论后相对原创出来的文学理论中严格做到自洽,尊重目标,这一文学理论就会超越形而上学,将有效地应对文学实践,造成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在此,实践同样是最关键的｡ 一种文学理论的无效性在于,回避自己与文学文本的不容性,以为自己与文学天然具有一对一的相容性｡一种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则在于,防范自己与文学文本的不容性,向自己与文学的相容性改善｡这样,是忽视还是正视不容性､是过度还是适度对待相容性,便成为了判断一种文学理论效度的关键｡
(五)四者的关系
当上述四点立场被一起提出来时,我们面临着它们的关系问题:逻辑上,不容性和相容性这两者构成的是相反关系,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呢?
两者的不容性基于理论的现成性､形而上学性,两者的相容性基于理论的生成性､超越形而上学性,于是我们只面临下面两种可能的情形:(1)理论始终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始终不容于文学,或理论始终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因而始终相容于文学;(2)理论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可能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因而既可能不容于文学也可能相容于文学｡我所指出的不容性与相容性,其关系属于这两种情形中的哪种呢?
按前一种情形,有些理论注定生来就是形而上学化的,另一些理论则注定生来就是超越了形而上学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看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这样绝对的｡这是一种在理论上被虚设､在实践中却得不到证明的情形｡一方面,理论冲动总源自对实践生活的某种反应,因而其概括提炼总离不开和实践生活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处于什么程度,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总不同程度地暗暗影响着理论冲动｡另一方面,当理论由冲动逐渐趋向自身完整建构时,它又可能脱离实践生活而形成静止封闭的概括,因而同样可能遮蔽自己和实践生活的关系｡理论来自人,人并不生活于真空,因而没有一种理论是处于绝对真空中的｡
这样,不容性与相容性的关系只能属于后一种情形,就是说,理论既可能因其形而上学现成性而不容于文学,也可能因其对形而上学的生成性超越而相容于文学｡这才是一种理论的常态｡因为理论一经产生便不再属于理论家个人,而成为了人们共同面对的对象,人们对理论的理解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可能是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不容性与相容性在一种理论中的并存可能性,取决于人们理解这种理论时在现实立场上的非单一性｡人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时会始终充满形而上学和超越形而上学的各种可能｡ 确实,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局面:当遇到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又使我们感到还缺乏忽略它的理由,这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它呢?对此需要对理论原创和对理论的吸收运用这两种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分析｡
就理论原创而言,理论家建构一种理论时,主观上自然须努力充分防范可能出现的形而上学成分,他得在理论逻辑上做到严格自洽,使学理上各环节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乐于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别人在实践中正确指出他的理论中存在着形而上学可能时,他不应为自己的理论片面地辩护,相反,正视和改进这种形而上学可能,才是其选择｡
但就对理论的吸收运用而言,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一种理论存在着形而上学可能后,不宜简单否定它,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形而上学成分,对之的判断依据来自不同的人,如果看到其中的形而上学成分就对理论采取直接抛弃态度,那么任何理论都有被抛弃的可能,理论建设本身固然将因此陷入虚无,我们通过理论理解世界的正当权利也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如前所述,一些学者看到理论暴露出来的某些形而上学性质,便对理论痛下针砭,其实,这正好是现成地看待理论的结果,这种看待理论的视野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当我们认为一种理论尽管尚包含形而上学成分､却仍有借鉴价值时,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努力改变理论原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激发出理论超越形而上学､相容于实践的可能性活力｡例如,本体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形而上学并未耗尽本体论的全部内涵,本体论可以向后形而上学意义生成,正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平台上,我们获得了文学本体论建构的合法性理据｡
于是,表面上的矛盾便不再成其为矛盾了,使我们不再驻足于矛盾表象的动力是实践｡在我看来,既有必要充分注意理论可能和实践对立的现成性,也有必要充分正视理论可能和实践统一的生成性｡以此为追求,我们可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不断收获新的东西｡鉴于文学的生成性,文学理论固然得建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基础上,却得注意检验作家的创作谈｡鉴于理论的生成性,文学理论尽管不能流于对文学文本的浮泛随想,而应提升至理论逻辑性层次,却得避免简单套用任何一种现成哲学理论观点｡鉴于文学和理论的不容性,文学理论得严格论证相关哲学理论的确切意义,从学理发展线索中找到其可能不适应文学的形而上学症结｡鉴于文学和理论的相容性,文学理论又得在与相关哲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对话的同时,冷静估计理论的价值,激发出理论仍然可能拥有的人文关怀力量｡
注释:
①徐岱:《批评美学》,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徐岱:《基础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③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④王纪人:《文学:理论与阐释》,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57页｡
⑤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7页｡
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⑧康德:《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
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459页｡
10王元骧:《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见《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11苏宏斌:《文学本体论引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15页｡
1213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4页｡
1415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6—37页｡
16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1718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73页｡
19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6页｡
20莫洛亚:《艺术与生活》,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0页｡
21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22陈染:《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3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24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25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6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27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