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过八十，先后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日报社、煤炭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和工作，耳闻目睹许多事件，接触过许多知名人士。
我的第一位首长崔月犁
1951年初，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组织决定抽调我去北京市委工作，被分配到市委统战部，给副部长崔月犁当机要秘书。
崔月犁出身普通农家，小学读了五年，中医学徒三年。1937年入党，当过八路军军医。他原名张广胤，参加革命后，组织让他去党校学习，改了名字。他说，时值春天，一天傍晚，看到在依稀可见的月光下，农民赶着牛在田里耕地，就取名崔月犁了。以后工作需要，他也姓过李，有过其他名字。大概他喜欢“崔月犁”这个名字，就一直正式沿用了。1942年，他在刘仁领导下，到平津做地下工作。他非常机警，潜伏八年之久，做了大量工作，未被敌人抓捕过。1946年他介绍王光美参加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做叶剑英的翻译。1948年，他领导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动员傅作义起义。建国初，当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非常能干。
上世纪50年代，天安门前每年举行五一、十一游行，彭真是游行总指挥，陪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毛身后是汪东兴，彭身后是崔月犁，从1949年到1965年，年年如此。直到文革开始，彭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崔月犁也进了监狱，这是后话了。
“三反”“五反”运动时，崔月犁兼任北京市“五反”运动总检查长，组织了几十个检查组到被怀疑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检查。我跟随他到一些地方了解情况，发现普遍“摇煤球”，就是让检查对象站在中间，让其他被审查的人在四边把他推来搡去，越摇问题越多，实际上是搞逼供信。我们还发现，各处被检查的家属一片哭声。崔月犁马上向刘仁、彭真汇报，提出：制止“摇煤球”，对家属生活要安置好，要确保孩子能上学。后来，崔月犁又带领北京一百多名干部支援上海搞“五反”运动。我也跟着去了上海。当时，上海资本家在“五反”压力下，跳楼、跳黄浦江的有三四十人，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给我们“五反”工作团作报告，要求“手下留情”。我们在上海没有组织工人斗资本家，而是“背靠背”组织资本家学习班，让他们自己交代。有资本家或其家属哭泣的，崔月犁总让工作组劝他：只要好好交代，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强调不要扩大矛盾。当时“五反”工作团，即“打虎队”，大部分是越左越好。只有崔月犁这样的干部敢说这个话。
1951年搞审干，每个干部都要把自己一生说清楚，何年至何年在何处，做何事。有一个女同志当场就哭起来了。私下一谈才知道，她三十大几才结婚，对自己的男人隐瞒了8岁，担心男方知道了会嫌弃她。崔月犁马上向刘仁汇报，建议调整政策，提出如果不愿意在会上交代的，可以单独向组织交代。这样一来，救了好多人。不然好多人要跳楼。崔月犁说：“我们切不可做任何伤害个人生活的蠢事。”
1957年反右期间，工商联被点名揭发批判的知名人士有三四十人，有人揭发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孙孚凌和李贻赞“反党反社会主义”。崔月犁负责工商界的反右，我把记者写的稿件送崔月犁审阅，他看到孙孚凌和李贻赞等人的名字，说：“他们跟党合作多年，被揭发出来的言论也没有明显的反党内容，就不要见报了吧。”他说：“如果一见报，很多人就会‘跟风’批判他们，就难以挽回了。”他划掉了这两位的姓名。李贻赞原是私营福康牛奶公司老板，他不知道崔月犁曾经保护过他。文革期间我从江西干校回来，还没有分配工作。他一见我就低声问：“崔部长怎么样了？他被关了这么多年，身子骨还顶得住吗？”我心里很感动，那时崔月犁被关在秦城监狱，一些熟悉他的同志都不敢提他的名字，而这位资本家仍然口口声声“崔部长、崔部长”。后来又见面时他还说：“国家要富强起来，还得靠你们这些真党员。”
文革中崔月犁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受尽折磨。为什么？因为要把崔月犁打成特务，他介绍参加革命工作的王光美就成了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内奸。
当时，康生向中央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审讯，让他们缴械投降。”对崔月犁每次审讯三天三夜，隔几天再来个三天三夜。反复问他去没去过东四六条多少号。因为那里曾经是日本特务机关。为把刘仁打成特务，审了他四五个回合；为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审了他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天三夜，共审讯了三个月，打得眼睛肿得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脸才消肿。他戴着手铐整整过了四年两个月。徐子荣、刘仁死在狱中。冯基平坐监狱九年，崔月犁八年，两人一度都神经错乱了。崔月犁“被吃药”吃得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腿不能走路。
文革后，崔月犁做了卫生部部长。他做过军医，喜欢中医，还有一个因素，是他想离“核心政治”远一点。
刘仁给我平反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三条罪名：“恶霸地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改”。我父亲是个文化人。在上海住，教书，也做过布匹生意，不可能有这些罪行。但我那时候说不清道不白。机关开展肃反运动，我成了第一个重点对象。批斗会上，让我交代父亲的“恶霸”罪行，逼问：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丫头？有多少根枪？我说，我家最多的是书，没有别的。最让我伤心的是，责问我“既然家里有钱，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钻入党内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入党是为了实现理想，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还有人揭发我攻击领导。因为我说过崔月犁文化水平不高。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而中间势力必然走向反动。因此，认定我思想复杂，不能留在党内。在肃反五人小组的把持下，开支部会把我“劝退出党”。会后，我给市委领导写信申诉，请崔月犁转交，三个月后就得到平反。市委机关党委书记臧裕生亲自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刘仁同志的意见：“肃反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是搞思想问题。你们对高锴的结论要重新审查。”崔月犁第一个发言，他说：“高锴说我水平不高，我这个人是水平不高，这不能说他攻击我，更不能说他反对领导。”事实是，崔月犁写的东西，常让我看一遍再发。他说：“把把关，看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哈！我抓到你三个错别字！”办公室主任批评我：“你哪像秘书的样子，怎么能这种态度对首长？”崔月犁却说：“我就要他这样子！”开统战会议，他总问我对他的报告有什么意见。有一次我确实说过，他某次报告“水平不高”。他也不生气，还检讨说：“这次准备匆忙了，是没有讲好。”其实他很爱学习。他通读马恩选集，还看过很多文艺小说和“闲书”，晚上还让公务员教他代数，因此思想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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