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一生与这部书形影不离，这部从历史演绎而来的社会传奇引发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考和对受压迫人民的同情与关注。
“造反”的升华
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又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道统、政治、底层民众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毛泽东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梁山好汉们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底层民众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他们内心快意恩仇、翻身做主的渴望。
共产党员与打虎英雄
195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他问一名工作人员：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工作人员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泽东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工作人员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他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
做石秀一样的革命者
毛泽东始终大力提倡干事业的拼命精神。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人物，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命斗争的形象。毛泽东拨开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将其作为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以此熔铸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宋江的调查研究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滸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解决问题。三打祝家庄最终能够胜利，还是得益于宋江最终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
水浒英雄的阶级特点
《水浒传》中有我国自宋元和明初的许多民间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百余种职业行当。但是，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这部巨著中缺乏对农民的描写。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说：“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文/陈思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