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很多人在反思一个问题，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科技强国?曾经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实现科技强国梦?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制度缺陷论、人才短缺论、环境决定论、战略选择论等一系列观点。而笔者认为，科举制度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的重要原因，正是科举制度阻拦了中国的科技强国梦。
科举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制度之一
回顾中国发展历史，能与科技沾上边的除了“四大发明”，还剩下些什么呢?几百年前我们讲“四大发明”，几十年前接着讲“四大发明”，而现在还在讲“四大发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逻辑循环关系?如果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此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问题决定了科技的落后：第一，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以帝制为核心的，不是以民主为核心的；第二，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小农为基础的，不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第三，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是以人的精神封闭为主的。
除上述的制度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造成了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迟缓、没有形成科技强国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文献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观点对科举制度是肯定的，当然一般多的是从人才选拔、人才培育、人才政策的角度上。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内核”是什么?科举制度主要“科举”的又是什么?这种科举方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
空缺自然科学是科举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在隋朝建立，在唐朝完善的。在史学研究中，因为科举制度在隋朝比较短暂，所以一般都以对唐朝的研究为主。从唐朝的科举制度来看，有四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一是把科举制度上升为中央政府的核心制度之一，成为国家制度的主要形式；二是规定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文科和武科两种形式；三是建立了操作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四是全社会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干部选拔制度自然地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并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在唐朝时期，国家在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还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其家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
但是很清楚，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中明显没有自然科学，也就是没有科学技术的地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理科和工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制度理念当中，“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几乎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对于所有的有志之士来说，“能文能武”是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指标，而不是技能和对自然科学的掌握程度。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当中，不论是读书人还是做官的人，不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的人，不论是有爵位的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把习文习武作为人生追求“仕途和地位”时最重要的动力和手段。
问题似乎已经很简单了，因为国家的科举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任何公民都只能依靠“习文习武”才能有前途，才能有地位，才能有金钱，否则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制度机会”。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制度当中没有自然科学，没有科学技术，所以，稍微有智商的人都自然地会把人生的全部精力放在“习文习武”上面，而不会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背驰而行，更不会去搞什么“科技革命”、“科技创新”之类的了。全社会的“智力”都向“文武”方面“投资”，全社会的能人都向这个方向奋斗，人们的智力全部被这个制度吸引和消耗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不能继续得到社会的重视、国家的重视、制度的重视，也是中国没能成为科技强国的真实原因。
可以设想，假设在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中不是文武两科，而是“文科、武科、工科、理科”四科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整个国家的人才自然就会向这四个方向同时“竞争”，而不是只在“文武”两个方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封建社会发展所以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就都能够得到满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发展都能够得到其所需要的人才保证了。遗憾的是，事实正好与设想相反。
科举制度等同于政治制度 科举制度的安排，除去前文提及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原因之外，实际上，这个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用制度保证政府官员的选拔和培养，这是一种政治需要。
当然，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也并非都能去做官，但是，在科举制度的年代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会有很多的经济补助，也会被很多人崇敬，他们是一个地方的荣誉象征。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必然会刺激更多的人涌向“科举”这座独木桥。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的后遗症恐怕仍残留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历史上，科举曾经历过一个很长的改革周期。王安石就曾对科举进行过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一是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二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三是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严格说来，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和我们现在写作论文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和规范是一样的。而后来八股文的坏名声，主要是元朝和明朝的科举规定造成的，规定要求学生要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不能是其他范式。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人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家从这些关于“八股文”的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八股文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没有灵活性和自主空间，学人必须按照这个程式学文章、做文章，这是文章的格式问题；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内容和由此引起的全社会对一个人“水平”的评价标准只剩下纯粹的文章和所谓的“诗词歌赋”、“对联条幅”了。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中的“文科”也不等同于当今人们所说的文科，它不包括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内
容。诗词歌赋和漂亮的文章，固然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仅靠“它们”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吗?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精神产品重在“热闹”有趣，而科技产品重在务实有效。
科举制度的非理性问题
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操作机制和社会影响来看，确实存在非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肯定地说，中国在汉朝已经先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进入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十分不发达，中国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够强大。纵观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汉朝建立了“太初历法”以后，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有序的时代，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结构建设和中国的教育形式建设是紧密相联的，但是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中的教育和宗教的紧密相关的情况又完全不同。这就是说，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文明的差异，审查两者各自的教育形式和发展脉络，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在中国商周时代，当时的教育就已经开始和社会文明中的经济生产及科学技术分离了，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开始与国家政治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的关系开始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创造了“有教无类”和重视礼乐的“齐鲁之学”；另一个重大教育标志事件，就是中国在汉景帝时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联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学。蜀学在与中原文化沟通一致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系统教育文化体系，实际上主要是由“齐鲁之学”和“蜀学”去代表的。某种程度上讲，齐鲁之学代表了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蜀学则代表了长江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
由于皇权政治对科举的过多干预，使得中国的文化结构存在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使得师门关系盛行。这就是说，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与科举的内容互相矛盾，并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从世界自然科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影响作用的，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古希腊文化思想的传播；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伽利略首创的实验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追求理性的精神而过于偏重于“实用”。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举世无双，但是其功能仅仅是为皇家和皇帝预测祸福，而没有人依照记录去探索自然本质，进而去研究天体变化运动的周期性和规律性。追求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天圆地方”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尽管今天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其思想性，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学以致用固然没错，只是单纯的为用而学仍不全面，还应学以求理，只有这样能产生真正的科技。
总之，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倾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多地热衷于从政、治国、平天下，明显缺乏对自然现象和技术的研究和理性追求。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很多发现、发明也就停留在了技术层面，始终上升不到系统理论层面，因此中国也缺少从理论高度论述技术的著作。中国的逻辑学、心理学、控制论、系统论等都很不发达。中国古代的数学水平非常高，但却只重在运用，不重视系统的研究和提升，因此没能延续较高的研究水平，也没能出现如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样的逻辑性和理论层次极高的著作。
科技战略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走过了自己武力扩张和技术促进的历史时代，历史发展到了汉朝，中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经济、技术侵略扩张性的国家了。但是，在汉朝以后，中国保持和延续了自己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强大扩张能量，这也就是“先礼后兵”的国家扩张战略方针，所以，后来的中国反而是“柔弱战胜了刚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也不断延伸、同化了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甚至影响和同化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有些东西进步了，也有些东西退步了，教育导向和自然科学就属于退步领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失误和历史过失，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权治国思路的大转变。隋唐之后，大多数皇帝的治国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以控制为主、以和谐为主，而不是以发展为主、以进步为主、以创新为主。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政府试图用大量的精神产品来操控人民群众，而这就需要提高精神产品的社会地位，需要重视生产精神产品的人才培养和选拔。这样，所谓的科举制度就自然而然地与“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等对接起来了，而它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过去由于某种原因，大谈“四大发明”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在仍然不厌其烦地大讲“四大发明”、就显得太幼稚了。几千年前的“四大发明”与此后的缓慢进程所形成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好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思路和战略开创了中国治国策略的大转变事业。在那个时代，办洋学堂、派留学生、买洋机器、办机械局、使自然科学逐步成为了社会发展转型的主流和方向。随着科举制度的消逝，这些科学的、正确的、务实的、高效的国家战略开始走向中央政府决策的核心位置，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重点彻底改变了。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因素，特别是科举制度，特别是对待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政策因素。为此，我们应该将科技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幅度增加对自然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投资，真正提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同时，在实施科技战略上要特别重视对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我国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增强应对国际和西方国家技术政策变化影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