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定中国当下流行的“五形态说”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来源于苏联教科书）。相应导出一个马克思五阶段论原始面貌和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划分合理性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探源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67-01
一、马克思原著中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初步提出在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所有制形式有如下几种。
一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生活”；“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二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留着奴隶制，但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公民仅仅共同享有支配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利”；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利，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对立、国家对立和阶级对立也都已经出现。三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时代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有狭隘的生产方式——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产生于工场手工业，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其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资本家凭借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对雇佣劳动及其产品进行支配，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的阶段；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并因而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冲突。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将要经历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当时未提出“生产关系”概念）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出现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重新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占有、统一管理，固定分工以及与此相连的阶级对立、城市对立等现象都将会消失，每个人都将会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或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论述
通过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论述原文的系统研究，不少学者提出马克思笔下的社会演进过程东方、西方各成体系。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构想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作为主体思想的西方社会理论和作为补充思想的东方社会理论。所谓西方社会理论，如前所述，是马克思早、中期关于欧洲，特别是关于西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资本主义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面系统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歌达纲领批判》等。所谓东方社会理论，它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主要以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东方世界为背景，特别是以印度、俄国、中国三国为典型，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西方社会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没有大部头著作，其主要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研究印度、俄国和中国的文章、通信以及《资本论》和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中。
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与中国历史研究
令不少中国人颇感失望的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评价事实上很刻薄，甚至带着鄙夷的态度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如下的表述比比皆是：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亚洲社会的这种“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
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史学家郭沫若等人另辟蹊径，能够别开生面。他们抛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抛开“四阶段论”或“三阶段论”，另行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郭沫若把东周（春秋战国）作为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具体春秋时期为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战国时代为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公元前476年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年，由此形成与西欧完全对应的历史演进阶段。作为支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有力依据（之一），并且用来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