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封建中央集权体制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体制模式。长期以来，许多人将它视为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启动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必须注重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例如：“大一统”思维，权威与核心意识的认同，忠君与爱国的对等，若加以改造，就会成为现代化的整合资源。
关键词：封建中央集权体制； 现代化； 整合
中图分类号：Ｋ23 文献标识码：Ａ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模式，通常被冠名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体制”，西方学者则称之为“东方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极权体制”。长期以来，每提及封建集权体制，人们往往认为它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事实上，“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要同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互动”①。而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却有着实现现代化的合理资源。
一“大一统”思维：封建集权体制中重要的现代化整合资源
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体制模式中，“大一统”思想是其本质特征与核心内容，其内涵就是建立一个地域宽广、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统一国家。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加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其统治地位，竭力强化其政治秩序及其政治合法性，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于是，这一理论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并用于指导实践。尽管“大一统”理论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则成为一种凝固力，在反对和制止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② 在“大一统”理论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却拘囚锢蔽在所设定的樊笼中”③。由此而形成的惯性思维，对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可利用资源。
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列强的入侵下而开始的。因此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状况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应该增加一些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④这项内容。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在和平稳定的形势下启动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与现代互动的过程。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不断要求的过程。⑤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政治结构一直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发展延续性，而且从未受到威胁和挑战。这种“大一统”思维一旦受到挑战，必然会使中国人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而产生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愿望异常强烈。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所作的《圣武记》，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他通过描述清康熙帝的业绩，旨在唤醒人们恢复往日的大一统局面。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的心理受到更大的刺激，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呼声更加响亮，惊呼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些强烈反应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下的思维惯性。正是由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赓德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在这点上无法与之相比。”⑥ 所以当面对近代以来的变局，自然就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⑦
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以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为要务的现代化历程中，“大一统”思维无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整合资源，正是这一惯性思维和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统一、独立、富强的内在根源。事实上，依旧现代化理论，传统因素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化的国情所在。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同样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思维，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权威与核心意识”：封建集权体制中的又一现代化整合资源
中国的封建集权政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皇权至上原则。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子以四海为家”，正是这种极权政治的反映。在政治结构方面，君主身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立法者和最高法官于一身，“独断乾纲”。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这种权威与核心意识，在近代中国长期的动荡局面下启动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整合资源。
众所周知，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内生型现代化，有着根本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型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尤其像中国这种从特殊国情中走出来的国家，如果没有权威与核心的领导，要实现现代化，简直是不可能的。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权威与核心意识，却有着广泛的延续性。一旦失去这个权威与核心，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情况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而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他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而导致君主独裁和政治的腐败，但在更多的正常情况下，皇权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象征型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⑧ 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状况足以表明，中国人已丢失了权威与核心，这显然是无助于现代化的。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渐失驾驭能力，权威与核心逐渐丧失，中国已无所谓中心势力。当时著名的报人杨荫杭就认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已弃如弁髦，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⑨ 正是由于在中国失去了这一坚强柱石，军阀混战使得整个社会分崩离析。一些外国观察家也明确指出：“中国在20世纪初的政治上出现了分裂其后却未能实行中央集权。这就使得后来在政治结构上发生的变化无从明确迅速的走向现代化。”⑩由此可见，尽管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在封建社会里是为了加强君主的独断专行，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威与核心的依赖与服从，却成为人们思维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资源被延续下来。一旦权威或者核心丧失，社会就会出现混乱。不要说促成经济的发展，就是维持最起码的安定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三“忠君爱国”意识：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另一现代化整合资源
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君主是最高统治者，政权结构中的中枢，它凝聚着中国古代各种绝对权威的属性，是国家和全社会的主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这种“隆一而治”的政治格局，使“君权至上、差序名分观念深入人心。”(11)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文化，就是忠君。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家、国、是三位一体的。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政治的化身。这种观念事实上已把国家本位与君权至上看成是同一命题。这种“君、家、国三位一体的传统政治观念几乎在国家组织、政权结构、最高统治者之间划了个等号。”(12)而这种政治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的表现为：许多人以忠君为爱国，以爱国为忠君。这种忠君爱国的政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聚合广大臣民的一种力量。而这种聚合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则成为一种整合资源。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而且是无法避免的涉及各个层面的一场社会变革。故而调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广泛参与，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因此，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实现现代化谈何容易！
反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忠君爱国”观念这一传统价值信仰，却有着潜在的现代化整合资源。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已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又受到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严重威胁下，一部分洋务官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企图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强化和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一种运动。但这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发起者所提出的“自强”，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在农民战争打击面前的王朝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它所寻求的也是在外国侵略面前的自我图强。考究“自强”这一双重涵义，我们发现这显然是“忠君爱国”的具体化，是在″忠君爱国″这一观念影响下发动的一场运动．因此从本质上讲，“自强运动”实际上就是“忠君爱国”运动。洋务派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一系列军用民用企业，不仅开始了中国现代化中的民族化和工业化运动，而且在民族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产生了民主化的思想萌芽，这表明洋务派已开始探索西方议院政治的结构模式。尽管洋务运动是一次畸形的现代化运动，其结局也不尽人意，但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毕竟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迈出的这一步，正是在传统的封建集权政治中的“忠君爱国”观念下发起的。他们所倡导的自强观、求富观，则体现了强列的自主意识和乘时奋发的精神。尽管洋务运动的社会动员与参与程度较低，但“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与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13)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封建社会这一“忠君爱国”观念在启动现代化过程中的整合作用。
总之，作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尽管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渐趋落伍，但这种体制的内在机制与社会功能，却有着潜在的现代化整合资源。因此，当我们在评判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之时，似乎也应该存有一种较为理性的眼光，因为它毕竟在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显然是有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的。而这种合理性，恰恰又是中国向现代化道路迈进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因此，当我们在评价这一体制时，给予完全否定是不科学的。
①⑤(13)布莱克：《比较现代化：前言》［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8、１15页。
②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③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④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⑥⑩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93页。
⑦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⑧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
⑨申报［Ｊ］，1920－11－30。
(1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12)刘泽华：《政治学说简明读本》［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