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男权文化为滋生缠足陋习提供了土壤，但缠足习俗的普及推广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诸如审美观念、贵贱标识、求同心理以及母亲对女儿身体的规训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缠足习俗远远超出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一话语所能涵盖的内容，它是一部女性身体社会化的历史记忆。本文试图从女性身体社会化的角度，探讨缠足习俗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小脚美的社会化过程。
关键词：缠足 男权文化 身体社会化
一、男权文化：滋生缠足陋习的土壤
缠足始于何时，总说纷纭，高洪兴在《缠足史》一书中就列举了缠足的十一种起源，而以五代南唐时期的说法较为确切。大多数学者都引用元朝陶宗仪在其《南村缀耕录.缠足》中的记载说明其起源。《采菲录》中也有自窅娘作俑，后世竞效的说法。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缠足从舞台进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世界，并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大多数妇女习俗的呢？西方社会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主体具有臣服性与依附性，是被获得的，是结果和产品。运用福柯权力/身体的模式来说，主体臣服的对象是权力和国家机器，即对于主体而言，社会和历史是建构者与生产者。从表面上看，缠足迎合了男性的审美需求，但审美观不过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持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生活方式当然更宽广深厚[1]。而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即是控制封建社会运行的男权文化，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与定位便掺杂了许许多多男性的社会构想。
然而，男权文化的表现往往相当的隐晦，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常常通过风俗习惯来约束人们行为。比如过去所提倡的“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等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这些在封建社会看似天经地义的行为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最终达到了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一）男女有别
俗语“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2]151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作用来看，对男女加以区别的对待有助于加深他们对自我性别角色的认识，使得女性得以按照社会期望的标准行事，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为了让女性养成顺从的品性就得从小做起，而缠足正好成了这样一种工具。英国社会学家S.德拉梅特指出，性别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一切非生物方面的差异，诸如在衣着、兴趣、态度、行为、才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把‘男子的’和‘女子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这也道出了男女加以区别的对待的原因：使之行为符合社会期望。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社会里父母乐意为自己女儿缠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妇女缠足不仅仅只是使女性区别于男性这么简单，男女有别的实质在于男尊女卑。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男耕女织是主要的社会分工形式。这种社会分工迫使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最终成为男性的附属。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缠足作为一种保持男性优越的社会地位，彰显男性权益的特殊工具便应运而生。哪怕它已违背古人定下的金科玉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可缠足给女性造成的损筋断骨，肤败肉烂，人们却熟视无睹，毫无“不孝”之感，其原因就在与女子是卑贱的，卑贱得根本就不属于《孝经》的范围所指。作为封建社会统治下弱势群体的缠足女性出来自叹命运多舛，别处选择。即便反叛，身为女性也绝不可能寻找到和男性一样的平等、独立与自由。
（二）约束女性
与男尊女卑思想强调男性权益交相辉映的是一系列直接约束女性行动的风俗习惯。缠足当然也是其中一种。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女子是男子的附属品，是男子的私人财产，既然是私人财产，就有必要把她深藏起来。为了确保私人财产的安全，女子自然以娴静为美德。一个女子好动，哪怕是她还是和小女孩，也被视为撒野和没规矩。古书中赞美淑媛贤女的品德时往往说她“十二岁便不出闺门”，缠足恰好能将女子变成礼教规范下的贤淑女子的模样。《女儿经》云：“为甚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清苑歌谣》有言：“裹上脚，裹上脚，大门意外不许你走一匝。”妇女缠足之后，足小艰行，惟有静处深闺，以成内助之实，故缠足乃约束女性之绝好方策。[3]4
因此，缠足在男权社会里，作用巨大。它不仅是一个约束与压迫女性的陋习，而且还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所以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男权文化实际上为缠足习俗的提供了生根发芽的沃土。
二、 小脚美的社会化过程
男权文化是缠足习俗的产生的社会根源，但在它的推广普及过程中还有许多社会因素和历史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小脚美的观念在老百姓中长期传承，乃至清末提倡天足的趋新人士对此也束手无策。
（一）病态的审美观念
我国封建社会是个男权社会，男性病态的审美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缠足习俗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要求女性体现其“阴柔”的一面，比如娇小、柔弱、娴静等等。从男性的视角看缠足的女性走路，容易产生怜爱之心。“中国妇女的小脚不惟使男人的眼光感觉可爱，却是微妙地影响及于妇女的整个风采和步态，使她们的粉臀肥满而向后凸出，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看缠足妇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绳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撩起无限烦愁得心绪。缠足却为中国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4]152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缠足还被一些诗人大肆讴歌，这些病态的审美观念就得到不断地宣传，对缠足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缠足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一旦缠成“三寸金莲”，她就会受到大家对她小脚的赞美，她的光荣，会终生受用不尽。这也就促使女性更易于宁愿忍受缠足的痛苦去迎合男性的审美需求。
“小脚美”并不一定仅仅体现了男权社会的观点。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一旦小脚美观念确立，许多女性会自觉地顺应这样的观念。在缠足女性中认为小脚才美的绝非少数。这是男权意识内化到女性思想的表现。但在特定的时空内，脚的大小恐怕是女性自己在同性社群内争胜的重要因素。根据《采菲录》记载，在一些缠足成风的地区，每到春秋两季的赛脚会，小脚妇女们便会梳洗打扮，群聚市街，以小脚傲视与人。平时引产组而造成的种种痛苦与不便，在此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补偿和心理安慰。
（二）区分贵贱
从缠足的发展过程来看，缠足经历了一个由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的发展。 在明朝时，宫中女子自皇后到宫女都要缠足，而且宫中女子脚上穿着与缠裹法与民间不同，‘别作宫样’。这说明在明朝时，这种希望在缠足上体现出自己身份地位的心理在当时已经很流行。缠足的产生与上层社会的相对闲暇是分不开的，对于下层人们来说把双脚裹起无疑会给劳动带来很大的不便，这样缠足与不缠足就将社会划分为了两个不同的群体。
于是，缠足自然而然地成为高贵的象征，为上层社会所提倡，为普通人们所追捧。《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这进一步说明缠足变成了高贵妇人专有的装饰，而穷人阶层的女子则被永远排斥在缠足人群之外。女子缠足与男子读书一样，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普遍认为，女子小脚是高贵的象征，是素质高的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中，缠足与否、缠足的不同裹法不仅体现出了各个群体不同的身份与地位，而且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分界线。
（三）“上行下效”求同于人的心理
缠足发展到后来成了一种大众行为，无论贵贱竞相模仿。凡能明了时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势力者，类能明了这种制度（即缠足习俗）的何以能持续不衰。我国传统社会中缠足习俗的盛行与现代社会中时尚的流行有着极大地相似性，即两者都存在争相效仿、攀龙附凤、求同于人的心理。由于一种流行的时尚总是表现出其特定的珍贵性，表现出时尚参与者的某种殊荣和优越，它便为众人的效仿创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不加入到时尚的行列，不仅在众人面前显示了自己对新鲜事物的麻木，而且还表现出自己在某些方面明显劣于他人。”[5]422在缠足极为盛行的明朝，缠足成为了身份贵贱的标识，生活在下层的人民争相效仿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区别于他人的心理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缠足的行列。并且，那时三寸金莲也是许多男子择偶的标准。“母亲凡预望其女儿长大成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给士绅之家，便得从小把她的足好好缠起来，这一举动如为做父母的一种先见之明。
风俗习惯的社会控制作用的机制是从众行为，即通常所说的‘随大流 ’，从众行为更是缠足习俗的作用机制，缠足习俗长期存在的心理原因与直接原因。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这种从众性就表现为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行焉”，正是这种作用机制使得缠足的习俗自李煜开始发展到普通百姓竞相效仿，越演越烈，最终造成了天下同风的局面。
（四） 缠足的再生产：母亲对女儿身体的规训
对于缠足这一身体实践而言，母亲在缠足女子早期社会化经验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学理上讲，饱受缠足之苦的母亲在选择为女儿缠足与否上拥有极大的自由性。然而，众多的缠足母亲为什么会一如既往的为自己的女儿选择缠足呢？眼下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利于婚嫁，因为在当时，三寸金莲已经成为男性的一个择偶标准。
自始缠至缠成，做母亲者举止态度变化极大，判若两人，有人总结为“诳诱”、“张迫”、“顺导”三部曲：未缠之时，甘言诳诱，使女孩内心羡慕。等到女孩首肯，第一次缠裹时还是比较松弛，使她不觉太苦，以后便逐渐加紧，此时女孩虽然哭闹，母亲也置之不顾，甚至狱吏对待囚犯。到了女孩年龄既长，受当时社会审美观念影响而竞尚小脚之美，并且此时小脚也近缠成，做母亲的就因势利导，顺水行舟，指导女孩如何纳鞋底、如何绣鞋面、如何缠裹，语深意挚，又是一副慈母的和蔼面目。[6]54也有学者在分析缠足的再生产过程时，将母亲对女儿的身体规训策略归纳为：将身体符号化、操纵、武力与说服。母亲正是利用了其在家庭关系中的对内部事务的合法性权威，综合利用武力、说服与操纵等身体策略完成了对女儿的身体社会化过程。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以缠足女性被害为基调来评价缠足的再生产过程，认为如果我国封建社会中女性有选择的话，她们将不会选择缠足。高彦颐对此持不同意见，她认为从16世纪起，中国女性就已经别无他选，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必定会选择缠足，即便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家庭也趋向于这么做，认为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对女孩而言，缠足，不仅是为了想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可欲性，还是自尊的一种具体体现。
三、结语
缠足习俗已渐行渐远，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存在于旧时女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任何不负责任的置身事外的责难与简单地贴标签，对于缠足风俗与缠足女性都是不公平的。男权文化为滋生缠足陋习提供了土壤，但缠足习俗的普及推广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缠足习俗远远超出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这一话语所能涵盖的内容，它是一部女性身体社会化的历史记忆。（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兴梅.小脚美丑与男权女权[J].读书，1999，10.
[2]林语堂.吾国吾民[M].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1988.
[3]姚灵犀.采菲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1998.
[4]林语堂.吾国吾民[M].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1988.
[5]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高洪兴.缠足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