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代表。从先秦开始，中国画的人物画由无意识的萌芽图案状态发展到日臻成熟的完美绘画艺术，至隋唐五代山水、花鸟画也由以往作为背景的配角地位展示到前台从而各自独立成科，与人物画一起共同酿造着传统绘画的醇厚文化。绘画艺术本身承载包容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观念及地域差异诸因素。中国画是传统文化的符号，其起始间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代人文观念。伴随着历史的复杂多变，绘画艺术也具有了时代复杂性，不同时期的氛围差异影响着绘画艺术在功能、审美趣味、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各有千秋。
本土因素
政治经济因素。政治经济状况影响着社会一切的发展，绘画艺术也不例外，每个历史时期都受到政治经济的指导和制约。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时期，秦汉在政治上逐步巩固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并要求有为之服务的艺术形式，绘画艺术作为视觉艺术正好适应了这一政治要求。这一时期的绘画集中体现在宫殿衙署、墓室内外的壁画上，以及画像石和画像砖上面。汉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汉武帝时黄老学说盛行，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希望死后可升入天国，继续享受生前的生活，那么墓室装陈成了最好的辅助手段，其中墓室壁画则能更充分地营造出环境。秦汉时期建筑上的壁画随着建筑的损毁已荡然无存，而墓室壁画就成了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主要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展示的文化特质之全面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汉代以来绘画以图示宣教功能为主体，并随着国家一统体制的消亡而衍变。在整个社会规范处于无规则、无规定、矩无常度的波动之中，唯有“九品正制”的选人之举成为此时期与人生关系最大的诸因素中唯一恒常不废之制，并且很快成了一种社会认可的对人的品格判断的时代审美准绳。“竹林七贤”、“二王”、“三谢”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秀骨清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的表现准则。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图》都以文学作品为题材，无论作品的人物造型还是衣纹勾线都堪称为后世的楷模表率。其创作目的在于对女子德行的劝箴或对古代有仁智的列女的称颂，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规范。魏晋时期绘画艺术一片灿烂之时，还要注意到玄学思想之于绘画艺术的融入，它与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的形貌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学艺术都创出了大唐意韵的经典：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和张萱的丰满肥腴的仕女，作品的人物丰茂、柔丽色彩已改六朝的“秀骨清像”，远在新疆的丝绸之路也考古发掘出唐代的仕女壁画，并可从张萱等人的作品中得以印证。大唐的经济发展使得统治者追求一种与其太平盛世、物华天宝相匹配的新审美样式，此标准一出，举世皆争相效仿之，绘画之新观念遂立。
五代两宋的统治者皆好文墨书画，相继成立画院画学，招纳绘事高手为之服务。南唐董源、顾闳中，西蜀黄筌父子，两宋郭熙、张择端、李唐、刘松年，他们食俸禄，依旨而绘。顾闳中受命调查韩熙载而作《夜宴图》，张择端颂德昭示太平而绘制《清明上河图》。宋时异族入侵为振气节而制《采薇图》、《中兴四将》，借助历史人物以唤醒统治者，振奋民情，保卫国家。元明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加强了对绘画艺术的控制，使这一时期以人物为题材的作品锐减，仅有少数肖像画，大不如宋以前，然山水花鸟画则在人物画势微之际大放异彩，山水画在元四家之时达到顶峰。
文化思想因素。中国画包容的文化因素，既有民族的，也有外来的。儒家思想经百家争鸣，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纲领，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步被拥立到正统地位。统治者就以儒家的基本思想去界定，作为绘画艺术的尺度标准。中国画的发展与道家思想也有着密切关联，儒、道思想始终相互交错，掺糅在中国画的艺术观念中，两大传统思想体系辩证的观点充分反映在绘画艺术之中，道家哲学思想在长期的绘画演变中起着重要的内在作用。汉初以来黄老学说十分流行，并且在民间的传播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汉石刻、画像石、画像砖等艺术品所反映出的浑朴自然、有法无法，渗透着道家辩证思想。道家立学的“正始之音”正好符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使得魏晋时期的社会弥漫着老庄的无为清淡之说，在绘画上要求“神”“骨”“气”“韵”，谢赫对此有完备的“六法论”以总述，“六法论”言简意赅，却具有完备的体系和严谨的结构，在一代清淡玄风造成的理性色彩下形成了魏晋的艺术趋向。唐代三教合流，李白、王维、吴道子皆好道，画论著述中也多有提用：“映阴阳陶蒸，万象错步，玄化之言，神上独连……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这些都源于老庄哲学。宋元好道更甚，范宽、郭熙、武宗元、李公麟、米芾皆如是，从《朝元仙杖图》等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元代的永乐宫壁画更是道教影响下的绘画艺术。一即道，画即是道的体现，近代齐白石、黄宾虹等艺术家的艺术也闪耀着道家哲学思想的光辉。
专门的画工和非画工的士大夫画家早在汉代时就已出现。画工地位低下，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创作“明戒鉴，忠孝义”以及神灵鬼怪的题材，他们是汉代绘画艺术的主要创作者。士大夫画家有着高深的文化修养和对绘画艺术的独到禀赋，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卫协等，他们缺少的是匠作似的训练和技艺，他们对文化的广泛接触，具备特别的机敏与深刻见解，因此他们对画工们的匠技是轻视的，对自身的灵性是自负的，他们势必会以自己的特长去改造固有的绘画原则。宋代绘画体系完备，宣和画院兴盛，标志此时的画院与前代有所不同，是画院体制演变到一个更完善的高级阶段。此时的宫廷绘画更有别于前代，属于更成熟完美的历史形态，并且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风格流派。与院体画家相对立的文人画在苏轼和文同地倡导下也开始出现并渐成雏形。文人画不同于院体画和民间画，它倡导“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文人画家鄙视别类画家，“自古善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佳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元明以后，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坛上的主流，而院体画已不能与之比肩。明董其昌借禅之南北二宗，亦把山水画也论为南北二宗，借此以推崇文人画的南宗山水为风气，其过于讲究笔墨而使之成为明末门户标榜之陋习，至“四王”时则已成泥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花鸟画在明徐渭的变革下，形成今之写意花鸟的形式，后经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继承发扬。中国画今天又面临着新文化因素，是守住底线，拉开中西距离，还是放弃笔墨合中西为一体，回归传统或是走向民众。
外来因素
早在汉代，中国就开通了与西域、欧洲的贸易往来，大量的丝绸瓷器和汉文化输出到国外，同时亦带回异域的文化艺术，其中佛教艺术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最明显。佛教艺术在与汉文化的传播交往中，不断地被汉文化同化改造，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艺术。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在中土未找到其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依附于道家。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反映出了这段时期佛教艺术的发展，内容多为佛教苦修行的本生故事。唐代儒释道此消彼长，使佛教艺术更趋向世俗化，人物形象多取之于生活，“周家样”的水月观音为当时雕塑家争相效仿。莫高窟畔47％的唐壁画比之魏晋时期内容多为经变故事，线条流畅遒美，色泽淡雅明洁，显示出唐代高超的人物画水平。这些佛教壁画作品对后世文化产生了具有代表性和世界性的影响。
在外来文化中，基督文化是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自明以来，航海业的发展，地理的大发现，使文化交流均得到加强。公元1601年，利玛窦开始在北京传教，历经明清两朝，并在相互交流中冲突不断，几经遭禁，由此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伦理道德上的差异。西方的绘画艺术就是在基督教的传播中引入中国的，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把西方绘画的明暗透视关系糅进中国画中，并有焦秉真、冷枚、徐扬等受其影响，补充了中国画的发展。
就地域而言，交通发达的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远远发达于边远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绘画艺术也伴随着经济的差距而发展着。扬州的盐商滋养出扬州八怪的绘画，上海则造就出胡公寿、任伯年、吴昌硕等绘画大师。客观上的因素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古代的绘画艺术市场都在中心城镇而罕在山野小镇。
总体来说，中国画不论在任何时期，不论任何风格，只要社会在发展、文化在发展，中国画就会发展。这是绘画艺术的属性，它必然在社会的各因素制约下融合并发展着，在社会包容、塑造、丰富它的同时，它也在包容、塑造、丰富着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1.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１年版，第21页。
2.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李德仁：《道与书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4.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作者为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