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周永年；儒藏说；藏书家；图书馆学思想
摘要：清代名士周永年是著名的藏书家，终生与书为伴，他突破封建藏书陋习，建“借书园”，创新和丰富儒藏学说体系，由先正而励后，不仅是图林先驱，更是后学津逮，其思想和行为闪烁的智慧光芒当为后世所敬仰。
中图分类号：G25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0-0138-03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衰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学术走向全面梳理和总结的时期，然于中国图书馆事业而言，却是一个破旧出新、新见迭出的时代。延续千年、亘古未变的古代藏书事业到了清代空前繁荣，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公私藏书皆盛。据著名藏书研究学者范凤书统计[1]，仅私家藏书而言，清朝有文献可考姓名者达2，082人，超过历代藏书家的总和。二是出现了集中总结历代藏书经验并升华为理论的专著，如《藏书纪要》《藏书纪事诗》《书林清话》。三是藏书数量多、种类全、分布广，居历代之冠，并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了版本目录学。四是公开藏书思想体系的提出和建立。沿袭宋元遗风，士林学子相互传抄，参访彼此，封建藏书楼由破而立、由闭而开已是历史所趋。因应这股潮流，泉城名士周永年明确提出了使藏书“天下万世共读之”[2]的主张，其思想集中表现为《儒藏说》，其行动则表现为创办“借书园”“招致来学”以及一生为之奋斗的藏书、刻书系列活动中。周先生于封建社会秘不示人的藏书陋习中创开时代风气之先，发时人之所畏发，践前人之所未做，其思想和行为闪烁的智慧光芒足以津逮、启迪后辈图书馆学人。
1由寒士到进士
周永年（1730—1791），济南历城人，曾筑书庐林汲山侧，因号林汲山人。其父周堂本为国学生，后为养家糊口，遂弃学从商，但始终不忘求学的夙愿，父辈未竟的理想寄托在了年少的永年身上，因此其父为周永年取字“书昌”，意即希望永年学业有成，光耀门庭，然“书昌”二字似乎也预示着周永年一生与书不解的因缘。据《历城县志正续合编》记载，“周永年……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3]。据史载，少年时代的周永年即“笃嗜内典，……庋置所居小楼几半”[4]，随意一卷，皆能口目成诵。他年龄稍长后拜师于同城进士申士秀门下，故其学问文章根基深厚，年二十五岁左右，受业于泺源书院。周永年曾听沈起元课上讲授《周易》，课毕回家后他就把家中的几十种《易》注全部通读了一遍，并能对人侃侃而谈。时任山长沈起元于《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序》（水西书屋系周永年中进士前藏书屋名，周永年曾为该书屋做藏书目录）中言到：“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百无嗜好，独嗜书……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窥其意，将尽致古今载籍，……是岂惟齐鲁之杰。”[5]乾隆三十六年（1771），周永年得中进士，其功成名就是与其多年的求学奋进和藏书积累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周永年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以及学藏并举的精神，才使其学问日益精进，其精心规划购置的藏书事业也由“水西书屋”发展壮大而成“借书园”。
2由书屋到书园
多年的求学生涯和购书、藏书的辛苦使周永年亲身体味到寒窗苦读的艰难岁月，多少有志学子曾怀宏图大愿却因囊贫如洗而于学业遗憾终生，有感于此中况味，他决定为有志学子、青年才俊提供一片免费的精神家园，这就是“借书园”。“借书园”表明了其办园宗旨：此间藏书要向来访者声明，藏书主人愿与人共享他所有藏书。单凭此点，周永年的认识已经远超历代的藏书家。他还为其历经十数年苦心集聚的五万余卷藏书编制了《借书园藏书目》，通过自身精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把珍贵的藏书资源变闲置为共享，变散乱为有序。
历来书家都重视收藏，却多忽视流通。周永年认为，收藏与流通本为一体，不能割裂，其于《贷园丛书初集·序》中说：“忆君（李文藻）有言曰：‘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虽为李氏之语，笃定践行者实为周永年。桂馥曾叙述：“约余（桂馥）买田，筑借书园……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6]“……寒士则供其食饮。极寒者并量给束脩，免其内顾之忧”[7]]。其人文展现不用说在古代封建社会，就是于今天的西方图书馆界也是几无难以达至。章学诚就“借书园”与“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等诸藏书楼比较后指出，“其智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书昌相去当何如耶”[8]。
3由儒藏到四库
明万历年间，孙羽侯提出以《十三经注》为基础编纂儒藏，孙羽侯实为倡修儒藏第一人。后来，曹学佺针对佛、道二氏之藏，提出以四库为基，因类分辑，建立儒藏的学说，可惜未就。周永年在继承曹氏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细化了儒藏说，称其为“艺林中第一要事”[9]，比之孙、曹的学说，周永年的儒藏说更系统，更富操作性。
3.1变私藏为公藏的思想
沈旺：图林先驱 后学津逮图书作为学术文化的载体，收藏与利用、禁绝或流通似乎是所有书籍面临的命运抉择。青少年时即开始收藏典籍的周永年心怀“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畅想，同时也对中国古代自汉朝以来“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10]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其原因在于“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11＼]“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12＼]。曹学佺因个人见识和历史时代所限没能提出具体的儒藏建设方案，未做进一步的论证支撑，曹氏儒藏说仅是个设想，却给了周永年很大的启发，并加以丰富和发展。他认为，儒藏不能囿于一方之隅，要变一人收藏为联合收藏，变私人收藏为公众收藏，“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终胜于一家之藏”＼[13＼]；要分而藏之，“惟分布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剎……斯为上策”＼[14＼]。周永年认为，只有书藏得法，才能永存，变私藏为公藏当为总法。
3.2图书馆以及文献学思想
3.2.1共读、共用思想。周永年提出，建儒藏是使天下人读天下书，这就使古代的文化典籍具有了公益性、开放性，使天下资源为天下人所共享。这与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之“书是为了用的”＼[15＼]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比之早了近一个半世纪。周永年还首倡导读思想，“宜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列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16＼]。
3.2.2重视复本和目录。关于复本，周永年说：“孔氏之子孙领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于他处。……即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斯为上策”＼[17＼]。关于目录，他指出“考历代《艺文》，录存而书亡者多矣”＼[18＼]。针对难得之书，他主张“祈借出，……每人抄二三本，……以广其传，……活板摹印……则更妙矣”＼[19＼]。书目是伴随周永年藏书事业始终的，仅其征修《四库全书》前后就曾编制过《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借书园目录》《借书园藏书目》。其儒藏说中，目录学思想体现得更为集中：一为知晓典籍，“……录存而书亡者多矣”。二为促进典籍传播和流通，“书目可以互相传抄。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20＼]。三为传播儒藏思想，“今且广搜秘籍以订例目，逢人说向以俟机缘”＼[21＼]，“目下先聚书籍，订目录，以待方来”＼[22＼]。四为儒藏建设进行购书，“目下宜先聚书籍，……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23＼]。
周永年儒藏思想集中反映了乾嘉考据学派的文献需求和愿望，为时推许。郭伯恭在《四库全书纂修考》中言“士林以倡导之，归诸永年”。尽管有学者认为周永年倡修儒藏说对撰修《四库全书》的意义被人为拔高了＼[24＼]，但从《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选编的态度、步骤来看，不能排除《四库全书》的编纂完全未受周永年儒藏说思想的影响。乾隆四十年（1775），周永年入四库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其间，周永年“目尽九千巨册，……丹铅标识，摘抉编摩”＼[25＼]“欲行其平日之见，尽表遗籍”＼[26＼]。据“四库学”专家陈垣考证，四库释家典籍中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错误极少，也出自周永年之笔。周永年治学严谨的态度和对“四库”工程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四库分工中，周永年负责“子部”，史学家李慈铭于《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中说，“书昌于子部，盖极毕生之力，故子部综录独富”。
4由藏书到刻书
早在学生时代，周永年藏书已小有名气，至与桂馥约定创议建“借书园”时，藏书已“凡积五万卷”[27]。周永年中进士后，亦不忘采集典籍，好友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了他们逛书肆的情景：“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周永年亦好于书肆中读书，并善于采纳他人建议，一书店老板曾劝其读宋代魏鹤山的《古今考》，周永年亦言听而读。与章学诚、丁杰、邵晋涵等相交时，“借书园”也随之搬至了北京，而且藏书规模进一步扩大。章学诚于《周书昌别传》中说周永年藏书“积卷殆近十万”，而且其藏书由私到公、由小见大的发展过程，“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周永年对藏书事业倾尽了毕生的心血，其交友、为学、为官等无不与书有关。言交友，他劝桂馥“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愿君三思”，桂馥终成一代大家。与李文藻言说儒藏思想，曾寄李文藻一部极有价值的《说文解字》，亦曾合作刻印《贷园丛书初集》，合作重修《历城县志》，当此志书既成后，“书视原本不啻倍之”。周永年请章学诚为其书目作序，为己立传。职任四库馆编修时，经由邵晋涵借得元代张养浩的《归田类稿》，缮抄一部珍藏。言为学，他集子部之长，倾毕生所学，然依周永年所言，其更善于佛典之学，曾言“吾于儒书，未敢自信。至于释氏之学，号得道高僧，未肯让也”。言为官，其曾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助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不畏挑拣任务繁重，“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而且“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当乾隆帝问其家藏时，“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周永年曾贷款编印了一本《时艺类编》，及至书成，却因不合时宜而遭应试举子们的嫌弃，其意本在以刻书来供其藏书，不承想却是血本无归。
5由“先正”而励后
《先正读书诀》是周永年于“帖括之学兴，而学术失，而治术亦失”的背景下，为后生晚学提供的一剂良药，通篇围绕读、学二字进行摘编，通过先辈们提倡的为学次第之规、提要钩玄之功等要诀劝勉学子实现由博返约，成为专才。该书也是周永年儒藏思想同条共贯之延续和发展。儒藏之说表面看其意在“藏”，实则是为了“用”，由此亦可知，儒藏说的核心在“公”和“读”，然若读之无法，不如不读。正因如此，周永年预见了儒藏成立后的问题，在其看来，读书得法当为第一学问，其于“儒藏说”结尾有言：“先正读书遗矩，……宜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
6结语
“勤学而不为名，心公而无私于利，粹然古之醇儒”。周永年之一生，生活困苦在生前，学术辉煌在身后，其创建的“借书园”及藏书思想，实开中国一代学术发展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萌芽与发展。其校勘《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早已引起图书馆学界、目录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和研究。总之，周永年对中国图书思想史和学术发展史的贡献是后辈学人永远取之不尽的资源和财富。
参考文献：
[1]清代私家藏书[EB/OL].http：///newgtkj/tssc/csmj/201204/t20120409_61146.htm.
[2][7]][9][10]＼[11＼]＼[16＼]周永年.松邻丛书甲编儒藏说[M].仁和吴氏双照楼1918年刊本.
[3] 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卷二十二艺文[M].民国刊本.
[4]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卷五二杂缀二轶事二[M].民国刊本.
[5] 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卷二十二艺文[M].民国刊本.
[6]桂馥.晚学集周先生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03.
[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周书昌别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81.
周永年.松邻丛书甲编儒
藏条约三则[M].仁和吴氏双照楼1918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