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林童话在我国有近百年的汉译史。魏以新译本与杨武能译本是《格林童话全集》汉译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杰出译本。本文先以译林版的杨译为例，首先阐述译者的译学思想同格林童话人类价值与意义的相得益彰；再从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切入，说明日耳曼语学者及翻译家魏以新与杨武能最原初的身份就是一名格林童话的“读者”，进而得出重译格林童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通过魏译本与杨译本的比照来演绎两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再次阐明接受美学中的“水平接受”、“垂直接受”等因素对译者的制约，从而让我们面对不同的译本能进行正确的赏析。
关键词：格林童话全集；汉译；接受美学；翻译策略
一《格林童话全集》杨译本中的译学思想
囿于资料的匮乏，要谈魏以新的格林童话译介思想，不如谈杨武能与格林童话译介来得容易。“在中国封建社会，小说历来受封建文人的轻视，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更谈不上翻译小说了。”①这句话搁到格林童话汉译上可改为：儿童文学以及翻译在中国的地位历来是受人轻视，要谈儿童文学翻译更是可想而知的了。囿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儿童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儿童文学现实状况，杨武能为什么还要去译介格林童话呢？
1805年2月13日，歌德在为《阿雷曼诗歌》的书评中写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把其他民族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乃是迈向文明的主要的一步……”杨武能评价说：“歌德对于翻译的作用和意义的这个评价，可谓再崇高不过，然而却完全符合实际。”②杨武能面对的是格林童话，是“孩子们的圣经”，是“创造一个奇迹”、“令人惊叹，令人深思”的德国民间文化的璀璨明珠！把这样一部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儿童，起着让中国儿童向着文明迈开主要一步的作用。
杨武能在与许均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有一条偷懒的经验，即只译自己喜欢的或正在研究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与自己的气质和文风相近的作品。格林兄弟说不上是他一直在研究的作家，格林童话也谈不上是与其气质和文风相近的作品，但格林兄弟的学术气质、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执著的态度，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让杨武能钦佩不已。而格林童话本身所体现并证明的“精神的不朽，心智劳动的巨大价值”让杨武能在从事完翻译工作过后，跟“郭沫若前辈当年译完《浮士德》时一样，也自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翻译家应该是学者的翻译原则，是杨武能的另外一个译学思想。译者要对文本做到全面把握和充分接受，这不仅指要理解原著的“表层意义”，还指应研究作者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研究其民族文化传统等等，这样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因此，“翻译家又同时必须是研究者。不预先进行研究就从事翻译，特别是翻译杰作名著，多半是不可能成功的。”③这不仅是杨武能本人在翻译实践当中的心得与技巧，也是对后来者难得的忠告与建议。
在杨武能看来，做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光是研究者、学者还不够，还必须同时是作家。文学翻译家不只需要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还必须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敏感，必须具备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翻译家与作家不分离，这条原则在《格林童话全集》杨译本中也有透彻的体现，在完成格林童话200多个故事的译作工作后，翻译家心中的作家意识顿时苏醒，“心中的激动、兴奋难以抑制，竟至吟成了一首代替译序的诗。”④
杨武能为自己的译著写过无数的引言和译序，唯独给格林童话写下了这首名为《永远的温馨》的诗作为译序，足见杨武能对格林童话心存的感动与挚爱、对格林童话的人类价值与意义的深切感悟，以及对自己译介格林童话这份“工作”的欣喜与肯定。他说：“作为一个前半生以文学翻译为自己主要志趣和事业的人，作为一个在当今中国并不真正受人尊重的运送精神文化产品的‘苦力’，面对这部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格林童话全集》，也可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通过它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联系，给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带去了温馨，带去了欢乐，带去了美好奇丽的童梦……”⑤
1993年，杨武能的这套充满“诗意”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部全新版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
二重译格林童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格林童话早期汉译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其代表有周桂笙译本、《时谐》译本、孙毓修《童话》丛书中的格林童话故事译文、王少明译本、赵景深译本等。它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反映着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人文背景，透露出译者的自身文化素养、不同的译学思想等。比如，孙毓修和茅盾都有在所编译的童话故事结尾赘上教训的尾巴的习惯，在表现意译、译述、误译、漏译、删节、增节、改译等方面，要算《时谐》译本是最好的例子，而且通篇采用文言文，又再让它成为一个不顾阅读对象，聱牙诘屈的反面例子。
再说翻译中的“信、达、雅”，首当其冲的是要求译文的“信”。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著。但根据史料推测，撇开王少明译本，早期中译本应该基本是依据英文版本来进行编译的，甚而某些译本的版本来源语焉不详。很多有名的文人及翻译家对这个转译现象是极力不赞同的，毕竟“任何转译，无论是从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还是俄文的转译，都有一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重译隔了一重手，在概念上和文章风格上自难与原作百分之百的吻合。’（许广平：《鲁迅与翻译》）翻译本身已经无法避免地使读者与原作隔了一层，而从他国文字译本转译，则又隔了一层，这就等于给读者设置起两重难以逾越的壁障”⑥。
1934年，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因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这不仅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第一次由日耳曼语言学者翻译的格林童话，也是第一次依托德文全集版本翻译出的格林童话中译故事。
从周桂笙翻译的第一个格林童话故事到魏以新里程碑式的中译本，短短30年间，勤勉的中国翻译家们让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顶峰，格林童话的译介活动似乎就该尘埃落定了。这实际牵涉到译坛中的“重译”问题。对这个问题，学者专家们各抒己见，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笔者在这里则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简明扼要说明格林童话重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接受美学提出了有名的“读者中心论”，认为“读者是作品的直接承受者，作品意象与表现形式有赖于读者完成，读者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 从而确立了读者的本体地位。围绕读者中心论，接受美学的“接受状态与方式”，即“垂直接受”与“水平接受”值得一提。垂直接受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评价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及其变化”⑧。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同一个文本肯定有着不同的解读。而“水平接受”则指同一时代的人们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接受状况。
其实，在接受美学诞生之前，我们的文学家、文论家就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接受美学”理论。鲁迅先生当年评论《红楼梦》时曾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而“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名哈姆雷特”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因此，不管格林童话的中译者持什么样的身份，是翻译家也好，是优秀的日耳曼语学者也罢，实则他们最原初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格林童话原文本的“读者”，而且还是一个“特殊”的读者！
因为他们肩负着一般读者所不需承担的责任，即要用他们的言说方式（翻译策略），将《格林童话》介绍（翻译）给与他们讲同一母语的普通读者群。而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或那样的言说方式，按翻译策略来看，即他们是采用了归化手法抑或是异化手法等等，不仅与他们是《格林童话》原文本的“读者”身份息息相关，而且，从接受美学“垂直接受”与“水平接受”出发，还受到制约他们翻译策略的种种因素影响。不同的时代背景、审美情趣、欣赏习惯、不同的赞助人机制、“特殊读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素养、不同的接受程度等等都会使不同的格林童话译者呈现给人们风格迥异的格林童话译本。
因此，每个时代拥有适合时代气息、符合时代节拍的优秀译本是必要的，而每个时代出现了合适的优秀的译者就让这个必要性成为了可能！
三魏以新译本与杨武能译本
综观格林童话汉译史，魏以新译本与杨武能译本分别演绎着格林童话在建国前、建国后的翻译水准，格林童话“特殊读者们”的接受状况。魏以新翻译格林童话的年代是1930年代，杨武能翻译的年代是1990年代，两者差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无论是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期待和理解，还是它们译者的具体情况，都有着天壤之别，无法比肩而论。作为《格林童话》“特殊读者”的两位译者魏以新与杨武能，因为两者迥然相异的历史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继而是个人因素，使两个译者的格林童话译本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特征，同时也体现着两位优秀译者不同的翻译原则与思想。
郭延礼曾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期（1895-1906）的一个特点是“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的翻译方式”⑨。这个特点也非常符合我国格林童话汉译初期的重要特征。但与格林童话早期译本相反，魏以新译本突出的特色却是“信”和“直译”。他在来自格林童话故事原著国的语言学家奥特默（Othmer）教授的帮忙下，真正做到了“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⑩，达到了格林童话早期译者无法做到的“信”和“直译”。“上层的潮流是古文，下层的潮流是随时由老百姓提出他的活的语言，作活的文学” ，魏以新译本还以其“老百姓活的语言”传达了童话的语言特质与风格，就像1928年，《文学周报》称赞封熙乡的新书，“现在有了这本译集，儿童们一定要喜得拍手蹈脚，因为，他的叙述是那样有趣动听”，魏以新译本绝对也应享此殊誉。
杰出的日耳曼语学者、文学翻译家杨武能的译本流畅通晓，语言生动、传神，充满了童趣，体现了儿童文学的特色；同时也保留了民间文学的很多特质，如简洁反复的语言、个性化的对话、儿童歌谣式的排列句等等。在格林童话翻译中，杨武能应当是以翻译家企望的“最高境界，即要努力使得翻译等同于原著，结果就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要等同于另一个价值”来要求自己的。
格林童话中存在的异质文化差异、不同的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社会背景等翻译难点，魏以新坚守“信”，采用“直译”的手法，并借助加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杨武能的译本通篇很难找到一两处注释，他都采用完全的直译。
比如《狼和七只小山羊》，老山羊用剪刀剪开狼的肚子，先前被狼吞进肚子的六只小羊，一个接一个地跳了出来，都没有受伤。这时候，“它们抱着亲爱的母亲接吻，喜得手舞脚跳，好像正结婚的裁缝一样。”为什么要比喻成结婚的裁缝，魏以新在此处加了注释
“裁缝：德国俗语说，裁缝身体很轻，容易跳跃”，杨武能译本中，则直接照原文译出，“小家伙们拥抱了自己的妈妈，欢蹦乱跳得像个当新郎的裁缝” ，没有加任何解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翻译实践中，有韦努蒂奉行的“异化”原则，奈达讲究的“归化”原则，钱钟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欧化”与“汉化”。在格林童话翻译中，凡是遇着上述“异质文化”，杨武能要么采取上面例子当中的做法，“去到外国作家那里，适应他的生活状态、言语方式和其他特殊习惯”，把它直译出来，译文多少带着点“异味”；要么更多时候还是“要求把外国的作家接到咱们这儿来，使我们能够视他为自己人。”，把它们“意译”出来。
例如，第7个故事《好买卖》的原文开头是这样的：
Ein Bauer， der hatte seine Kuh auf den Markt getrieben und für sieben Taler verkauft. Auf dem Heimweg mu?te er an einem Teich vorbei， und da h?rte er schon von weitem， wie die Fr?sche riefen >>ak， ak， ak， ak<<.>>Ja<<， sprach er für sich， >>die schreien auch ins Haberfeld hinein: sieben sind′s， die ich gel?st habe， keine acht.<< Als er zu dem Wasser herankam， rief er ihnen zu:>>Dummes Vieh， das ihr seid! Wi?t ihr′s nicht besser? Sieben Taler sind′s und keine acht.<< Die Frosche blieben aber bei ihrem >>ak， ak， ak， ak<<
［魏以新译］一个农夫把他的母牛赶到集市上，卖了七个塔勒。他回家的时候从一个池塘旁边走过，老远就听见青蛙叫：“阿克，阿克，阿克，阿克。”他自言自语地说：“是的，它们叫的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卖的钱是七，不是八。”他去到池塘旁边，向它们叫道：“蠢畜生，原来是你们！难得你们不晓得吗？那是七个塔勒，不是八个。”青蛙还是叫道：“阿克，阿克，阿克，阿克。”
［杨武能译］一个农民把他的一头母牛赶上集市，卖了七个银元。回家的路上，他得经过一片池塘。大老远就听见青蛙们叫：“呱呱呱呱”“嗨，真是胡扯蛋。”他自言自语，“我卖的是七个银元，不是八八八八！”走到了池塘边上，他便冲青蛙喊：“你们这些蠢货！未必我还没你们清楚？是七个银元，不是八个。”青蛙却仍旧叫：“呱，呱，呱，呱。”
魏以新在译文中，把蛙鸣声“ak”直接音译作“阿克”，并对他译的这个“阿克”做了注释，说“近似德文‘八’字音”，也就是“ak”这个音与德文“acht”（八）的发音接近。而杨武能直接将原文中的“ak”做了“意译”，采取了归化原则，按照中国人习惯的青蛙叫声“呱”的发音，而且与我们的数字“八”压了韵。整个故事开头读起来，显得节奏感强，趣味横生。
两个译本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两个译本体现出的翻译原则与思想，我们可以粗略总结为：从语言的形式上看，魏以新的译笔主要采用了“直译”，而杨武能则更多的是“意译”，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两人的译本都倾向于“归化”原则。比如魏以新通过加注，让德国的习俗、文化接近中国的普通读者。而杨武能的追求似乎是完整保持和再现原著的情致风格，达到使译本对原作“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的“化境”。
魏以新与杨武能身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的人文修养、文化背景因素不同，对两人的译本，我们也按照现代的审美情趣与阅读习惯来赏析，因此，关于两人的译本，“与其说它受到译者翻译水平的局限，还不如说它更多地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的制约更符合实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正确认识并欣赏两个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杰出译本。
魏以新凭着他的“能力、执着、勤奋与坚忍不拔的毅力”加快了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格林童话汉译史上竖起了第一道丰碑；杨武能则凭着他对格林童话价值与意义的认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为格林童话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①⑥王秉钦、王颉：《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第140页，第78页。
②③④⑤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20页，第286页，第113页，第115页，第325页。
⑦⑧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第278页。
⑨⑩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57～58页，第34页。
谢天振 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页。
［德］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魏以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9页。
［德］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杨武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Yea-Jen Liang. Kinder- und Hausmarchen der Brüder Grimm in China. Rezeption und Wirku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6. p.63.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