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过3次公认的“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汉朝的无为而治，唐朝的居安思危，清朝的乾纲独揽，以及盛世之朝推行的轻徭薄赋、广开言路、任用贤才、崇尚节俭、完善法制、团结异族等。堪称治国兴邦之道。而后继乏人、固步自封、溺于安乐、苛政当令，是盛世显危的源头。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盛世；乱与治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101-06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 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满清盛世。这3次盛世，虽然确立了古代中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但它们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留下了诸多的遗憾和思考。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中国过去的封建主义盛世，能够为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益的警示。
一、盛世之源
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上的3大盛世，都是在大乱之后，封建王朝的新一代统治者经过长时间的拨乱反正，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西汉在秦朝的废墟上重建。历经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达到全盛。唐代在隋末大乱之后，历经近百年的曲折发展，才重获大治。清王朝在剿灭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和扫荡南明势力之后。历经百多年的图强奋斗，才实现安邦。这3大盛世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乱治交替的规律中前行的。而盛世之前的大乱，完全是由前朝统治者的苛政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腐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再也无法生存。于是。就爆发了农民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民变”。
(一)不恤百姓，赋役繁重。秦朝征收田租，三分取二：大兴土木。特别是修建了长城、阿房宫和骊山墓。百姓赋役无度，苦不堪言。当时，全国人口约2 000万，被征发徭役者不下200万，再加上服兵役和杂役者100万，合计总数约占全国当时总人口的15％。秦皇如此滥用民力，破坏正常农业生产，实非民众所能承受。因此，秦末爆发农民起义，实属必然。隋末大乱也是如此。隋炀帝连续多年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等，加上军事征伐同时并举，骚扰遍及全国民户，上百万人被夺去生命。明末皇室贵族生活挥霍。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危机，便先后实行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合计每年增征超过正赋一倍以上。农民饥寒交迫，开始四处逃亡。明神宗还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激起城镇民众强烈反抗。
(二)君臣失道，穷奢极欲。盛世前朝的统治者们盘剥百姓，源自昏庸的政治和腐朽的生活。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贵族官僚们竞相仿效。他生性不喜人谏，更不饶恕进谏求名者。他任性妄为，不顾民众死活，只求本人快乐。他三游江都，每次率领妃嫔、官吏等10多万人，乘坐龙舟和各样船只千艘，使用纤夫万人，沿途旌旗林立，繁华异常。他还下令所过州县的居民都要献食，不知浪费了多少穷人维持生命的口粮。《隋书》描写他是：“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他的所作所为，将自己树为全国人民的仇敌，终暴毙于天怨人怒的社会动乱。
(三)严刑峻法，打击异己。秦皇乐以刑杀为威。膑、刖、劓、宫等肉刑，腰斩、枭首、坑死、凿颠、烹煮、车裂等死刑，还有夷三族(一人犯罪，诛杀父族、母族、妻族)，用法深刻。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就是极端压制人民思想的野蛮行为。在秦朝的严刑酷法之下，全国变成了监狱，泛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景象。陈胜、吴广的起义也正是因为戍边误期。按秦法当斩，才被迫举事。明朝末年，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他们屡兴大狱，迫害要求政治改革的东林党人。崇祯即位以后，虽然除掉了魏忠贤，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二、盛世之道
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适时转变前朝的治国思想，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老子的“无为”思想，本意是行事处事应当顺应自然变化。而运用到治国理政上面，正如老子所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皇帝要以百姓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愿望，一切顺应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即治国不可走极端，不可奢侈，不可过分。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做出超过民众承受能力的蠢事。在萧何为相时，“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利用民众对秦法的不满，进行改革。在曹参继任为相时，仍旧坚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强调治国要做到“上无苛令，官无烦治”，避免举措过多，扰民不安。
(二)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唐太宗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大臣：“守天下难易?”魏征回答：“甚难。”“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致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在此，魏征提醒唐太宗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人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来。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一)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
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汉景帝时还把秦时17岁傅籍改为20岁傅籍，而写在汉律上的傅籍年龄则是23岁。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王朝规定，每丁每年服役20天，政府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30天。修城郭、筑堤防所动用人力，都要向尚书省申报。经批准后才能进行，违令者给予刑罚。至于法令没有规定的兴造和违反农时的兴造，超过十庸的。都要按坐赃罪论处。这些制度和规定，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翌年，群臣以“宫中卑湿”为由。多次请求建造新的宫殿，他始终未同意。清康熙帝在执政初年蠲免钱粮，除水旱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每年都要蠲免数省，或一省连免数年。从康熙四十年开始，又实行“轮蠲”，将全国各省分为3批，每3年轮免一次。上述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民众生产积极性。
(二)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文帝十五年，他诏令诸侯王公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其合理建议并予以任用。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前后有30多人进谏。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太宗从谏如流的开明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改变了君臣甚至臣民上下阻隔、闭目塞听的状况。使君臣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下情。康熙帝也是如此。他鼓励大学士各抒己见、大胆陈奏，批评有的大臣“唯唯诺诺，徒为自保禄位之计，并不辩论是非。”他经常征求大臣的意见，然后再任命官员，认为“议政之臣，宜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康熙帝都表现出采纳下言和体谅臣僚的宽厚胸怀。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的广开言路和虚心纳谏，确实有利于封建政治的开明和专制决策的正确。
(三)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1、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其中，主要是德。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敦厚有行、孝廉、茂才、治剧、尤异等。汉武帝规定：有关官员必须定期定员举荐孝廉，不举则罚，荐之不利，也要受罚。察举制还具体规定被荐者的出身、财产、年龄、职业、学识等，如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做官。景帝时放宽“家贫不得仕”的限制，规定有家财四万钱的小地主可以为官。察举制实行之初，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使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成为人才济济、功业鼎盛的黄金时代，但到后来，逐渐出现了弊端。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延续至清末，实行了1300多年。贞观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考试有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等；制科考试，在天宝年间主要有：直言极谏、良才异常、文史兼优、博学通识、文辞雅丽等。常科考试及第后，吏部还要考试身、言、书、判。皆通过者，再考察德行如何，方可授六品以下官，五品以上官则由皇帝下诏任命。科举制把读书、应试与做官联系在一起，否定了门第出身，使一批出身寒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官吏队伍，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推动了革新的实现和盛世的形成。
2、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就“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李世民称帝之后，“开馆于宫西，延纳四方文学之士”。供给珍膳，恩礼优厚。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旧部，如魏征、王圭、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如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军的将领，如李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等，还有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契芘何力、阿史那社尔等。唐太宗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只要他们确有才能，忠心于唐，都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清康熙帝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仅大学士李蔚就举荐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170多人。这些有学识、有名望的汉族知识分子，分别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职，令其纂修《明史》。他们在获得高官厚禄、享受到各种特权待遇之后，便放弃反清立场，转而为清政府效力。
3、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他认为：“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唐玄宗也选用贤臣作为辅佐。他重用的姚崇做宰相以后，提出抑权悻、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等建议，主旨在于调整政治关系、保持政治稳定，基本上被采纳。他又提拔宋璟为宰相。后者善于选拔人才，刑赏公正。大胆直谏。在姚崇、宋璟执政时期，天下赋役宽平，刑罚减省，民众富庶。后人称赞“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唐玄宗注意选用宰相班子，也重视选用地方官吏，规定都督刺史赴任前，都要引见、面辞，以便“亲与筹咨，用观方略。”他下令地方官与京官互相交流，外调都督刺史中政绩卓越者担任京官，外派京官中有才识者担任都督刺史，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中央辅政的能力，又推动了地方吏治的整顿，使中央到地方的官吏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全面了解大臣的才学、品德，甚至其性情、生活。治理国家，难求贤才，更难充分信任贤才。皇帝要能辨别是非真伪。与贤臣建立信任关系，贤才就会打消顾虑，尽忠效力。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建议，“竭诚以待下”，与群臣推心置腹，形成上下同心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放手让贤才处理政务，不多加干涉。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他提出薄葬，明确埋葬时“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以求俭省。康熙在位期间。宫府费用比较节俭。康熙二十九年，廷臣奏疏说：宫中用木柴，明二千六百万斤，今七八万斤；红螺炭，明一千二百万斤，今百余万斤。五十六年上谕：从前工部及光禄寺，每年动钱粮数十余万，近俱节省，减至数万。当时，朝廷实行严格的检查开支制度，命令户、工两部所用钱粮“十日一次奏闻”。康熙帝亲自查验，大大限制了官宦随意动用钱粮。
(五)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详尽规定唐朝的各级机构和官吏任用，是开元时期政治体制的完善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玄宗还废止酷吏政治，把“行仁义”作为理天下的根本，支持“用法平直”、执法清正的官吏。清朝自顺治开始至乾隆五年，编成《大清律例》。康熙帝制定《大清会典》，至光绪帝时修成《大清会典事例》1320卷，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大清律》“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但终究维护的是“尊卑上下，秩序森严”的封建等级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六)团结异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清前期统治者奉行的民族政策也比较成功。它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保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治理：
1、设置不同的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由本盟旗的上层人士、王公贵族负责管理。他们不同于原来的领主，是国家官员，履行清政府委派的职责。西藏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即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治理的噶厦(地方政府)体制。
2、优待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给予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爵位，保证异族达官显贵的利益和特权世代相传。清皇室与蒙古族通婚联姻，皇帝娶蒙古贵族的女儿为后妃，满族王公娶蒙古女子作福晋。而公主、格格下嫁给蒙族子弟，以此加强政治联系。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定期轮番到京城和热河觐见皇帝，一同吃饭和打猎，联络感情，以此增强其政治向心力。
3、提倡喇嘛教。修建喇嘛庙，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普陀宗乘庙等，外蒙古的庆宁寺，五台山的咸通寺。凡是出家当喇嘛，可以免除赋税徭役等。喇嘛教的四大首领——达赖、班禅、哲布尊旦巴、章嘉活佛，分别主持前藏、后藏、漠北和漠南的宗教事务。清廷尊重少数民族，密切中央和各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安定、国家统一。
4、设台站，通驿站。蒙古地区的台站，自康熙时期设置，至雍正、乾隆时期逐渐形成密集的台站网。东北地区的驿站，开通于康熙时期，自盛京可达吉林、齐齐哈尔、爱辉、三江等地，又疏浚了从辽河至黑龙江的水路航道。联通了东北广大地区。
三、盛世之象
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3次盛世，具有相似的表现和共同的特征。
(一)疆域扩大，国家统一。汉、唐、清三朝统治者们进行过一系列统一中国的战争。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将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及河西走廊并入汉的版图，建立远胜于秦朝的“大一统”；唐太宗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在东北击败高丽，设安东都护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护府，疆域之广，远超西汉；清康熙帝时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帝时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木、大小金川等。清廷在巴尔喀什湖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台湾岛以东、南沙群岛、西藏等广大地域设置行省，命官驻军，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二)经济发展，国力领先。西汉文景之际，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文帝时，粮价普遍降低。谷价至于石数十钱。唐贞观年间，“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玄宗开元全盛时期，“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清乾隆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农作物总产量位居各国第一位，全国人口到达3.3亿(1794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3，财政收入达到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富足和安定，带来了统治集团的文治武功。
(三)文化繁荣，影响巨大。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书典籍，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之后又复兴起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熔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创造。贞观时期，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绚丽的唐诗，流传千古。康乾盛治，文教大兴。《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地位。这些文化成果，极大地影响周边国家，被它们竞相学习和仿效。
(四)社会熙和，长治久安。汉代的盛世从文帝即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长达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长达128年；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到1795年，长达133年。中国历史上的3大盛世，都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发展。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比较清明和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上升、发达的气象。但是，它们还称不上“盛世”：一是持续时间不过数年、十数年，一是没有形成全面繁荣的局面。
四、盛世之危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而盛世的倾颓，往往短促显现就已成定局。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唐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回望盛世，都有明君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远、才略卓越的名臣辅佐，共同促成盛世降临。然而，在
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国家的发展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一代不如一代。数世之后，即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臣凋零，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谈何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骚动，国家已呈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各位君主不免赢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二)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其一，怠于政事，委任奸佞。李林甫是当时公认的奸诈阴险之人。他千方百计地揣摩玄宗的心思，挑拨离间，制造君臣不和，阻塞言路。诬陷、排挤和打击贤能之士。而玄宗忠奸不分，晚年安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给李林甫，宠用不疑。直到安史之乱，玄宗才认识到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后来，他又重用杨国忠、安禄山，最终导致自己垮台。其二，偏听偏信，不纳忠言。被大臣们歌功颂德、冲昏头脑的玄宗，渐渐听不进批评意见。开元二十五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引用谶书弹劾身居相位的牛仙客无能，被唐玄宗廷杖流放致死。后人评说：“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明皇亲为之。其大乱之兆乎!”听不得逆耳忠言，大臣稍有批评就可能被杀，谁还敢进谏。其结果是为玄宗的垮台和社稷的动乱准备了条件。其三，追求奢靡，激化矛盾。玄宗晚年宴乐无度，喜好女色。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官僚机构庞大、贪污腐化成风。必然造成百姓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三)统治阶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大清盛世的缔造者盲目乐观，沉湎于荣华富贵。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的肇端。从1662—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淖，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从此一蹶不振，成为不折不扣的挨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