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鑫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014040)
《灵感女孩》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于1995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许多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人公邝是谭恩美塑造的“最具原创性、最成功的”[1]112人物之一。长期以来，邝这一人物形象也始终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焦点。由于邝身上所具备的典型的东方异质，学界大多从东方主义或反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视角出发，探讨由邝这一神秘特性所关联的身份、女性情谊、中西文明交流等议题。然而，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过于简化邝的人物形象，导致研究中出现一些自相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缺乏对作品的整体性把握。
一部分学者认为《灵感女孩》是典型的东方主义书写。例如，学者闫建华认为《灵感女孩》是一场大型的动物祭祀仪式，西方挑选东方作为珍贵的祭品献给神衹以摆脱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危机。谭恩美通过将邝动物化为令人生厌的狗的形象并将其送上位于长鸣的祭坛，帮助西方实现了自我的灵魂救赎，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西方主流读者对中国的东方式想象”[2]89。然而，该研究的矛盾之处在于，作者首先提出祭品应该是罕见珍贵的，但在后文中却只分析了邝作为“遭人唾弃、鄙视和愚弄”[2]89的狗的形象。其次，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作者谭恩美并没有完全将邝动物化为丑恶的形象，邝的慈爱、忠诚、体贴、机智等特性使她赢得了客户的尊重和喜爱，展现的是现代西方难以企及的东方智慧。更重要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邝绝不再是令人鄙夷的动物形象，相反，邝的牺牲使她走上了神坛，就连长期对她充满怨念的奥利维亚也对邝彻底转变了看法，发自内心认同了姐姐。因此，只关注邝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并推论《灵感女孩》是典型的东方主义书写是有失偏颇的。
另一方面，国内的许多学者对邝这一人物大加赞赏，认为邝利用自己的神秘特质打破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偏见，颠覆了中西之间的等级秩序，实现了中西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比如，邝通过自己特有的叙述方式刺破了美国东方主义的“语言铁幕”[3]57、利用智慧为现代西方文明中异化的人们提供了解决办法[4]120、展现了东西文化和谐共生的可能性[5]88。这类观点主要关注的是小说中邝的正面形象，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忽略了小说对邝的整体刻画及其最后的结局。其实，邝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在挑战西方的过程中也遭遇多重困境。作为一个外来者，邝不仅遭到美国白人的欺辱，更被自己最亲近的人奥利维亚所厌恶。更重要的是，邝在长鸣消失后冥冥中为奥利维亚和西蒙带来的益处让她的“死亡”看起来是一场象征性的排华运动，即美国的繁荣复兴有赖于对异族的驱逐。在这个意义上，《灵感女孩》似乎并不是对文化多元共生的讴歌，而是对差异的排斥。如果一个少数族裔连进入美国的资格都被否认，那么何谈文化的交融共生呢？因此，仅仅关注邝作为西方“精神导师”[3]58这一面也是不足的。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是不足点在于，双方只看到了邝在小说中单一静态的形象，忽视了邝的角色的动态转变，即由普通人向受害者，再由受害者向拯救者角色的变化，而这也是理解《灵感女孩》、人类社会运作以及美国华裔历史的关键。勒内·吉拉尔的替罪羊机制为解读《灵感女孩》提供了新的视角。《灵感女孩》是一部献祭与救赎的现代性神话，邝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通过自我牺牲换取了西方社会内部秩序的恢复。从本质上讲，该神话是一部迫害文本，掩盖了美国历史上华人遭受迫害的事实。
勒内·吉拉尔(Gené Girard)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他擅长将文学作为考察的对象，探求文本背后所蕴藏的真实，以期发现人类的本质[6]38。通过重新审视俄狄浦斯神话，吉拉尔认为该神话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迫害文本，俄狄浦斯在其中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基于此，吉拉尔提出了著名的“替罪羊机制”和“迫害文本”等概念，是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有机产物。吉拉尔认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相互竞争，由模仿竞争带来的暴力冲突会引发社群危机。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内在的区分危机，即维持社会结构的机构(如家庭和婚姻)无法为成员提供对应的“生态位”[7]66，导致社会等级秩序的崩塌以及人与人身份的趋同。在由同一性带来的混沌中，为解决危机，早期的人类相信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死亡可以为社群带来奇迹般的和平，恢复社群内部的等级秩序。由此，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社群成员会共同指认一个或多个所谓的嫌疑犯，通过指控他/她所犯下的与危机本身无关的其他罪名，要求其承担社会危机的责任，替整个社群偿还罪债。吉拉尔指出，在献祭活动结束后，社群成员往往会将遭受迫害的替罪羊推上神坛，将其奉为和平的使者、圣人乃至神灵，以此来掩盖集体暴力，甚至为暴力正名。吉拉尔认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迫害者屠杀受害者的暴力场景是在不断重复上演的，因为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实现推进。由此，吉拉尔推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祭祀神话上的，通过祭祀，也即“启动牺牲机制”[8]95，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宗教神灵得以产生，社群成员由此获得了共同身份感[9]1，从而促进社会的演化和进步。
吉拉尔将反映上述集体暴力的文本称为“迫害文本”。通过回顾分析相关的历史及文学作品，吉拉尔共梳理了4类迫害文本范式：第一类是对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述，即呈现了一种普遍混乱的表征。第二类是对嫌疑者或捣乱者的指控。被指认的捣乱者通常都犯下一些类似的罪行，吉拉尔总结为3类：“用暴力侵犯他人，尤其是侵犯最高权力的象征人，如国王和父亲等，或者是侵犯那些在圣经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手无寸铁的弱者，特别是儿童；
性犯罪，包括强奸、乱伦、兽性等；
宗教犯罪，如亵渎圣物。”[10]18换言之，这些作恶者都是社会禁忌的违反者，是罪大恶极的始作俑者。第三类是受害者标记。被社群认定的嫌疑者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人种及宗教的少数派、身体异常者、拥有极端特质或处在极端位置的人通常更容易被指控为作恶者。第四类是暴力本身。吉拉尔指出集体迫害的主体常常是那些“未分化”[6]42的乌合之众。当危机爆发时，社会权力机构处于被削弱的状态，而具有迫害倾向的群众则酝酿着暴力，他们的力量在混乱中得以滋长，时常可以对国家政党等暴力机构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往往一个暗中的口号便可以发动群众的集体暴力。吉拉尔认为，人们通常可以在一个迫害文本中发现有多个范式并存，但并不一定存在所有的范式。判断一个文本是否为迫害文本，满足其中的三类范式，甚至是两类便已足够[10]29。
吉拉尔指出，迫害文本与神话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迫害文本中，受害者往往只经历了一次转变，即从普通人到被迫害者。吉拉尔认为每一个迫害文本背后都藏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了掩饰集体迫害的事实、为集体暴力开脱，神话便诞生了。在神话中，受害者共经历了两次转变，首先是从普通人转变为因破坏社会秩序而遭受暴力的受害者，接着又因洗涤了罪恶变成受人崇拜的救赎者。吉拉尔认为，神话中替罪羊的这种双重矛盾性正如柏拉图对古希腊词语“药(pharmakon)”的解释，即药兼具毒药和解药两种特性[7]68。
《灵感女孩》是典型的迫害文本，掩盖了美国华裔在美国历史上遭受迫害的事实。在这场大型的献祭与救赎的现代神话中，以邝为代表的东方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通过自己的牺牲换取了西方文明内部秩序和等级的回归，帮助西方解决了现代危机。
(一)“未区分的混乱”——危机重重的现代西方文明
吉拉尔指出，社会危机总是以“未区分的混乱”为开始的标志。在一片混沌中，人们最强烈直观的感受是“社会本身的彻底溃败，用于确定区分文化秩序的法律完全失效”[10]15。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并急于逃出异化的怪圈，人们试着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完全对立面以实现自我的独特性。然而，就在大众奋力地证明彼此的与众不同时，却发现双方越来越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断消解，继而混淆一团。《灵感女孩》展示的便是这样一幅处在区分危机中的现代西方图景。具体而言，曾经支撑着社会结构的重要机构相继倒塌，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社会陷入了家庭、婚姻、精神危机中，人人自危却手足无措。
20世纪70年代家庭作为社会有机体逐步衰落[11]528,家庭不再是为个体提供关爱、呵护、陪伴的温暖港湾，孩子与父母间的等级秩序也轰然倒塌。成长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父母的爱是奥利维亚一生当中的奢侈品。奥利维亚自幼失去了父亲，生性活泼张扬的母亲露易丝·肯菲尔德非但没有信守在丈夫病床边许下的永不再婚的誓言，反而在短短两年后便与鲍伯·拉贾尼组成家庭，而后以离婚收尾。接下来的日子里，露易丝又不断结交来自第三世界的男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罗曼蒂克幻想。露易丝有着年轻人那般好奇的心态和转瞬即逝的热情，当一件事情耗尽了自己的激情后会马上转向下一件新奇的事物。比如，在某一年夏天，露易丝志愿担当约克玩赏狗拯救行动的收养者，热情耗尽后便不再关心此事，“弄得家里至今仍是一股狗尿的臭味”[12]6。在圣诞节期间她都没有陪在女儿身边，而是去圣安东尼餐厅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甚至在母亲的角色上，她也不曾为此多停留一分钟。当发现邝心灵手巧后，露易丝马上把照顾女儿的职责抛给了邝，自己无忧无虑地与女友逛街或是延续与鲍伯的蜜月。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利维亚显得格外懂事，表现出明显与她年龄所不符的成熟。她明白“做祈祷意味着说一些别人想听的好话”[12]8，于是，为了讨母亲欢心，奥利维亚在母亲面前祈祷上帝和耶稣帮助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也希望母亲日思夜盼的邝能早日来到她们身边。听完这些话，露易丝感动得满脸是泪，还露出了骄傲的微笑。此外，年幼的奥利维亚还展现出了成人般的克制和冷静，她很早便学会并习惯了把希望贴上标签然后将其束之高阁。由此可见，现代文明在造成家庭机构崩塌的同时也打破了父母和孩子间的等级秩序。孩子像成年人一般懂事成熟，时刻清醒地感受着来自现代文明带来的痛苦，而父母却像孩子一样时刻被欲望驱使着，以捕获快乐为首要的生存法则。
奥利维亚与西蒙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婚姻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差异的消失。首先，西蒙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女性气质。比如，在西蒙和奥利维亚恋爱期间，每每提到前女友艾尔萨时，西蒙会变得十分忧郁伤心。甚至在与奥利维亚结婚后，西蒙仍忘不了艾尔萨，还在偷偷为前女友写书。一般而言，这种敏感细腻怀旧的情感更多的是与女性联系起来的，但在小说中西蒙却是这些富于女性气质情感的代表。另外，西蒙的不育也是他被剥夺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象征着他没有能力履行在传统婚姻中男性的职责。与此相反的是，奥利维亚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多男性气质。在与西蒙的恋爱过程中，奥利维亚始终是积极主动的那一方，主导着二人情感发展的节奏与走向。当西蒙还忘不了前女友时，奥利维亚便扮演着体贴入微的朋友角色，甚至与邝私下串通，诱导西蒙忘记艾尔萨并说服他相信与自己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婚后的奥利维亚又承担起更多的角色，她是家庭生活的料理者，养家糊口的一分子，更是西蒙尊严的维护者。从一定程度上讲，奥利维亚才是婚姻的主导者，比西蒙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话语。后来，二人的婚姻问题逐渐严重，奥利维亚也发现了隐藏在危机下的更多事实。比如，她发现二人根本不是所谓的灵魂伴侣。在一次外出用餐时，望着桌对面的一对老夫妇，奥利维亚失望地意识到，她和西蒙不过是碰巧一起共享菜单和生活的普通夫妻，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是她在年轻时所理想化的命中注定，而不过是“一次悲剧性的偶然事件和一个笨拙鬼魂把戏的结果”[12]126罢了。此外，二人在婚姻中并没有扮演合格的丈夫、妻子的角色，婚姻与忠诚和相濡以沫等品质日渐剥离。每当奥利维亚遇到烦恼生气时，西蒙总是想通过做爱的方式来缓解矛盾，得过且过，对夫妻间真正的议题和矛盾避而不谈。另外，在二人冷战分居期间，西蒙和奥利维亚都和其他人发生过关系，而且似乎认为这是平常的事情，足见夫妻间忠诚感和责任感的消散。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的差别逐渐变得模糊，婚姻成了现代人来去自如的场所，不再被传统的道德和责任所约束。
人与人之间的趋同性还体现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和自我认知中。奥利维亚和西蒙新居的邻居保罗·道森曾在房间中的天花板上私自安装了扬声器和窃听装置以监视楼上邻居的行为并用声音恐吓他们。而保罗这么做的原因竟是他的前邻居打扰了他每天早上的禅思。一个信仰佛教讲求慈悲为怀的人竟会做出此举来报复他人，足见现代人在交往中疏远甚至是扭曲的心态。在自我认知方面，西蒙和奥利维亚都被身份问题所困扰。如上文所述，不幸的家庭和婚姻经历让奥利维亚的生活变得痛苦沮丧，毫无意义可言。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她像个无家可归的人，灵魂总是流浪在街头。当她决定修改自己的姓氏时，叶、拉贾尼、毕晓普这3个选项没有一个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样，西蒙对自我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一方面，在与奥利维亚的交往中，他几乎是把前女友的话奉若真理，他总是以艾尔萨说过这说过那作为句子的开头，他似乎已经迷失自我，卑微地活在前女友的阴影下；
另一方面，他的不育也暗示着他精神上的贫瘠，象征着现代人生活和身份上的迷茫与失落。
(二)“捣乱者”的罪行——邝对东西方秩序的挑战
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下，代表着理性、秩序、权威的西方处在等级秩序的顶部，而迷信、混乱、驯服的东方则是低劣的“他者”。一定程度上讲，东方是“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发明”[13]86，因为这个发明帮助西方完成了自我确认，不论是西方得意或失意、需要自我反思或自我确证的时候，东方这个“他者”总会自然浮现在西方面前，帮助西方文化找到自我。西方确证自我的方式与吉拉尔所提的替罪羊机制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当西方现代文明爆发危机时，社群内部的成员不会自我指责，而是“信口雌黄”[10]18转向一个似乎特别有害的“他者”，指控其犯有特殊的罪孽，要求用他/她的牺牲洗涤罪孽，恢复社会秩序。在《灵感女孩》中，邝便是所谓的“捣乱者”，因为以她为代表的东方违反了东西方之间的禁忌，其行为的“邪恶性和破坏性”[7]68是西方难以接受的。
首先，邝明目张胆地挑战了西方所代表的理性。在小说中，西方的理性在东方的迷信前似乎不值一提，象征着文明开化的西方理性非但没能帮助现代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反倒将人们置于身体和精神的困顿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生活中，恰恰是具有野蛮意味的东方迷信拯救了西方社会。小说在开篇便介绍了邝的“阴眼”，赋予邝典型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将邝塑造为巫婆式的人。凭借着“阴眼”，邝拥有着沟通阴间与阳间的能力，能够连接前世和今生的故事，是明显的反理性的表现，也正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所鄙夷的地方。然而，恰恰是邝的东方异质帮助人们解决了大大小小的问题，缓解了西方的社会病症。比如，在物理层面，邝可以毫不费力地修理日常生活用品。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邝几乎能在瞬息之间指出电路出差错的地方。甚至有一次，邝把手指压在一只没电的无绳电话上，竟使电话短暂地接通了。在精神层面，邝的“非理性”逐渐在她所处的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小圈子中不断蔓延开来，感染甚至同化着周围的人。当邝与陌生人握手时，她能在一瞬间了解该人的病史以及目前的病症。她将“关节炎、腱鞘炎、滑囊炎、坐骨神经痛”称为“烧骨、烫臂、酸关节、罗圈腿”[12]18等，并对治疗这些疾病十分在行。当她把手放到患者的伤痛处时，病人会一下子放松下来，感到仿佛整个人都漂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正是因为邝的神秘特质和其善良的品质，她赢得了病人们的喜爱。即使可以享受免费的送货服务，许多人仍坚持每天专程来邝的商店取药并看望她。此外，东方的“非理性”压倒西方理性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奥利维亚的转变。虽然奥利维亚之前非常厌恶邝，排斥她的异质以及她所代表的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利维亚发现“自己吸收了她的语言”，邝“把她的中国奥秘挤压进了我的大脑，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思维方式”[12]12。在邝的影响下，甚至连奥利维亚自己都开始怀疑“正常”[12]20的标准，反思所谓的正常不过是西方的霸权话语。另外，奥利维亚逐步和邝结成同盟，甚至利用邝的能力为自己谋求爱情和幸福。
其次，邝还在多方面威胁了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男性气质，挑战了东西方的等级地位。在东西方的交往互动中，种族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词，它是被性别化的[14]56。在白人的眼中，亚裔被认为是女人气的、柔弱的、缺乏阳刚之气的[15]80,而西方代表的则是男性气质，是权威、话语、命令等的象征，是东方的引导者和拯救者。然而，邝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微妙的平衡。首先，邝不再是沉默的。凭借着能够与鬼魂沟通的超自然能力，邝以自己特有的故事叙述方式及内容打破了西方强加给东方的“语言的铁幕”[3]57。作为一个看似疯癫的女人,邝还挑战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以坚定的姿态反抗着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定义。在玛利亚援助中心的精神病院中，邝悄声对奥利维亚说自己把那些医生当作美国的鬼魂，“我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不久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我，那样他们就必须放我走了”[12]15。邝非但没有被眼前的权力机构吓倒，反而用智慧保留了自己的东方异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邝以另一种方式呼唤妹妹的姓名，还威胁了西方象征男性气质的话语权。由于“姓名不仅是称谓符号，更是一种身份标识”[16]88，西方在殖民化的过程中首先用到的方式就是“剥夺被殖民者的姓名”[17]69，以此使其陷入自我认知混乱的境地，趁机重塑被殖民者的身份及认知。在小说中，邝从来都没有正确地叫出妹妹奥利维亚的名字，而是称她为“利比-阿”[12]21。在此，邝似乎取代了西方殖民者的位置，挑战了西方的权威和话语。此外，在小说中，邝时常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颠覆了西方作为救世主的形象。比如，在奥利维亚幼年时，是邝将她从无爱的世界中解救出来；
当奥利维亚发烧时，是邝接她回家并带她去医院；
当奥利维亚玩耍摔伤后，是邝为她包扎伤口。邝还为奥利维亚梳头发、准备午饭、教她唱儿歌等。另外，即使是在奥利维亚结婚后，邝还偷偷为西蒙做错事买单，保护妹妹和西蒙的感情。
(三)受害者标记——拥有“阴眼”的邝
吉拉尔指出，社群一般会指控身上具有特殊标记的个人或人群作为嫌疑者。一般而言，这些受害者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标记。首先，“受害者属于特别容易受到迫害的种族”[10]21。比如，在二战期间被迫害的犹太人、在19世纪晚期被驱逐的在美华人都是无辜的被迫害者。其次，这些受害者在身体方面也显示出异于常人的特征。比如生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等等[10]21，即所谓的异常。另外，在生活和行为的其他方面，处在事物极端方面的人也会成为集体迫害的对象。例如，处在权力机构高层的人如国王和王后会遭受迫害，极端美丽和极端丑陋的人也会成为众矢之的。吉拉尔举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安托瓦内特作为外来人口，处在权力的顶端，并且十分美丽，这些特质成为了她在社会危机中被指认为替罪羊的完美标记。需要注意的是，吉拉尔指出，受害者虽然处在社会的边缘，但是他们仍隶属于社群，因为“享有群体共同性的受害者才能更加有效地疏导集体冲突和暴力”[7]67。
对照吉拉尔所提出的受害者标记，《灵感女孩》中的邝显然具备了种种被指认为嫌疑者的标记。首先，作为一名华裔，邝是一个外来者，是一位不速之客。作为少数族裔，华人在美国历来是遭受压迫和排挤的对象。刚到美国的邝不仅面临着当地白人孩子的欺辱，还受到妹妹奥利维亚的嫌弃和白眼。其次，在身体方面，邝的异常表现清晰可见。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指出，所谓的异常是指与社会规范所规定的“正常”或“平均数”之间的距离[10]22。当一个人越偏离社会所要求的正常值，这个人便越异常。在西方社会中，完整的身体、健全的理性等是现代文明所认可的，是正常和秩序的体现。然而，邝似乎在方方面面都偏离了社会规范。小说在开篇便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富于东方神秘色彩的邝。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判断，邝是非理性的代表，甚至是一个疯女。在身份和外貌方面，奥利维亚不止一次将邝动物化为极端丑陋的狗。初次在美国机场见到邝时，奥利维亚觉得邝的一举一动就像自家车库里刚放出的一条狗。在邝接受了电击治疗后，奥利维亚觉得邝的头发不堪入目，她看上去像“一只在大街上被车碾压过的动物”，而当邝的头发重新长出来时，其坚硬程度如同“英国小猎狗”[12]17的毛。邝不仅在外貌上和狗类似，更在性格脾性方面也和狗一样。邝对待奥利维亚就如同狗对待主人一样忠诚,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邝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无条件地爱着班纳小姐和奥利维亚，愿意倾尽自己的所有，而且邝也不止一次地向妹妹承诺，“利比-阿……我永远也不离开你”[12]26。邝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似乎是超乎尘世的存在。她既不贪恋充满财富利益的物质世界，也没有表现出古老亚洲社会中传统女性对世俗权威的服从[18]117。另外，不像奥利维亚和西蒙等人，邝几乎从未被身份和婚姻问题所困扰[5]86。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存在，邝从未犯有任何应当遭受迫害的过失，未行任何暴虐之事，而这也恰恰是将邝与其他人区分开的差异。
(四)暴力本身——完美的献祭仪式
吉拉尔指出，在指认出嫌疑者后，社群成员会通过祭祀活动杀掉替罪羊，以期实现罪恶的涤除和秩序的恢复。《灵感女孩》全书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祭祀仪式，献祭活动在长鸣拉开了帷幕。当邝、奥利维亚、西蒙抵达长鸣后，小说中所出现的关键地点、气候及当地人的反应使得三人的中国之旅成为一场典型的动物祭祀活动。邝所消失的洞穴十分神秘，高度契合了一些文化中对祭坛的期待。首先，仪式举办的地点应该是提前通过某些方式得到净化的。一般来说，火是净化祭坛的理想方式[19]26。在《灵感女孩》中，邝所消失的那个洞穴就曾被象征性地净化过。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了把百姓从山洞中赶出来，士兵们把干树枝和枯死的灌木放在洞口并点了一把大火。
当火点燃后，“突然间，那些洞穴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呻吟，然后吐出了一长溜黑色的蝙蝠”[12]331。这场大火清理了洞穴，把邪恶的东西赶了出来。此外，在洞穴中那条闪闪发光的河是圣洁的象征，是接近神祗与不朽的道路。另外，有关洞穴的可怖的传说以及小孩子们古怪的反应都无疑增加了该场所的宗教神秘意味，使其成为献祭的神圣祭坛。另外，祭祀仪式参与者被要求在参加前进行“临时净化”[19]22。洒水被视为帮助参与者驱除邪灵的一种方式。就在邝走入洞穴进行自我牺牲之前，奥利维亚和西蒙遇上了一场大雨。这场雨倾盆而下，以至于两人浑身都湿透了。但是，这场雨给二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合，帮助二人坦白内心的秘密、罪恶以及焦虑。因此，二人的“临时净化”也得以完成。
在许多文化中，动物祭祀的高潮发生在动物平和地死亡以及后续的洒血及食肉过程中。喷溅的鲜血与切碎的肉体意味着罪恶的消除[19]34。在进入象征着祭坛的洞穴之前，邝笑着对奥利维亚说，很高兴最终可以补偿你了。就像一只温顺的羔羊，邝平静地走上了祭坛，并告诉妹妹不要为此而担心。邝失踪后，当地人对洞穴以及洞内河流的开发可被视作群众在饮邝的血、食邝的肉。曾经一度平静的洞穴现在成了科学研究和旅游的热门地点。一队地质学家兴奋地闯进该洞穴，声称“搞出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发现了一块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人类大便”[12]343。不仅如此，乔治说，整个村子都变得富裕起来了，靠出售塑料做的能在黑暗中发光的海洋生物，这就是那个湖泊如此明亮的原因。拯救邝的任务似乎早就被众人抛到脑后。村民和科学家们现在正在享受着邝牺牲所带来的甜蜜果实。
在邝消失后，西方的等级秩序似乎都逐渐回归，邝在奥利维亚的心中也被推上神坛。这场祭祀首先带来的是奥利维亚和西蒙婚姻危机的化解。在邝消失后，西蒙的不育问题得到了奇迹般的解决，奥利维亚和西蒙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萨曼莎·李，这也证明了献祭活动确实可以带来新生命这一祭祀理念。另外，奥利维亚和西蒙也开始扮演慈爱的妻子和负责任的丈夫的角色，学着如何成为一个家庭，努力恢复婚姻和家庭的内在秩序，并“对呆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满心感激”[12]348。此外，奥利维亚和西蒙的爱情又重新被点燃，“到了晚上，西蒙和我在那张婚床上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做爱，但是并不是出于欲望。当我们那样合成一体时，我们能够希望，能够相信爱情将不容许我们再分开”[12]344。更重要的是，曾经对邝怀有极大偏见的奥利维亚在姐姐消失后将过去所有的怨恨和隔阂都放下了，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净化。奥利维亚认识到，“我觉得邝是企图向我显示的……是灵魂的广袤。那灵魂……就是爱，无限的、无尽的爱”[12]350。至此，奥利维亚不仅领悟到了爱的含义，也学会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精神危机和身份问题都在邝消失后得以完美解决。上述种种令人欣喜的结果都是在邝“死亡”后发生的，展现了“一幅幅由对立到和谐、由冲突到平静、由危机到生机的生活画面”[5]89，让人不禁赞叹邝的伟大和无私，使得邝成为了令人尊敬甚至崇拜的对象。然而，这些表现在实质上都是对这场祭祀活动的掩盖，通过神化邝的形象隐去了西方对东方所犯下的集体暴力，将迫害文本上升为一场在爱与希望等光环笼罩下的献祭与救赎的现代神话。
吉拉尔的学术研究是跨学科的，通过结合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吉拉尔探源求真，试图发现隐藏在文学文本背后的人类真实。在《替罪羊》一书中，通过重新解读14世纪中叶法国诗人纪尧姆·德·马肖的《纳瓦尔国王的审判》，吉拉尔认为每一个神话背后都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迫害事件，存在一个真实的受难者”[6]38，而神话实际上是“以迫害者的观点叙述的一种真实的迫害”[10]9。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美国华裔的发展历史，一定程度上讲，《灵感女孩》是一部献祭与救赎的现代神话，掩盖了华裔在美遭受迫害的辛酸历史。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是在美华人遭受迫害的标志性事件。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弊病逐渐暴露，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转移矛盾，美国政界和公众将矛头指向了处在社会边缘的外来者。华人被异化为“他者”的形象、被贴上难以同化的标签、被指责为“抢了白人饭碗的”[20]125异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和劳资矛盾的替罪羊[21]5。正如前文所述，被迫害者既是社会的毒药也是社会的解药，正是通过加罪于美国华人，方兴未艾的加利福尼亚工人运动及工会得到了团结和发展，共和党也利用排华运动这一筹码逐渐完成了自身漫长的转化：“从一个由追求自由劳动、解放和平等权利而松散的暂时联合起来的个人群体，转变为一个主要由权术和资本推动的保守的、无目的性的、且热衷投票的现代组织的化身”[21]5。
《灵感女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方主义或反东方主义的文本，而是一部为掩盖集体暴力而书写的有关献祭与救赎的现代神话，本质上属于吉拉尔所讲的“迫害文本”。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社会在无意识的驱动下共同指认邝为所谓的捣乱者，通过牺牲献祭以邝为代表的替罪羊，西方实现了内部秩序和等级的恢复，社会危机的警报得以解除。另外，结合吉拉尔提倡的“求真溯源”的理念和历史语境，作为现代神话的《灵感女孩》背后也隐藏了真实发生的迫害事件，即通过美化甚至是神化以邝为代表的东方，文本隐去了早期在美华人所遭迫害的辛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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