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普金山
(1.云南民族大学; 2.云南民族大学 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滇南抗战，主要发生在云南南部红河、文山等地区，从1940年到1945年，坚持抗战五年之久，不让日寇跨越国境线一步，最终拒敌于国门之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重要功绩。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奇葩，却又鲜为人知。(1)可参见谢本书：《云南战场与滇南抗战》，《学术探索》2021年第1期；
谢本书：《抗日战争中的云南战场》，云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滇南抗战虽然属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战斗在滇南战场的主力，是以卢汉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和以关麟征将军为首的第九集团军，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滇南地区各族群众、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了滇南抗战。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和影响下，滇南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积极投入抗战的英雄业绩。
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百年征程，取得了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则出现于1926年11月，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1935年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得以恢复和重建，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和参与了指导云南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积极推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
在滇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在1930年代的前期，当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尚未恢复之际，一批分散隐蔽活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了寻找党的组织，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泸西彝族青年何现龙就是一个例子，他18岁到昆明求学，后去日本留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拯救中国革命的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直奔延安。后来投入滇军，成长为滇东南一带抗日游击队和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
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涨的形势下，红河地区弥勒县青年学子吴子谦(吴森)、宣传智(宣知)、刘树清也先后踏上了奔向延安之路。吴子谦经过千难万险到达延安，在抗大学习期间，寄回《抗大校刊》《西行漫记》《毛泽东印象》等书刊，对促进弥勒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活动起了积极作用。石屏共产党员李希白、建水共产党员邱晓崧等人亦先后去到延安。在滇桂黔边区活动的游击队副参谋长朱国英等20多名共产党也由组织安排，送往延安学习。
1938年7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派云南大学地下党员龙文池到西畴兴街，创办《新力周报》，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12月，中共云南特委派延安学习归来的党员吴玉夫到个旧、建水、蒙自一带工作，创办“达成米店”作为与社会各界的联络点，组织“读书会”“南钟业余剧社”，设置《大家看》墙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8月，龙文池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再次回到西畴、麻栗坡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文学院、滇南学院迁到蒙自后，在校内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师生们经常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教唱爱国歌曲，演出抗日戏曲。在个(旧)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中共党员浦光宗、吴诚格、尹义、张绍华、王启瑞等，组织和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城区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展义演募捐活动。在开远县中的共产党员施介，创办和主编《心声》校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学生成立了“开远中学生抗敌后援会。”学抗会组织宣传队，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募捐活动。建水师范学校校长刘宝煊与在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一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办抗日墙报《大家看》《建民小报》等。
在个旧，1940年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从昆明和石屏等地，抽调共产党员赵国微、黄季方、王时凤等人，到个旧创办《曙光日报》。2月，正式成立了秘密的中共《曙光日报》社支部。3月，《曙光日报》正式创刊，这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之后，完全由党组织掌握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成为党在滇南开辟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办报的宗旨明确宣布：“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抗战进行到底。”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曙光日报》于同年6月被迫停刊。同年冬，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孙仲宇到个旧恢复《曙光日报》，并恢复了中共个旧地区的组织，一直坚持到1943年8月，因经费困难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等原因停办。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曾赞扬《曙光日报》说：“小小一张报，报道天下事，人人看得懂，个个都说是，日新又日新，曙光照青史。”(2)参见中共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个旧地方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99页；
中共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锡山丰碑》，2015年内部印刷，第11页。
这一时期，中共先后在个旧、建水、石屏、蒙自、开远、文山、西畴、麻栗坡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1941年5月，中共西(畴)麻(栗坡)支部成立，以学校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励进社”，后改名为“滇桂黔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年秋，日军占领越南，并不断向滇越边境增兵，激起了滇南人民的愤慨。中共滇南地方组织和驻滇南滇军中的党组织密切配合，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备战，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在建水师范学校，校长刘宝煊和学校共产党员，把培养骨干力量，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准备的重要任务，并将其融入办学和教育的各个环节。1940年春，刘宝煊秘密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丹心社”，有10多人参加，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大家商定，一旦日军入滇南，就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刘宝煊曾带领部分成员深入建水南部山区，争取董世发民变武装，建立经常联系。
驻建水的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指挥部(张冲部)中的中共秘密支部，也加紧了抗日游击武装的准备工作，决定以党所掌握的特务营为基本力量，加强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党支部进行了实地社情民情调查。在张冲的支持下，在弥勒、泸西、路南、石屏、建水等地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充实特务营，并设学生整训排，开展军事和政治训练；
还招收了一批少年进部队，设立少年排，教文化课以及初步军事知识，培养后备干部。张冲把私人购买的6挺机枪，交给特务营作训练使用。还分批送选官兵到共产党员朱家璧、李佐、宁坚等人执教的滇军大屯干训班受训。1941年8月到1942年春，部队党支部先后派出张子斋、徐日宗、方正、宁坚、张士明到建水师院(建民中学)任教。张士明兼任军训教官。指挥部特务营的周连长，每天带领10多名班、排长到校开展军训。从1942年春起，学校上午教文化课，下午坚持军训和政治学习，还举行实弹演习。建水临安中学也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战争需要，他们即可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何现龙从延安学习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回云南工作。1939年4月，何现龙辗转回到泸西，在泸西、弥勒、路南等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分子。1940年秋，何现龙到张冲第二路军指挥部任特务营长，深入到蒙自、屏边、金平等地作实地考察，组织广大青年进行抗日斗争，还团结争取了一批地方上层人士。1941年春，何现龙以云南省民政厅“禁烟终查委员”的身份，再次深入滇南丘北、泸西、弥勒、路南等地，做调查和联络工作，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于是，在山区舍得秘密组织了以杨建武、杨建元、杨德新等为中坚的、有200余人参加的队伍；
在新科、糯衣、补齐等地，由彝族青年窦崇孝为首，以塘子水工队名义，组建了两个中队90余人的武装。
随着骨干力量的培养和壮大，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群众的进一步发动，以及政治、军事训练的加强，为在滇南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好了准备。1944年9月，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王若飞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方针，指示云南省工委：“如果日本入贵州，云南要做准备打游击，要进行武装斗争。在农村要以各种形式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一旦形势有变，客观条件具备，主观条件成熟的地方要开展武装斗争；
主观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要做准备工作，切勿过早暴露目标。”省工委派孙仲宇随同何现龙到圭山矣维哨等地视察，并会见杨福安、杨文光、黄培思等游击武装骨干，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共产党员宋文溥，受党组织的派遣，从昆明回弥勒，组织抗日武装，开展一系列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对抗日武装斗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3)此段依据以下材料综合改写。一、《党在红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抗战中的红河》，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26页；
二、《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全力推进文山跨越发展》，《文山的抗日战争》，2015年内部印刷本，第3～12页。
这一时期，虽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仍不放心，监视、破坏、逮捕甚至暗杀，时有发生。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提高警惕，党的组织仍处在地下状态。共产党人对滇南抗战的参与和支持，许多事迹仍不为人知。当事人共产党员邓永寿回忆，再次显示了共产党人在滇南抗战期间的活动及其对滇南抗战的参与。
1940年10月，本人奉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马子青同志之命，从昆明回到麻栗坡开展工作，这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之后，掀起全国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疏散党员和重视农村工作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在回乡途中，我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畴阳中学(今西畴二中)与张声仁同志取得了联系之后，即受聘为麻栗坡简易师范学校教员，以此职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这段时间，我仍保持与省工委负责同志马子青联系。按组织的安排，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坚持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争取抗日救亡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在学校里，我们通过教学来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启发学生的进步思想，组织“读书会”，课外给进步青年学生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墙报，教唱革命歌曲，最受欢迎，影响很大。寒假中，我与教师常矩有曾应督办梁誉的邀请参与边游，借此机会，到各地区写标语、画漫画、宣传抗日，并为将来一旦开展游击活动，作了地理和民情的考察研究。
1941年5月，麻栗坡督办署和学校为了向兴街驻军198师师长郑挺峰祝寿，责成学生前往演剧、唱歌，以资助兴。学校叫我与包松泉负责作表演指导，我俩经过研究，他负责指导毕业班演出歌剧《八百壮士》，我负责指导第二班学生演出《太行山上》，两出剧都是宣传抗日剧目，所唱歌曲也是当时全国流行的抗日名曲。在简师公开预演时，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到兴街演出后更受到赞誉；
再度被邀到老街演出，影响所及，麻栗坡街头巷尾的大人小孩几乎都能唱出两出剧的全部歌曲，一些小孩在家门口、马路旁模仿演出《太行山上》。借到兴街演出之机，我与包松泉到畴阳中学会见了张声仁以及后来的两个党员黄禹臣和刘清林，经研究，我们秘密组织了西(畴)麻(栗坡)党支部，黄禹臣为书记，张和刘分别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支部成立后，曾在兴街公署和老街开过两次支部会、碰头会，交换意见，讨论今后工作任务和联系方法等事宜。不久，党员梁惠又带来了组织介绍信和我联系。因麻栗坡简师教员已满，我设法为他安排工作，便通过教师常矩有的关系，介绍他到田蓬任教，并与西麻支部接上组织关系，他独自在田蓬地区开展工作。
我们疏散到麻栗坡不久，国民党加强边防力量，驻文山的关麟征部队，便先派了三个师的兵力，部署在兴街、麻栗坡一带，另有一个宪兵营，他们的特工人员经常出入学校，还有县党部的人员在学校兼职，我们的活动明显受到监视和干扰，情报被撕毁，抗日活动被停止，我曾被警告。畴阳中学的情况比我更为严重，据张声仁告诉我，当地驻军头目和便衣特务进驻学校，出出入入，对他们监视很严，简直难以公开活动。后来，西麻支部遭到破坏，我虽到了昆明，仍遭逮捕，经组织营救出来。(4)参见邓永寿：《奉命还乡——西麻地下党的活动情况》，《文山的抗日战争》2015年内部印刷版，第65～67页。
这是共产党人在滇南抗战中活动情况的一个事例。对滇南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共产党人在滇南抗战中的事例，我们还可举出朱家璧的事迹。朱家璧(1910～1992年)，1910年出生于云南龙陵，云南陆军讲武堂第22期教官，后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曾在滇军中任排长、连长、中队长等职。1938年奔向延安，在“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指派朱家璧回云南开展工作。1941年1月，朱家璧回到云南，进入滇军，先后任已进驻滇南的第一集团军第1旅2团2营营长、18师3团副团长、93军督训处主任、第一方面军特务团团长等职。他在滇南的滇军中，以此为掩护，进行了大量艰苦的革命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把许多疏散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隐蔽在滇军中，开展工作，积极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主持成立了滇军18师艺工队和前锋剧团，大胆放手地宣传抗日救亡；
他广泛接触中上层军官，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促进云南团结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对滇军上层和云南地方实力派开展的工作，是党在云南长期统战工作的组成部分，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南方局交给的任务。(5)参见中共云南省委等：《朱家璧同志生平》，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朱家璧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3～504页。
朱家璧在滇南的时间，差不多与滇南抗战相始终。他所作的工作，广泛接触滇军中上层，关心下层，联合团结，稳定军心，宣传抗日救亡，坚持抗战，为滇南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家璧对自己的这一段历史有着详细的回忆。他说，在延安学习时的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他有过一次亲切的谈话。陈云对他说，“你在云南的社会关系，是好事，不是坏事。你的这些社会关系属于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要学会利用这些矛盾作掩护，为党工作，要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他们(上层)，是为了做下层的工作。”“随后根据党的安排，我到了重庆，在办事处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周对我说，你要想办法回到滇军去，因为你有那些同学是熟人嘛！你回去要注意利用关系，做好工作。”1941年1月，朱回到了云南，先找同学龙泽汇，通过龙泽汇找到滇军第1旅旅长卢浚泉，卢即表示欢迎朱来任营长。同年5月，滇黔绥靖公署下令，任命朱家璧为第1旅第2团第3营营长，部队驻在蒙自芷村。朱家璧上任时，专门去泸西找到中共滇军地下支部书记张士明(时任第二路军指挥部特务营营长)。朱告诉张：“党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如果日军深入云南，就要在云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这样，我们要抓好两件事。一要把自己的队伍切实掌握起来，到时候能够拉起来打游击；
二要调查驻地周围的地形、民情，广交朋友，拉些关系，准备建立游击根据地。”张士明则向他介绍了当地情况，以及民族、统战的相关工作。
朱家璧上任后，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工作，提倡官兵一致，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与民主作风，使部队作风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关心广大士兵，盖营房、开展文体活动、搞点生产、改善生活，深受广大士兵欢迎。党组织派来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朱将他们分配到连队给士兵读报(包括《新华时报》)、讲故事、上文化课，唱抗日救亡歌曲，开辟图书馆，与士兵交朋友，搞得很活跃。这对稳定部队，提高抗战必胜信心，都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成立《前锋》剧团，出版《前锋》旬刊，把部队文化生活都带动起来。
朱家璧“身材魁伟，外表威严，心地善良，尊老爱幼，平易近人。他骑马路遇老人、小孩或过村庄时，都自觉下马步行，群众对他微笑，他频频点头”。
1942年初，建营房时，他既要计划和指挥，又亲自参加士兵劳动，身先士卒，早出晚归，找木头、割茅草、抬石灰。他吃苦耐劳，又经常和士兵吃饭谈心，士兵不开小差，生活得好也不生癞子。当地人说：“中央军比三营(朱家璧营)差得很远，与朱家璧是天壤之别。”他有空就到农民家谈天，看到缺乏劳动力的人家时，就组织送煤上门，老妇感动得流泪。还抽出时间讲抗日战争游击战术等。后来，朱家璧升副团长，还在开远明德中学兼任公民课教师，上课时紧密联系实际，通俗易懂。他说：“打日本是为了救国，救中华民族，救中国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青年学生更应如此。”鼓励大家关心国家大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6)参见李永生、林忠收集整理：《朱家璧同志在开远二三事》，政协开远市委员会编：《将星闪闪耀开远》，《开远文史资料》第16辑，2020年版，第128～131页。朱家璧还到石屏等地，作“民运工作漫谈”等演讲。
恰于此时，著名进步报人刘思慕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朱聘他为政治顾问，并向官兵们讲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德、日、意法西斯为何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讲了《中国近百年史》《国际问题讲座》《政治常识》等，这样推动了部队中的政治教育。
1943年初，朱家璧升任第3团副团长，去团部后，朱把全团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与文艺、体育活动都全面开展。还请文学家李乔给全团军官讲《孙子兵法》，朱本人也给全团官兵讲授国内国际形势课。卢浚泉(时任第18师师长)决定成立艺术工作队，也由朱家璧兼任队长，编排了一些短小精干的抗日节目，到各地演习，大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
1944年初，第一集团军在大屯办训练班，以万保邦为主任，朱为军官队队长，并主讲《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大屯训练班结束后，朱调到盘溪任93军教导处主任，掌握特务营、战防炮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5个营，把军事训练和文艺体育活动开展了起来。1945年初，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朱又调到第一方面军任特务团团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7)参见朱家璧：《昆明到延安，从延安回云南》，《抗战时期我在滇军的一些工作》，见《朱家璧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435页。
作为共产党员的朱家璧，在滇南滇军所做的工作，对滇南抗战的参与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滇南(主要包括今红河、文山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中国西南连接越南、缅甸的重要通道。1940年以前，在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以后，滇南是抗战的大后方，大量军用物资通过滇越铁路经昆明运往内地。滇越铁路成为运送物资的大动脉，是云南对外交通的首选，成为抗战前期中国在云南的第一条“生命线”。沿海及内地企业、工厂、学校、机关大批内迁，以及沦陷区同胞经过云南，回到内地，滇越铁路成为最便捷最重要的通道。1940年以后，滇南、滇西又一变而为抗日的前方。而在红河地区丰富的个旧锡矿等矿产资源，既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创汇资源，又是日本侵略者妄图掠夺的战略资源。日军侵占越南后，不断向金平、河口、麻栗坡等地推进，妄图从滇南包抄中国，并突破滇南防线，入侵云南，威胁重庆。
为了达到目的，日军对滇南地区进行狂轰滥炸。从1939年4月13日至1945年4月16日，日军对红河地区工厂、交通、机关、学校野蛮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有85次之多，出动飞机831架次，投弹3296枚，炸死平民和军人1456人，炸毁房屋9766间。(8)参见中共红河州委党史研究室：《抗战中的红河》，见《抗日战争中的红河》，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而在1940年到1942年11月，日军派出66架次飞机，轰炸文山地区，仅平民伤亡即有221人，此外，还对文山地区进行多次炮击，致使文山地区对日伤亡人数达2200余人。(9)参见中共文山州委、文山州人民政府：《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全力推进文山跨越发展》，《文山的抗日战争》，中共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版，第2～3页。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滇南地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出力出钱，踊跃出征参军，展开了全民抗战。抗战期间，红河人民出征抗战人数有16583人，而伤亡军民也达17613人。(10)参见《抗日战争中的红河》，第4～5页。文山地区征募出征兵员也近2万人之多。(11)参见《文山的抗日战争》，第7页。至于派出民工，修建机场、道路、构筑工事，以及捐献和输送物资，数量亦不在少数。
滇南地区各族群众、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滇南抗战，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呼喊，是其重要方面。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是1940年日寇入侵越南，直逼中越边境之际，滇南地区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鼓舞下，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呼喊的声音普遍高涨，对于推动全面抗战，坚持滇南抗战，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
在滇南重镇蒙自。由于日军直逼中越边境，蒙自成为西南战略要地，国军逐步云集以蒙自为中心的滇南地区，蒙自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掀起。虽然老百姓识字不多，但各学校的“教师便带学生进行街头宣传、演讲，使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全副武装的军人，也走上街头，他们精神振奋，高唱抗日歌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对源源不断输入的日货，进行登记，限期销毁，再犯者予以处罚，轻者罚款，重者枪决”，“为了宣传抗日的需要，为了支援前线，蒙自中小学师生还组织了演出队，当时男生扮演女性，很多人不愿意。有一次，第三小学王友君老师，主动把爱人的服装拿来，自己扮演女角色，深受大家欢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各族人民纷纷捐款，真谓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同仇敌忾，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12)参见杨芝芒：《抗日战争时期蒙自见闻录》，《抗战中的红河》第169页。
在滇南古城建水，以建民中学为中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引人注目。建水中学校长刘宝煊，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加入进步社团“新滇社”和中共组织，后因进行抗日活动被日本军国主义驱逐出境，回国后因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失去组织联系。但他仍坚持抗日斗争，回乡后任建水县教育局长兼县立师范学校校长。这个师范学校名“建水县立师范学校”，1938年5月开办，1942年改名为“建水私立建民中学”。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方仲伯，任该校教务主任，协助校长按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制订了“笃学力行——科学、务实、爱群、整肃、活动”的校训，以此继承和发扬延安“抗大”的光荣传统。人们因而把建民中学看作是“小抗大”、滇南的“陕北公学”。该校还聚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如方仲伯、马识途、孙仲宇、周天行、陈光、马元明、刘喜、方文彬、许钧、董大成、杨纪庄、魏琼、张连琢、彭德光、岳世华、舒守训、廖新伦、陈雨然、罗新、廖必均、田金铭、陈联波、罗广斌、郑道津、徐守谦、金震等人，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滇南工作的刘清，(13)刘清(1915—2020)，原名石秀夫，江西九江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执行委员、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经常到该校指导工作，在师生中建立党组织。建民中学不仅成为滇南中共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更成为滇南抗日救亡的重镇。他们教育学生，“走出课堂，读书不忘救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当时学校已周密考虑，一旦日军继续入侵云南，就组织学生上山打游击，从组织上、思想上、军事上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学校中开展军事训练和宣传工作，把学校变成一个准备打仗的军事政治学校。
烽火迫在眉睫，建水中学师生加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组织了“建师剧团”(后改名“建民剧团”)到各地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包括话剧、歌剧、舞蹈等。先后演出的节目有《离离草》《北京人》《狂欢之夜》《两个老粗和一个女人》《凤凰城》《小放牛》《茶馆小调》《秧歌舞》《烟苇港》《农村舞曲》《飞花曲》《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节目，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为抗战发出怒吼”。
建民中学抗战歌声特别嘹亮，全校性歌咏组织“建民合唱团”，分甲乙两团，分别到各地演唱。歌声使建民中学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建民中学还由陈东老师组织了马列主义小组“传薪社”，刘宝煊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丹心社”，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举办各种群众性讲座等，使建民中学在战争中发出了光和热，并成为滇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中心。(14)参见汪海清：《抗战时期的建民中心》，杨枫：《抗日救亡运动在建水》，《抗战中的红河》，第184～187、192～193页。
在开远、在河口、在石屏、在泸西、在弥勒等地的抗日运动亦风起云涌。如泸西的抗日宣传活动就很有声有色。宣传抗日活动的方式，有组织小型宣传队，张贴情报、标语、漫画等。在街天、晚饭后，特别是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上街宣传，演讲抗日的意义，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罪行，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员之歌》；
演出小型歌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卖梨糕糖》等，售票所得全部作为抗日捐款。(15)参见汪启能、杨振文、李家和、胡德明：《泸西师范学校宣传抗日活动情况》，《抗战中的红河》，第190～191页。在开远，组织了“开远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组织“抗日救亡话剧团”和“孩子剧团”。开远县一中也组织了“开远县中抗敌后援会”等进行抗日宣传。(16)参见曹定安：《开远的抗战》，《开远记忆》(开远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2015年版，第6～7页。
在滇南另一重镇文山，抗日救亡运动也是轰轰烈烈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文山省立第四中学即积极备战，成立了文山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以校长胡占一为大队长，中队长由教师分任，并对学生进行军训。学校还大兴国术训练，以大刀长矛为武器。随即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壁报、演讲班、大唱革命歌曲。著名的《救国歌》，悲壮激昂，感情动人，听者不少人默然呜咽。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造成革命、抗日声势。全面抗战爆发之际，文山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17)参见王需章：《文山中学学校抗日救亡活动片断回忆》，王子冲：《文山抗日见闻片断》，《文山的抗日战争》，第71～82页。
滇南红河、文山等地的各族群众、各界人士参与滇南抗战，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战斗在滇南地区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发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红河、文山地区，抗日的民众团体，抗日的宣传刊物不断涌现。诸如“丹心社”“读书会”“业余剧社”“民众剧社”“歌咏会”“抗敌后援会”“学抗会”“抗敌意识促进会”“妇女募捐委员会”“抗敌联合会”“励进社”等救亡组织先后出现；
《心声》《曙光日报》《建民小报》《抗敌周刊》《边声周刊》《新力周报》等救亡报刊亦不断出现。在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的倡导和组织下，救亡革命歌曲的演唱，遍及城乡各地，如《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典》《游记三部曲》《游击队员之歌》以及师生们创作的《建民中学校歌》《建民颂》等歌曲。他们组织演出，如《觉悟》《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延安颂》《凤凰城》《中国万岁》《战地逆痕》《钱是谁的》《松花江山》《打倒列强》等。青年学生们利用星期日、节假日，在城乡用通俗的语言、短小的故事，广泛进行宣传、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在个旧等地，还多次组织国耻、抗日纪念大会，开展“义演”“义卖”活动，募捐钱物，支援和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在学校里和公共图书馆，订购了《全民抗战》《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快报，组织进步人士作抗日救亡的演讲。
日军占领越南进逼滇南之际，石屏人刘坤府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集重兵于越南，有进攻云南之企图。抗战四年以来，云南之地位日益重要，今则为惟一之国际交通线，若云南不守，则国事更不堪问，是以云南人责任较其他省尤为重。军事方面虽有当局主持，民众武力亦不可外侮，须切实之办法，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他眼观抗战时局，认为民众武力和游击战是“抗击外侮”的巨大力量，遂借款35000元，买步枪6支，“随时随地作有效之行动，更应有广大之联合，以赤血报国也”。(18)参见中共石屏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石屏地方史(1927～1978)》(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64页。
小学的教科书、课本里也贯穿着抗日救亡的内容。当时的小学课本有一册叫《战时常识》，第一课是《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第二课是《火！火！日本鬼子放火！》，第三课《难民！难民！！东一堆难民！西一堆难民！怎样过！怎样过！》。(19)参见《石屏陶村小学的七·七救国献金》，《抗战中的红河》，第305页。这些鼓动人们的抗日教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校还组成了“童子军演讲队”，在街子天集队上街进行抗日演说，并高唱抗日歌曲。还提倡抗日募捐。学校的体育课、童训课，也讲授实战初级军事常识。又组织演出抗日情趣深厚的节目，有合唱、舞蹈和话剧，进行“劳军”演出。每次“劳军”演出，在戏园子座无虚席，许多节目都迎来了掌声和欢呼声。(20)参见王信义：《云集小学的抗日活动》，转见林浪平：《滇南抗战》，打印稿2020年版，第40～41页。
李公朴(1902～1946年)，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淮安，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是政治活动家、社会教育家、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毛泽东、朱德赞扬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周恩来说，“他是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李公朴按照中共的嘱托，由解放区返回重庆，转入云南地下工作。在滇南、滇西各地进行社会教育和宣传团结抗日”。(21)参见方仲伯编：《李公朴文集》“出版说明”第1页，“李公朴烈士生平”，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940年底，李公朴考察晋察冀边区后回到重庆，本来是准备去皖北苏南新四军所在地的，但因皖南事变发生，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对李公朴是作为党的干部来看待的，为了不让他受到迫害，决定让他与他的秘书、共产党员方仲伯去云南、缅甸，亦送去了路费。周恩来对方仲伯说：“国民党顽固派迫害他们，我们就要保护他们。你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人管，我们就要管。”要他(李公朴)去争取华侨和争取英美的工作。(22)参见方仲伯：《李公朴传》，见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437页。李公朴到昆明后，国民党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不给签证，因此无法去缅甸，遂暂驻昆明，结识了张冲、杨杰、楚图南等一批知名人士和教授，做抗日团结的工作，并在昆明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了《青年周刊》，还成立了“读书出版社”，创办“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等，出版了一系列进步书刊，随后又加入了“民盟”，当选为民盟昆明支部执委。
在滇南抗战紧张之际，中共地下组织，决定邀请李公朴去滇南考察、作学术演讲、宣传抗日救亡，鼓舞人民群众坚持抗日的信心。1942年2月，共产党员孙仲宇，以曙光日报社的名义，邀请李公朴到滇南个旧、建水、石屏等地向社会各界作题为《太平洋大战与中国》《欧战形势》等演讲。四·四儿童节，又邀请李公朴在个旧文华小学讲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稍后，李公朴又到石屏城区和宝秀住了一个多月，作过多次演讲，和学生座谈，介绍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日活动，对鼓舞抗日情绪，革命青年向往延安、奔向延安，起了良好的作用。(23)参见中共红河州委党史研究室：《党在红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王明武：《抗日战争时期石屏进步人士的活动》，《抗战中的红河》，第18、194页。
李公朴在滇南各地的演讲，对于宣传抗日精神，鼓舞广大群众积极坚持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例如，在个旧云庙的一次有400多人参加的演讲中，群众深受激励。当地著名矿老板李洪昇，当场捐款100万元，购买战斗机一架。(24)2021年8月14日作者在个旧云庙采访个旧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永刚谈话。后到石屏采访时，看到石屏党史教育展览资料显示，滇南富商李洪昇，为抗日捐款150万元滇币，以100万元购买战斗机一架，支援前线。云南省政府赠与“倾囊救国”匾额。另一民族资本家张正堂捐款100万元滇币，云南省政府赠与“输财御侮”匾额。
曾亲历李公朴演讲的学生周传敏回忆，我读中学时，李公朴光临石屏一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李公朴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几次讲演，他知识丰富，能讲能唱，讲话比拟生动形象。他讲了许多前方将士抗日打仗的英雄事迹，号召我们后方人民，不管工农兵学商，不分男女老少壮，都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支援前方将士抗日。当他讲到前方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忍受饥寒，同敌人浴血作战，我们后方人民应当捐钱出力，做棉衣支援前方时，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多捐几件棉衣裳》的歌曲，记得其中的几句歌词大概是：‘秋风起，秋风凉，雁门关外雪风扬，爱国男儿举刀枪。我们在后方，多捐几件棉衣裳，支援他们打胜仗，中华民族得解放’。大家听得入神，非常感动”。(25)参见周传敏：《记抗日战争中的李公朴先生》，《抗战中的红河》，第310页。大家深受教育，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救亡运动之中。
李公朴在滇南的演讲，缺少完整的记录，但他在稍后的1944年底于云南写的一篇《青年怎样对付战争》，大体上告诉了我们他讲授的主要内容。他说：“今天的云南，无论就哪方面讲，都可算抗战的最后堡垒了。然而云南的危险，是不能掩饰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讲，敌人都不会放弃侵占云南的野心。正如龙云先生最近就几次大声疾呼，警告我们不宜苟且偷安，指出危机还是非常严重。他号召云南人民，加紧武装准备，加强武装准备，加强民主运动。这种提醒，非常重要。云南并不是安乐窝，除非把敌人彻底赶出中国去，他们总不会放下吞食西南的野心。在昆明一度紧张的时候，我们听到，许多青年朋友都下了决心，如果敌人来了，便去打游击。是的，目前实在是退无可退，逃无可逃了；
只有战斗才是活路。现在，我们的国家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民主抗战。不民主则无以抗战，不抗战则民主无由实现。他号召青年人们，做抗战的先锋，新的民主中国，是在抗日反法西斯的浴血斗争中创造出来的。(26)参见《青年怎样对付战争》，方仲伯编：《李公朴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6～926页。”这应该是李公朴在滇南多次讲演的主要内容吧！这对于坚定云南人民抗日的信心，夺取抗战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支援滇南抗战，红河文山地区尽管经济落后，生活困难，各族人民仍然尽力“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竭尽全力，支援抗战。除了支援全国抗战以外，红河地区也积极组建民间抗日游击武装，训练壮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训练壮丁达1694820个工作日，摊派大米420000千克和银元12000元，作为抗日期间部分抗日武装的给养。
红河地区人民积极出人出力，投工投劳，为抗战修建机场、道路，运输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建、扩建、破坏机场，占用土地3142.57亩，投入劳动力1187109个；
运送军用物资直接使用人工664745个，牛马工1323091个。
红河地区各族人民还踊跃捐款捐物、购买公债，为驻军及迁滇同胞提供粮食。据不完全统计，红河地区在抗战期间的献金、捐款、捐物和购买公债，折合1937年国币达901964.81元；
提供军米509667大包，折合50966700千克；
杂粮1464石，折合大米53331千克；
马粮381464.48千克。此外，还提供粮草、稻草、电杆等折1937年7月国币4495.95元，提供床板400副、床凳100条、方凳50个。(27)参见《抗战中的红河》，第4页。
文山地区各族人民“纷纷解囊，为前线战士捐钱捐物。为保证远征军的粮食供应及驻防军队等食用”。文山人民“广种杂粮，吃糠咽菜，节衣缩食，将省出来的大米支援了抗战前线。1941年至1945年间，文山7县1区共提供军需大米3000多万公斤，平均每年600万公斤”。除了捐钱捐物外，文山人民还出工出力修建抗战军事基地，仅1940年竣工的文山机场，即用工526864个，机场占地783亩。还抽调民工修筑边境工事、破坏道路桥梁，以及抢修内地公路，用工亦不少，每项工程常常需要数千以至上万民工。(28)参见《文山的抗日战争》第2～4页。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忍饥挨饿，也要支援抗战，完成任务。
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以及完善民族武装、土司武装的力量也加紧了。为阻止日军可能进犯滇南，云南中共地方组织配合驻军，在广泛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教育、组织对抗日事业支援的同时，积极备战，准备战争一旦爆发，即开展以游击战争为重要内容的武装斗争。除了在各中学校强化军事训练外，云南早在1938年即提议组织第一支滇越边区游击支队。
云南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坚定了抗战信心，并强化了滇南抗战力量。龙云重视发动组织地方武装联合抗日，于1938年任命蒙自纳埂土司龙健乾为滇越边区(蒙自江外)第一游击司令，邹象贤为第一大队长，稿吾土司龙鹏程为副司令，古延岭为第二大队长，建水江外猛弄土司白日新为副司令兼第三大队长。河口廖某为第二游击司令，马关县宋伯皎为第三游击司令，麻栗坡县武凤翔为第四游击司令，(29)参见夏恩禄口述、龙顺乾整理：《成立滇越边区第一游击支队回忆》，《抗战中的红河》，第329页。强化了滇南边疆地区抗日武装力量。
到1941年，中越边境形势紧张之际，已经回到云南红河地区驻扎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考虑进一步加紧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红河南岸各土司和各族群众，亦相约共赴蒙自，晋见卢汉，请求进一步组织游击武装，保卫国土、保卫边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卢汉即委任纳埂土司龙健乾为边防游击队总司令，稿吾土司龙鹏程、敦厚里(即水卜龙、新街)区长普家喜、猛弄土司白日新3人为副司令，进行整编队伍，强化军事训练，做好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继而，因枪支弹药分配不公，引起白日新、普家喜的不满。于是白日新便派人往石屏县属五土司、建水县属五土司及其他地区土司联络，另行组织抗日活动，再次邀约各土司赴蒙自，见卢汉面呈详情。1942年1月，卢汉在蒙自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红河两岸土司会议，宣布重建边疆联合抗日游击队，下辖猛弄、太和里、永乐、溪处、瓦渣、思陀和迤萨镇、大兴镇8个游击司令部；
其番号为“咨、东、多、土、为、民、前、锋”，任命猛弄土司白日新为联合司令部司令，授少将头衔。指挥部的番号是“联合”。抗日口号是：协同一致，打倒日本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万岁！宣传提纲是揭露日寇对中国人民施行的“三光”政策和罪恶，中国人民遭遇的苦难及亡国的痛苦，激发人民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的热情。
红河县境内溪处抗日游击司令赵桂生、副司令张从本，教练官张品照，辖1个大队、3个中队，兵员300余人；
瓦渣抗日济南司令钱桢祥、大队长李华、副大队长孙国书，辖3个中队(含瓦渣和上亏容)，兵员300余名；
思陀抗日游击司令李呈祥、大队长兼教练官王梦麟，辖思陀、落恐、下亏容3个中队，队员300余名；
迤萨抗日游击司令姚虞卿(肇禹)、副司令赵佐(国梁)、大队长兼教练官李存义，辖3个中队，兵员300余名。各大队组织操练，一般农闲集中训练，农忙回家生产，集训历时3年。经费由地方烟捐开支，各游击司令授上校军衔，副司令授少将军衔。
1943年3月，卢汉鉴于形势仍很紧张，为加强边疆游击力量，再召集边疆十八土司到蒙自总部开会，商讨扩大游击队伍的办法。卢汉最后决定，提升白日新指挥权，委为联合游击司令，并授予中将衔。各大队长提升为游击司令，每个游击司令扩大为3个大队，相当于1个团的实力，授予上校军衔。旋因白日新病逝，卢汉把联合游击司令指挥权委以永乐土司普国泰负责，并扩大了队伍，下属10个单位，进一步强化了军事训练，并派出人员侦察敌情。这些游击武装，在防御滇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游击武装才结束了自己的使命。(30)参见丁乔和：《滇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组织边防抗日游击队的经过情况》，《抗战中的红河》，第318～323页。又参见天下红河网《抗战侨乡红河县迤萨》，《沉默的情怀——云南抗战遗址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此外，麻栗坡特别区还在1940年成立以苗族项朝风为队长的弓弩队，在中越边境抗击日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曾委任文山黑支果乡苗族王开洪为“滇东南抗日游击挺进大队”大队长，大队扩大到近千人等。
在战况紧张的背景下，各地土司任游击司令，下有大队、中队和小队。在共同努力下，近五年的时间内日军都不敢进入滇南地区。所以，“由于滇南军队严密守敌，加上群众联合土司武装，最终将日军防御在国门之外”。(31)参见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土司抗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此外，在滇南抗战中，滇南各族人民救援飞机失事的友军航空人员，也是一段佳话。究竟滇南人民救援了多少友军人员，缺乏统计，但为数不会太少。据龙顺乾回忆，1942年的一天，美国志愿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飞往轰炸占领越南日军基地，返航途中，经过江外纳更土司与金平县接壤的老箐上空，突遭暴风大雨，雷电交作，其中一架中型轰炸机着火燃烧，机中人员全部跳伞，落入箐林之中，因降落伞体积庞大，挂在树梢，使降落人员上不沾天，下不落地，惊呼求救，声震林中。当时，恰有苗族、瑶族群众由金平猛丁赶街折回纳更，闻声即去救援，砍倒小树扎成几架梯子，将美军7人救下，护送到纳更土司公署游击支队司令部，纳更土司兼游击司令龙健乾热情欢迎，时有一归国华侨，会讲英语，热情接待。然后，龙健乾召集司令部全体官兵、司署职员、小学师生在司署召开欢迎美国志愿空军大会，表示对美志愿空军帮助中国抗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美国飞行员休息两天后，龙健乾派出一分队武装人员，护送美军前往蒙自。美军人员依依不舍，频频回头，以示谢意。(32)参见龙顺乾：《救护美国空军人员的回忆》，《抗战中的红河》，第343～345页。
国际友人及盟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值得一记。不仅派出参谋、顾问人员，在第一、九集团军中的军、师、旅、团部，出谋划策，而且还组织了援华“美军滇南总部”，专门负责援华军事装备在滇南的分配、军事训练和中美两国军民的合作抗战事宜，甚至派兵直接进驻滇南。例如，在文山地区，就曾驻有美、英、法和印度、越南军人，帮助中国抗战。(33)参见王信义：《抗日时期驻文山“盟军”见闻》，《文山的抗日战争》，第120～122页。此外，国际救援总队，还向滇南派出了一个中队，在中队长德国医生贝尔的领导下，带着医疗队，服务于驻建水第一集团军第20师。他们不遗余力，为中国军民治病，其中罗马尼亚人吉泽娜·克兰兹多夫因劳累过度，患病去世，献出了年仅39岁的年青生命。(34)参见林浪平：《滇南抗战》，自印本2020年版，第65～66页。
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滇南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积极投入抗战，是滇南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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