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十多年前，笔者曾从文献学角度探讨“宋太祖誓碑”问题的来龙去脉[1]138-147。今天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史，深感有两个事实发人深思。第一个事实是：提供证明材料的名单当中有不少孟学史人物，譬如邵雍（1011-1077年）、程颐（1033-1107年）、苏辙（1039-1112年）、杨时（1053-1135年）、邵博（？-1158年）、顾炎武（1613-1682年），他们属于间接证明材料的提供者，而王夫之（1619-1692年）属于直接证明材料的提供者。第二个事实是：身为孟学史人物，他们竟然没有在宋太祖誓碑与孟子思想之间做过任何关联。假定后一个事实绝对不因笔者的孤陋寡闻而能成立的话，亦即“宋太祖誓碑”问题确实缺乏与孟子思想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那么，它是否具有与之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呢？李华瑞不久前发表一篇短文，将宋太祖誓碑视作孟子思想影响宋代政治的有力表现[2]。此文虽未提供具体例证，但其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提出并探究宋太祖誓碑与孟学史的虚实之辨。
宋太祖誓碑的重中之重是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先秦有两种文献与此形成对应：
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3]（《管子·大匡》）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①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为据，下同；
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注明。[4]（《孟子》12·7）
就其形式的一面而言，宋太祖誓碑属于盟约，只是秘而不宣；
《管子》《孟子》的记载也是盟约，则是广而告之。就其内容的一面而言，“不杀士大夫”有绝对无条件之意，“毋专杀大臣”“无专杀大夫”有杜绝独断专行之意，但实质都是“不杀”。这里引申两点：第一，笔者前述的研究发现：从现存南宋七种史料对于宋太祖誓碑第二条的表述看，有六种写作“大臣”，仅有一种写作“士大夫”[1]141。尽管如此，“大臣”“大夫”“士大夫”的含义实则大体相当，无须过于细分。第二，假如宋太祖誓碑受过先秦思想史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受《管子》的影响大于《孟子》呢？这一提问有可能隐含了某个思想史秘密，留待文末再论。
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将宋太祖誓碑与《孟子》说的“无专杀大夫”勾连起来。从孟学史角度看，另一个例证值得重视。《孟子》1·6指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古史》卷34《孟子孙卿列传》的“苏子曰”一段写道：
孟子生于战国，知仁义可以化服暴强，以此游说诸侯，谆谆言之，冀其或信。而诸侯皆习于鄙诈，莫以为然者。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当是时，诸侯皆将以多杀人一天下。诚有不嗜杀人之君，招而抚之，天下必将归之。孟子之言，非苟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未有不以为迂者矣。予观战国之后，更始皇、项籍，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及汉高帝，虽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杀人，然后乃定，子孙享国二百余年。王莽之乱，盗贼蜂起，光武复以不嗜杀人收之。及桓、灵之祸，曹公、孙、刘皆有盖世之略，而以喜怒杀人，故天下卒于三分。司马父子力能一之，而杀心益炽，故既一复散，裂为五胡，离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杀不已，至子而败。及唐太宗，始复不嗜杀人，天下乃定。其后五代之君，出于盗贼乞养，屠戮生灵，如恐不及。数十年之间，天下五禅，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艺祖皇帝虽以神武诛锄僭伪，而不嗜杀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于汉、唐。天下既定，轻刑厉禁，凡所诛戮，一附于法。匹夫匹妇，无冤死之狱，其仁过于前代。是以百有余年，兵革不试，户口充溢，有死于疠疾而无死于兵乱。盖自孟子以来，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由此观之，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①苏辙撰，舒大刚、桑海风点校：《古史》（二）（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 4册，语文出版社 2001年版，第234-235页）；
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苏辙早年著有《孟子解》，晚年著有《古史》。《古史》此处援引的“梁襄王问孟子”一段，就出自《孟子》1·6。苏辙将《孟子》说的“不嗜杀人者”与汉高祖（前256-前195年）、光武帝（前5-57年）、唐太宗（598[一说 599]-649年）、宋太祖（927-976年）联系起来，极具孟学史价值。朱熹（1130-1200年）注解《孟子》此章，将苏辙的长篇大论缩写为：
苏氏曰：“孟子之言，非苟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未有不以为迂者矣。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4]207（《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
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根源在于不嗜杀人，而这正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理想诉求及其现实体现。《宋史》卷 3《本纪第三·太祖三》的“赞曰”写道：“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5]脱脱（1314-1355年）从儒家政治理想的站位高度评价宋太祖，显然是与苏辙、朱熹一脉相承的。
笔者曾经认为：宋太祖说的“不杀士大夫”以及名相赵普（922-992年）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道理最大”，这三句名言对于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不容低估[6]。先看较早出现这三句名言的文献：
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
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7]（《避暑漫抄》）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艺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8]（《乐菴语录》卷5）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9]（《续笔谈十一篇》）
宋初这三句名言各有看似平常、实则深刻的含义：“不杀士大夫”一句确认了底线的生命原则，有此政治制度之自信，士大夫得以自由思考；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确立了时中的经典文本，有此历史文化之自信，《论语》得以经世致用；
“道理最大”一句确定了最高的哲学理念，有此宇宙精神之自信，“道”“理”得以涵盖乾坤。两宋道学之所以勃然兴起而又长足发展，端赖以上三句名言生生不息的政治制度之自信、历史文化之自信、宇宙精神之自信。
两宋道学成果硕富，其中之一就是孟子思想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众所周知，“唐宋间孟子升格运动”的重头戏不是在唐代，而是在两宋。一方面，从孟学看，孟子人格得以圣人化，《孟子》文本得以圣经化，孟子故里得以圣地化；
另一方面，从儒学看，《孟子》得以与《论语》《大学》《中庸》一道成为科举教育系统的“四书”，孟子得以与颜子、曾子、子思一道成为文庙祭祀系统的“四配”[10]。
回到本文的论题，孟学史与两宋道学这一紧密关联，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视作宋太祖誓碑与孟学史相关的证明呢？基于文献的考古，它无疑不能视作直接相关的证明。基于思想的考古，情形又会如何呢？
这里设定三种情形。情形之一为：既然苏辙、朱熹依据《孟子》1·6说的“不嗜杀人者”而将宋太祖与孟子直接相关，又因“宋太祖誓碑”从属“宋太祖”的议题，那么，人们同样有理由依据《孟子》12·7说的“无专杀大夫”而将宋太祖誓碑与孟子间接相关。情形之二为：正因《管子》说的“毋专杀大臣”、《孟子》说的“无专杀大夫”均指齐桓公之事，加上《孟子》1·7说过“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及《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章句上》说过“董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亦此意也”[4]207，所以人们未将宋太祖誓碑与孟子关联起来，但这一“失语”未尝不与苏辙、朱熹从孟子角度美誉宋太祖的“语法”间接相关。情形之三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一”（一统天下）包括“打天下”“守天下”两个方面，前者与《孟子》说的“不嗜杀人者”相关，后者与《孟子》说的“无专杀大夫”相关，这或许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宋太祖自始至终践履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心路历程。
文献考古受限于固有的证据，思想考古敞开了合理的想象。既然前一条路颇有寸步难行之感，目前何不多在后一条路上走一走呢？不少前贤做过以思想考古激活文献考古的工作，并且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我们在“宋太祖誓碑与孟学史”这个罕见有前人涉足的领域中，同样可做类似的尝试。
综上所述，宋太祖誓碑的重中之重是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并与《孟子》说的“无专杀大夫”构成虚实之辨。“实”是指二者一直缺乏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这是基于文献的考古而言其无“实”必虚；
“虚”是指二者可能存在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这是基于思想的考古而言其虽“虚”可实。从拓展并深化今天的宋代孟学史研究看，所谓宋太祖誓碑与孟学史的虚实之辨，作为有待填补的学术空白，既要求人们虚功实做，亦即基于思想的考古，尽力达成基于文献的考古；
又期待人们虚实相济，亦即借助政治制度之自信，竭力夯实历史文化之自信、宇宙精神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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