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玉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3-1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不仅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高度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加以系统论述，还明确指出我们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注重“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2]。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启和丰富发展，不仅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3]。这说明，我们在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来自何方”的基础上需要关注“走向何处”。因而从生成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三重向度出发回答好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整体性逻辑就显得必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成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当代延展，不仅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遵循，而且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与发展现代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学术界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理论、历史、实践、价值等维度出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为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命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状况
习近平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来，这一重大命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具有影响力和深刻洞见的相关成果也越来越多。总的看来，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直接性或者聚焦性研究，主要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价值意义等问题而展开。学者们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在理论上主要是中华文明的转化逻辑、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社会主义创新逻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4]，在实践逻辑展开上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在规律把握上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在价值目标上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5]。另一方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间接性或者相关性研究。不少学者认识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试图从多角度、多视域出发展开相关性研究，进一步开拓和延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学者们从生态文明建设[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8]和中国叙事[9]等角度讨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缘由，丰富了其生成逻辑。
1.2 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评析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学理分析，但也存在进一步扩展和深度耕犁的空间，特别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分散性研究较多而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较少。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具有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要求深刻剖析各构成要素和组成部分的内在机理，还强调从整体上厘清其逻辑理路，从而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样貌、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历史以及实践等逻辑研究较多而综合性逻辑研究较少。既有的研究成果着重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以及实践奠基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不是由某一逻辑单向决定的，而是多重逻辑共同交织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维度解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重生成逻辑。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从生发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维度深刻领会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出场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生发逻辑，在本质上它是理论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四性统合”，即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我们认识和领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需要立足唯物史观的原则阐释其“从何而来”的逻辑理路。
2.1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继承
文明问题历来受到思想家们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十分重视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和对共产主义的展望不仅为当时无产阶级运动贡献了思想伟力，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理论资源。由于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为其制订方向的”[10]，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意义，强调“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又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和消极后果。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本的驱使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无情的扩张与剥削，从而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未开化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悲惨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为更高级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所取代的必然性。这无疑为社会主义国家扬弃资本主义文明而创造新型文明形态，尤其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理论指导。
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理路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作用下”进行的[11]。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完善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融为一体，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于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文明新形态，“是共产主义文明的第一形态或初级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中国版本”[12]。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2 中国共产党对新文明的自觉追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强势输出和中华文明岌岌可危的严峻局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试图在分析和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寻找到中华文明的出路，重新唤醒和复苏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李大钊满怀信心地指出，“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3]215。这种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的底气和自信，既是对中华民族创造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开启新的文明形态的展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文明的中国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与制度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理论层面明确提出要“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创造自己的文明”[14]344，而且从实践出发恢复发展经济、探索完善政治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也步入快车道。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论断，“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遵循。此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又先后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文明形态的构成日益完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突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和更为深厚的物质力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15]29的全面提升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并明确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熔铸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文明自觉追求的实践结晶。
2.3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滋养
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都是在原有的历史积淀基础上生成发展的，这是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崭新的存在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出场亦离不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滋养。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源自对中华传统文明成果的汲取和转化。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所孕育和积淀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明财富。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积累了深厚的中华文明资源。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占有和转化了中华传统文明的成果，是中华文明以新的样态在21世纪的发展。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源自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吸收。一种文明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的求同存异、互学互鉴，这是文明传播和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为解决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有无数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国家间的密切合作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不仅以开放的眼光积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而且以宽广的胸襟积极学习和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重将其中具有可借鉴性的先进文明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之中，从而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境界。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文明交流而不隔膜、文明学习而不排斥、文明借鉴而不取代，从而促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出场。
2.4 新时代伟大建设成就的奠基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既离不开理论层面的指导、实践层面的淬炼、历史层面的滋养，更离不开现实层面的奠基。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新时代新征程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政治建设上，党和国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完善创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制度优势日益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文明支撑。在经济建设上，我们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占据前列，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明基础。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极大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注入了磅礴的文化动力。在社会建设上，党中央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6]，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到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筑牢了完善的社会文明保障。在生态建设上，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和生命共同体的建构蓝图日益化为现实，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铺设了良好的生态文明基础。总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完善制度、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改善民生、优化生态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制度支撑、物质基础、文化动力、社会保障和生态条件。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新形态的前提准备和第一阶段”[17]，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态意识、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文明新创造，彰显出独特的运行逻辑和文明气韵。
3.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8]423，努力把被旧文化束缚而贫困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是领导一切的”重大命题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350的重大论断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凸显，在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推动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的同时，竭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先后纳入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和“施工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文明结构在新时代得到确立，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的全部历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继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3.2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与发展的基石和根本前提。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0]53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之“矢”射中华文明具体境况之“的”，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2]，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活力，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正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激活中华文明的理论精华，才“使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当代走向未来”[21]，进而绘就了“社会主义文明与古老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中国图景”[22]。
3.3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动力、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的新形态文明。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贯穿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发展的整个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面对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要想摆脱文明的外部依赖，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让劳苦群众脱贫致富，过上富裕生活。1955年毛泽东提出“共同富裕”的命题，并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19]495。这一时期的“富裕”主要指“物质性富裕”。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既要避免“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的两极分化现象，也要在注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升级转换”和“接力赓续”[23]。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拓展，在新时代最终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新格局，不仅强调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强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4]183。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文明的认识和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布局，从而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3.4 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生成的新形态，又是一种注重文明传承和文明交流以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发展为基础的新形态。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内蕴中华文明基因的新形态。中华民族绵延不断、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内蕴着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魅力和跨越地域的普遍意义的文明成果，不仅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文明力量，而且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活”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既有中华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与时俱进地改造和更新中华文明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激活其时代生命力，从而是一种“活”的新形态。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明，同时又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从而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3.5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必须面对的生存性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服从关系，“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25]534。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内在的趋利和增殖本性使其秉持“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和“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观念，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宰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紧张。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信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观和“不要突破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生态安全观，坚持走“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良好生态产品普惠民生福祉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力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超越了以经济理性为主导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文明，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文明。
3.6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价值观是文明形态的内核，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价值目标，这是将不同文明加以真正区别的根本标志。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造成了资本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人与劳动的异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目标，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和固有弊端，实现人向其本质的真正复归。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形态。作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下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力求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际，力求通过政治上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文化上促进文化繁荣、社会上维护公平正义、生态上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重要保障。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避了资本逻辑的弊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自由个性的充分展开和自由时间的充分占有提供了重要保障。
3.7 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超越，内蕴着和平基因与和平诉求，是以合作共赢方式创造并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形态文明。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内蕴和平基因的新形态。文明的发展方式与时代境域、自然环境内在相关，更与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本质相连。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历来推崇和平相处、和睦往来、和合相生。这种注重和平的文化传统使得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天然带有崇尚和平、追求和平的基因。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和平发展方式创造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对内坚持和平发展，对外也坚持和平发展，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始终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不懈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充分彰显中国爱好和平的文明大国形象。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为方向的新形态。它基于人类共生共在的文明事实，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明结晶，也是对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借鉴吸收的产物。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启和成功实践不仅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样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4]8-9，而且证明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单向发展论”“国强必霸论”等理论既不适合当今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世界时代主题需要，也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从而彰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和对世界的重要价值。
4.1 以文明创新超越“西方中心论”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特定文明发展阶段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的赢得使现代“文明”这个概念本然地与欧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勾连起来，并自然地在西方人心中涌现一种文明优越感，进而衍生出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文明概念“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26]7-8。“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唯一模式和标准，世界各国只有依照“西方模式”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启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开启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空间布局和核心要义上证明了现代人类文明不只是存在于西方、不只是西方文明一种模式，中国同样可以创造一种文明的新形态。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历经百年独立自主探索创造的新形态。在初步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就充分认识到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建设超越西方文明的文明中国。中国共产党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推进文明建设，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致力于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辟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大文明”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境界。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弊端和缺陷。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逻辑，以具有内在优势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从根本上超越了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的资本主义文明，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文明发展模式。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和对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缺陷的克服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彻底宣告了“西方中心论”已经缺乏解释力与说服力了。
4.2 以文明发展超越“历史终结论”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接连发生使得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压倒性胜利”，他们将资本主义刻画成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完成形态，声称“人类将按照西方‘现代文明’规制和标准在文明历史轴线上走到终点”[27]，从而宣扬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表面上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相较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质上指向资本主义文明所谓的永恒性、完美性和普世性。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等问题时无所适从，缺乏世人公认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建构力。与之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出全球治理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日益显示出其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价值，也证实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局面。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生动体现，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动力、路径上实现了文明的全面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使之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并积极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8]，更好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丰富了人民精神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发展，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日益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从经济发展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注重激活市场经济活力不断将“蛋糕”做大，为世界经济作出发展性贡献，又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重将“蛋糕”分好，从而为破除贫富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陷阱等世界性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从生态治理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绿色生活需要的同时，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贡献了中国经验。从国际关系的向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共建共享、求同存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4.3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在拒斥其他文明的封闭状态中实现繁荣发展。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开始在西方世界中成为一种主导性政治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世界不同文明间差异性的存在，冷战后世界的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虽然由于地理疆域、社会传统等先天差异的存在，不同文明诚然在民族性格以及基本形态上存在差异，但“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29]。“文明冲突论”刻意夸大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而忽视了互鉴性和共存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及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克服了“文明冲突论”在人类文明认知上的缺陷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同人类不同文明成果交流对话并汲取其养分的基础上生成的。注重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华文明没有断代的重要缘由。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内蕴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明基因，它之所以能够生成，恰恰在于它没有故步自封、排斥其他文明，而是充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以及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多元共存、反对一元独尊的文明共生观，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文明平等观，倡导对话交流、反对文明隔阂的文明互鉴观，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24]469人类文明新形态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4.4 以文明协调超越“单向发展论”
全面性和协调性是文明形态内在品质的集中表征，是判断一种文明形态是否完备与成熟的“试金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人与劳动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精神生活屈从物质利益的要求，这种单向式的文明“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30]。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无疑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片面性和失衡性。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过程中成功发展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失衡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同，它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1]14的新形态，在本质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单向发展论”。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发展，也不是以经济建设为唯一指标来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是高度关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之间统筹协调平衡发展的新形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齐头并进、“四个文明”共同发力，再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几个阶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文明建设协调性的重视。在“五个文明”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目的，生态文明是前提，五者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突出的协调性特征，既彰显其内在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失衡的弊端，在文明内涵及其发展方式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单向发展论”。
4.5 以文明共处超越“国强必霸论”
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文明崛起的大国取代前面崛起的文明大国在世界上的文明霸主地位的现象，因而西方世界盛行“国强必霸论”，意指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壮大后必然会实现权力的外溢，必然会像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壮大一样，走上侵略争霸的道路。这是西方国家依照资本增殖的逻辑本性和西方历史结果得出的结论。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想当然地认定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必然会重蹈西方争霸扩张的老路，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等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31]27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探索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充满暴力、血腥和权力无限外溢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同，它是抱持和平发展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形态。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抱持和平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寄希望于侵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占他人为己有”[32]，承认文明多样性和制度的差异性，反对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倡导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致力于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以强有力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又没有陷入资本主义所设定的模式，走出了一条对内坚持和平发展、对外同样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是一个有机整体，既回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内涵与价值的问题，又呈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貌。作为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顺应人类文明演进趋势而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升华，又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既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叙事，也关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世界叙事，从而呈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内在特征。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某一特定维度或个别方面出发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外延与生发逻辑，而是需要从整体性的逻辑视域出发理解和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够全景式地领会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精髓与核心要义。从整体性的逻辑视域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可以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维生成逻辑，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的实质，又可以基于系统论视角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运行逻辑，深刻把握其内在机理和核心要义，还可以全面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逻辑，彰显其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意义和优势所在。基于整体性逻辑视域，从生成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三重维度出发，在充分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逻辑必然、深刻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机理、全面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意义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启和成功实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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