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丽
(青岛大学 教育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墨学蕴含的平民色彩向来是评判其价值的重要维度。荀子评定墨家“只见于齐不见于畸”，指明墨家重视社会阶层的平等维度，却忽视了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间的不平等，即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却无视差异的包容性。庄子则突出墨家自律、勤苦以及为平民谋取利益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光辉形象，称赞墨家的人格乃是“天下之好”。然而，对于墨家刻苦己身的苦行和禁欲精神，庄子则认为以此准则要求自身，是不自爱的表现；
再以此标准要求他人，更是不爱人的做法。庄子隐微地指出了墨学的矛盾特质，既想为底层民众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却又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上满足其基本的欲望及需求，具体表现为“节用”“非乐”等思想主张。墨家这种立足于底层来打量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眼光，同样表现在通过教育建构社会正义的设计思路里，既肯定自然法统摄下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又通过“尚贤”和“尚同”的制度设计，把底层民众牢固地圈定在既定利益和相对固定的社会地位上。
通过设立衡量言论是非曲直的标准——“三表法”，墨家引申出衡量事物的规则：“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民，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1](P220)墨家设定了天、鬼、民三级，为底层民众的利益呼告，进而把“三表”“三利”设定为衡量事物优劣的判定标准。墨家设想的圣王政治遵循了这些规则，需要同时兼顾上天、鬼神和民众的利益，“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1](P231)。只有当三者的利益得以兼顾并真正实现时，这样的政治才是完善的，人和天之间的巨大差距才得以消弭，上天的意志才能在尘世生活中得以执行，而尊重百姓的普遍利益正是上天施予恩惠的体现。在天赋权利、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下，墨家归纳出初步的自然法思想，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上天臣民，都有凭借才能获取权益的机会，都有实现上天意志的职责。民众和天子拥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权益，都需要通过教育来赋予行动的能力。
墨家的观念是颠覆性的，涉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实际利益，它们和圣王政治作为并列，是言论、政策和事物善恶或优劣的评判标准。[1](P286)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在处理与民众的依存关系时产生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唯有墨家开创性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的日常经验和基本利益作为立功、立德、立言的依据与出发点。“劳逸不均，贫富不匀，劳者贫苦，逸者富贵，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对个体小生产者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感愤恨的事情。绝对平均主义自然成为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思想特征，充满普遍的爱的大同世界是小生产者最易产生，也最易接受的社会理想。”[2](P84)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和对贵族特权阶层的怨恨心理出发，平民保全生命和财产、平等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的权益，首次进入墨家的视野，这是其天赋权益、人人生命平等的自然法思想的萌蘖。
“天志”是“三表”“三利”成立的前提与上位观念，它确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圣自然法则，有力地支撑着墨家追求绝对平等的观念与做法。墨家的天是意志之天，“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1](P221)墨家在立足人世经验的“三表法”之上，树立了“天志”至高无上的威严；
在百姓的经验和利益之上，先验的意志之天拥有“兼明”“兼有”“兼食”和“兼爱”的完美品质，是“义”这种世俗价值的来源，是“兼士”这种完美人格的动力来源与模范，是普通民众能够向善、知善和行善之心灵法则的皈依。“天志”作为全知全能的神圣者，毫无差别地爱护着每个人，是值得效法和敬畏的对象。“概而言之，义在墨家思想体系中，有效性来源于天，可以称作法天明义；
现实表现是公共利益，可以说是以礼达义；
价值效用指向作为整体的天下，不妨称之为举公正义。”[3](P123～126)在自然法的统领之下，墨家正义理论立足于底层民众的整体利益，以此达到兼顾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普遍性目标。在此前提下，墨家把人的出身等先天秉赋的差异，改造成具有平等意味的自然状态。在天志观念的指引下，在有意志人格神的主导下，墨家得出超越国家、阶层和族群的自然正义和自然法则。
“天志”让每个人无差别地归属于其下，把差异性很大的群体容纳于自身博爱的胸怀之中，因而产生了墨家较为抽象的天人关系。当构造社会的运转机制时，墨家依此设计了“天志”主导下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朴素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墨家把教育作为革新人性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在其设立的理想社会中，“有良道得以相教”是衡量社会完善与否的标尺。墨家教导良道的依据也是天，“墨家的教育哲学是以‘天’为中心，他的教育目的是把他的子弟培养成‘尊天、事鬼、爱人、节用’的智者。在墨子看来，人不是必然具有‘仁’这种本质的，他也不把人看成与‘仁’一致。他主张我们不应当效法人而应当效法天”[4](P7)。墨家反对当时按照社会等级来配置文化资源的主流制度，主张把所有人都涵盖到教育的范畴当中，虽然没有设计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但是拥有明确的课程内容，而且设定了培养兼士和兼君的教育目标。墨家的教育目的是把由“天志”所传达的“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推广，声称人们只要掌握了“义”的良道，即可实现利益共享和团体互助，人人相爱和互助的理想社会即得以建成。“天志”是教育对人规训的主导力量，也是规划社会生活的尺度。墨家希望借助天志来革正人心、改良社会，以使人人互爱互利，实现长久和平与永续良善。
在墨家看来，教育权益是没有个体差异和阶层歧视的，把所有人平等地接纳为教育对象。不仅如此，墨家强调“强说人”和“遍说人”的主动教育精神，即使再好的良道，如果不及时宣扬开来，人们也会置若罔闻，所以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规劝人们认识良道并在生活中践行它。“无论是墨子对人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良好道德风范、高尚道德情操，要求磨练学生意志的思想，广泛地学习与实践的做法，还是师生在教学中主动积极精神的提倡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等，都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5](P266)教师应当发扬“不扣亦鸣”的教育原则，自觉地履行教导他人的职责，对那些缺乏向学之心的人，要用语言感染他们，并把他们牵引到愿意接受教育的道路上来。社会如若放弃引导其成员的价值，亦会损害自身的健全发展，而教育是有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墨家的教育精神是积极进取的，对改良社会持有满腔的热忱，对教师的言行提出了严格要求，对学生的求学志向呵护有加。
墨家认为，学习是做人的本分，求知是人的“义”，如果不主动学习，就违背了人之为人而主动求知的内在规定性。墨家认可知识的实用价值，要求学生灵活地应对外在环境的要求与挑战，“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1](P395)。墨家肯定因材施教的做法，更重视辩论、讲授并传承典籍和从事专门技术等实际能力的培养。相对儒家而言，墨家并不十分注重人的心性修养和克己功夫。其原因在于，只要按照“义”的原则去行事，“有良财得以分人，有良力得以助人，有良道得以教人”的美好社会就会实现，人内在良知良能的唤醒和养成并不重要。过度关注内心反而可能造成自我人格方面的冲突，这违背了墨家对言行一致的要求：师生所说的就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才值得宣扬和教导。人人均有接受教育的权益，是因为人人皆有认知和行动的能力。墨家认为知行合一、言行一体是教育应当遵循的基本原理。凭借社会监督和宗教制裁，“一同上下之义”的社会运行准则有所保障，人的言行受到严格控制，因而不会出现差错和悖逆。
教育作为墨家天志的重要规训力量，既能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也是个体价值的来源。作为墨家弟子，只要执行“义”的规则，就能获得物质报酬和名誉、地位等精神奖赏。无论何种出身和阶层，只要拥有能力并遵守规则，足以获得现实的回报。“墨子的政治手段，不采取暴力革命的方法，而主要用‘上说下教’的方法；
‘上说下教’的政治手段，就是一种教育。墨子所代表的阶层和墨家集团，是要求政权的；
要求政权的重要资本之一，就是才能、学问；
而才能、学问的获得，必须通过‘学’和‘教’，所以墨子也非常重视教育。”[6](P96)在获得实际能力后，即可获得晋升的机会。因此，教育权益的平等足以推动社会成员改善自己的出身、阶层和命运。然而墨家是主张执行奖惩机制的，如果违反了“天志”和“义”的教导，则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和巨大恐惧的威胁。墨家教育权益的平等具有两面性，既可以让人拥有良多，也可以使人失去所有，这是其制度设计给教育平等所造成的现实困顿。
墨家注重教育的绝对平等，却不得不面对个体间的客观差异：既存在心性修为、意志努力的不同，又表现为权力、地位和天赋才能的不平等。墨家虽然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平等子民，都有学习的权益，最终还是难以脱离教育等级观念的束缚。“尽管以现实功利为基础，墨子的社会政治原则并不建立在近代个人之见的平等契约论的原理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人格神主宰的基础之上。”[7](P65～75)天盘踞于最高等级，向天志和鬼神的追溯，使墨家相信神灵的完美品性以及嘉言懿行可优化人的认知和行为。人类效仿天的榜样，固有的为“我”之心和为家庭、族群和国家筹谋的本性，可得以缓解和治愈。如此一来，人人成为爱的主体，形成优良的社会风俗，争斗和倾轧将会有所缓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1](P115)普通人向贤能之人学习，贤能之人向天学习，所有人的意志和天志保持一致，治理天下会纲举目张。
在天志主导的等级背景中，墨家否定了君王、父母和教师等世俗权威，转而肯定天志的神圣权威，进而要求净化社会风气、纯洁社会舆论和统一意识形态。只有追随上天的美德，子孝兄悌、君明臣忠的人伦规范方会根基深厚。墨家的宗教思想不是一切以神为转移，而是更关注人的实际利益。[8](P125～129)墨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而合理性在于荐举贤能。“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1](P69)上天是绝对正义的，贤能之人会为上天和民众的利益着想，因而依次设立天子、三公、国君、大夫、乡长和里长，他们会按照上天的意志来为民众谋利。为防止思想变异、价值混乱而造成治理失序，墨家只好利用等级制度来保证人们的言行整齐划一。墨家教育唤醒了底层民众潜在的主体意识，赋予其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也试图以平等互利来说服人们放弃自我而专心为他人奉献。
由此可知，墨家在教育中构想的权力关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为实现其与“天志”相符合的神圣目的，只好认定人们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兼爱是无差别的爱，但并非无条件的爱，而是在付出后才期待有所回报。“墨子的意思，认为爱人必若爱其身，所谓兼爱者，无非要人把爱身作为爱人的标准，如果爱人不亲，应反躬自省，试问是否合乎标准？”[9](P16)在期待回报时，墨家兼爱的高尚性和无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可能演化成为变相的为我之爱。当回报无法兑现时，兼爱的动力就丧失殆尽，因此墨家设想了人在危难时亟需他人的帮助这一特殊的伦理情境。“以墨家和莱维纳斯为代表的伦理学与以功利主义和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思想的根本差别是，前者所说的爱是与自己的利益相矛盾的无私的爱，是被强迫的爱，而后者的爱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感情上的爱，是自爱。”[10](P78～79)事实上，兼爱用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只能是身处逆境中深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底层民众的一种理想。
依托外在力量驱动的兼爱，无法保证不利群体在自身生存受到挑战时还能兼顾利他。因此，墨家教育宣扬的平等施于同情、关爱与共享利益的价值规范，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墨子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且多不脱离生产，又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艰苦的生活锻炼，所以表现了巨大的改造人的力量。即使学生中有少数原来表现不好的，也有办法将他们教育熏陶为新人。”[11](P48)墨家团体生活于较为封闭的内部环境中，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底层民众的生活却是散在的、开放的、缺乏引导的，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后，才会考虑分享和利他。如果要求他们在危难中还要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人，这是对他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墨家教育还设计了另外一条出路，即通过能力和权力的结合来改变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在封建贵族政治解体，向皇权专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墨家教育探讨了如何重视和选拔平民中的德才兼备者，这实属难能可贵。墨家认识到教育在推进社会公正时的强大力量，“尚贤”和“尚同”的社会运行规则可以保障底层平民中的精英人物跻身于权力阶层，最终获取实际利益和社会尊重。“墨子对‘道义’之坚持，他不肯以道附势之气节尤为特色，其何以不徇私，不受官爵利禄之诱，推其实，与其自身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其站在平民立场，才能深入民间疾苦，体验感受民瘼，而能勇于挑战及质问统治者不仁之作为，墨子正有此人格气象，表现在外之动见观瞻确能令人一新耳目而掷地有声。”[12](P45)墨家教育鼓励底层民众积极进取，敢于培养勇敢承担责任的主体精神，把他们从被遗忘的边缘提升为能够影响历史发展的主人。其后，秦朝确立了帝王专制和大一统的局面，墨家教育反对特权、驳斥权力垄断的思想难容于世，家国天下的专制统治从此长期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墨家把古代政治文明中的民生、民本思想，创造性地初步引申为民权、民享的主张，但这种权力意识是最低限度的。为维护自身思想的正统性，为保持墨学的纯正性，墨家对弟子参与政治予以严格的限制。“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1](P464)这是说胜绰被墨子派到齐国做官，因跟随齐将项子牛攻打鲁国而违反了墨家的“非攻”主张，墨子遂派遣能言善辩的高孙子说服项子牛辞退胜绰。从钜子到普通弟子，墨家都与政治权力若即若离，因教育而获得的能力却随时会失去发挥的机会与空间。受墨家规条的约束，国君若不采取墨家“兼爱”“非攻”“非礼”“非乐”的治国方略，钜子即会命令弟子离开并拒绝与之合作、为之服务。普通弟子不仅受墨家规条的严格控制，还在人身自由方面受钜子的束缚，必须对钜子和墨家学说绝对忠诚，如此方符合弟子的身份标准。墨家教育正义试图扩张平民的权益，但又把它严格地限定在天志、世俗权力和门派仪轨之下。
墨家希望借助教育实现机会平等和人尽其才，首次站在平民立场上喊出要求参与并分享权益的呼声，可仍然无法摆脱渴望“天志”和等级统治的思想。墨家尝试凭借教育力量达成社会良序、政治清明和人心向善，却放弃了内在的德性修养，完全依赖天志、赏罚、行为控制和舆论监督。“天意的实施或者天人之间的沟通，要通过鬼神以及鬼神与人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墨子通过对传统信仰中天、鬼等观念与人(君、民)之间关系的重构，凸现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13](P5～10)这样的主体性有些曲折与隐晦，墨家赋予每个人平等追求权力的权益，可又设置了鬼神的超验能力和严厉的社会控制以调节人的言行。墨家的教育正义虽然在底层人民改变身份和生活境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并没有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来追求飘逸的闲暇与生活幸福。
墨家主张每个人皆能实现能力的增长，取消自我的界限以达到博爱的境界，用利益、功名和权力激励人向上及向善。但是，墨家并不相信人性善，而是设计了层层的监督和严格的管理机制，规定人们的所思、所说和所行。“在天、鬼等传统观念中，墨子注入了墨家的理论诉求，变成了维护兼爱原则的手段。……墨子树立起天和鬼神的权威，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种王权的监督机制。……令人遗憾的是，天实际上非但不能起到监督王权的作用，反倒可以为帝王所利用，成为君权神授的口实。在君权神授的掩饰下，帝王们为所欲为，使得墨子的良好愿望，不得不落空。”[14](P72～78)墨家利用“天志”“明鬼”劝导并威慑人们行善，而底层民众也从未离开过自发的、朴素的信仰生活，这奠立了墨学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心理基础。墨家要求人们勤生薄死，又让人宽厚仁慈，加之削减了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需要，如物质享受、审美和言论自由等，这正是墨学绚烂一时却又快速衰微的根源。
墨家设计的教育体系向全体有心赴学者全面开放，主动送教的服务精神在短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用，无论是私学规模，还是学派的影响，都迅速发展壮大。墨家教育并不立足于文化传统，无比珍视人们安身立命的器物和风俗，因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用现在的观点看，墨子思想中的确存在着某些落后和错误的成分，但我们应该对那个时代的墨子给以同情的理解，况且这种思想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给予我们很多的教育和启迪，至于其反对命定论的思想则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15](P175～177)墨家教育鼓励底层民众迈进权力之门，呼吁统治阶层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其奋进的精神气质促使人们担当起拯救时弊和造福民众的责任，却又把获得解放的人们重新带进鬼神的管辖之中，置于密不透风的舆论监控之下，使民众丧失自治的能力，使社会负担沉重的治理压力。
墨家设想的美好国度，使人紧紧束缚在劳动和行善上，无暇欣赏音乐和从事艺术创作，无权追求主体人格和私人生活。墨家试图敉平个体和群体的差异，劝导人们彼此分享和施教，但行善是自愿而非被迫的，被动行善容易造成伪善。“人类具有一种道德感，一种对何对何错的直感。这个学说起初的思想是去抗衡一个对立的观点，即，知道对与错就是计算后果，尤其是与神的奖赏和惩罚相关的后果。而前一种思想是，理解对与错并不是枯燥的计算，而是扎根在我们的感受之中。道德，在一种意义上，具有一个内部的声音。”[16](P33)若是人们怀有不行善就会遭受祸患的恐惧，就很难培养起自由的心灵和真正的内在善德，只能塑造同质化的人和单一社会的适应者。如若教育驯服了人性中的恶，而不是以善来感化恶，这样的教育就又可能面对违逆人性的质疑。墨家教育时常无奈地陷入如此悖论之中。
辩证地看待墨家教育正义思想的双重性，有助于在教育正义问题成为显性话语时，合理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智力资源。这促使我们思考：在审视和实现教育正义时，如何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以复杂化思维来寻求差异性正义而避免追求一步到位地去实现绝对正义？从个体和社会的双重角度切入，让两者处于合理的良性运转中，在自由和平等的双向维度上探讨“承认的政治”，于正义和仁爱的双层意义上协调共同体和社会对于公正的多样化诉求。协调不利群体和优势阶层的关系，在倾向底层民众的权益补偿时，保证既得的权益分配格局获得充分的保障。具体而言，当前人口增量方案难以在短期内发挥功效，那么对乡村地区、弱势阶层、不利群体倾注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提高人口存量的综合素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能力及由此而来的承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实现双向承认却是一个漫长的斗争与演化的过程。如何在维护基本均衡的前提下，以谋求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性，同时维护其中一元和多元、同质化和差异化的均衡。这是摆在当前教育发展面前的紧迫问题，也是墨家教育思想足以启迪我们的闪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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