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婷
（内江师范学院 内江641199）
对于该从何种视角切入张大千研究，由于关乎审美价值、学术流派传承甚或利益得失等诸多因素，对其人，基本会陷入一种要么将其神话，要么将其置于道德层面进行贬斥的两级评价之中。对其艺，有的认为“苍茫不失清润，深厚中自蕴典雅”，有的却认为“太过于甜美”“作品‘技术’含量有余而‘精神’含量略逊”。不管是对其人还是对其艺的大量相去甚远的评价，在此不作评判，但却可以印证张大千的确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画家。
张大千一袭长衫跨越几个时代，师承前清遗老学绘画、诗词、书法，膜拜明末四僧之石涛、八大山人等，其人格、学养、趣味、生活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因此，有研究者说“在我眼里的张大千，绘画只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部分’。而他那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为人、为画为何迥异于同时代其他画家？而今日学界对于“山人”与“商人”的讨论，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何谓“异人”，可以是不理会社会常规的豪杰、狂人、狷人、疯人等，也可以仅仅是“标新立异”，异于同时代常人的人。前者一般会持一种激烈、极端的态度来对抗社会，向社会常识挑战；
后者表面看未有愤世嫉俗，实则异于常态，仍是名副其实之“异人”。张大千的异，大部分属于后者，其最大的特点乃是以一布衣得天下大名，且实现了真正的“悠闲”。
张大千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远走海外，拒绝了何香凝、徐悲鸿等的多次挽留，一生不取任何功名，凭自身才艺成就事业；
其一生与社会常规不同步，为生活所迫却不为金钱利禄所诱惑。有钱有闲，保持生活的安定和心境的平和，从而达到真正的悠闲。谈及“悠闲”，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里谈中国人尤其是明清文人的精致生活趣味时，把“悠闲”理论阐释到了极致。晚明文人的生活世俗、雅致兼而有之，他们“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
既狂狷、潇洒、超逸、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不但那些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传统文人的把式，连花卉果木、禽鱼虫兽、器物珍玩、饮食起居等等这些寻常的生活事物，皆被导入艺术的殿堂，以之表现雅士高人的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①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9）：381.。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里这样说“闲”:“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所以，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本“悠闲”，“闲人也不是等闲人”，真正的“闲人”正如陈平原所说，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不仅“是心态，还有心境、财力、教养”，这种“闲”是“有文化的闲，有教养的闲，‘悠闲’其实并不简单”②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7.。
张大千有诸多闲章，比如在山水画中常用的铭言印“自诩名山足此生”“长年湖海”，自刻“大千游戏”，70岁后常用的“笑白云多事等闲为雨”，此外还有“一生江海客”（图1）“自诩名山足此生”（图2）等，从这些闲章可以看出张大千一生四海漂泊、追逐艺术的心态与目标，而“大千逸者”与其说逃逸，不如说是一种追求生活安定与心境平和的“悠闲”心境。在《对谢家孝的谈话》里，张大千就曾说到，他爱旅行游山玩水，实际上也是受李（瑞清）老师的启迪。因为李老师说过“黄山看云，泰山观日，实属生平快事”，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追求老师说的这种生平快事！这种追求“生平快事”的过程即是作为“逸者”的张大千的悠闲生活。
图1 “一生江海客”印章
图2 “自诩名山足此生”印章
晚明著名文人陈继儒在《花史跋》里说:“有野趣而不知水者，樵牧是也；
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
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人贵人是也。”所以，有两种人不能达到真正的悠闲，一类是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悠闲；
一类是为金钱、功名、利禄所诱惑，盲目迷失中，也不能悠闲。众所周知，张大千一生好游历、好收藏、好美食、好豢养宠物，讲究生活环境的清幽雅静、精致不凡，同时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自然所费不赀，此非有雄厚的实力不可为。单就收藏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①李永翘.张大千论画精粹［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285.张大千自信自己的藏品是这些鼎鼎大名的收藏家都不能及的。虽然时有研究者指出张大千入不敷出，为金钱费尽心力，但能收藏者因需重金，必然是富甲之人，加之其他各类不菲支出，可见张大千仅靠画作收入就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开支，非普通画家所可达。财力不一般，又有着追求精致悠闲生活的心态、心境与教养，可以说，张大千在20世纪把明清传统文人追求生活的精致趣味、拥有的“伟大的悠闲”心境再现了。
张大千好给自己画像，多达一百多幅，张大千尝说:“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在他而言，世上够得上“奇”的男子实在太少，所以画男子画得比较多的也是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奇”男子。一枚“大千掌握”印章传达出张大千人生与艺术追求的自信，大千世界皆在我掌握之中，能跟时世不和谐，和时代不同步，而又能享有天下大名的，恐怕也只有张大千这独一无二的奇人、异人了。
谈到张大千的生活习性，每天的基调大同小异，那就是:“摆龙门阵”（聊天）、品茗、逛花园、作画。前三者都与作画甚相关联，逛花园自不用说，聊天上，张大千喜一边作画一边摆龙门阵，而关于茶，盛传一段张大千1936年在英国伯灵顿举办个人画展时，用茶水喷出一幅异常出彩的水墨牡丹图的佳话。各类资料中关于张大千爱好喝茶、嗜茗成癖的记载颇多，比如有提到张大千在大陆喝西湖龙井茶、庐山云雾茶，在中国台湾省喝铁观音，在日本喝玉露茶，且于1945年创作了一幅《春日品茗图》（图3）。关于张大千喝酒的资料很少，张大千也在《对大风堂弟子的讲话》中明确说到自己不喝酒，虽然海量，好多人喝不过他，但他就是不喝，因为喝酒害人误事，目前获悉的仅提到张大千在70岁高龄到日本东京，其好友备了一桌川菜宴席，张大千豪兴大发，吵着要喝酒，张夫人要他以茶代酒，他说至少要可口可乐冲啤酒才能入喉。所以，最终酒也未能如愿。关于茶与酒，晚明文人陈继儒在其《茶董小序》里提到的“热肠如沸，茶不胜酒；
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
而林语堂对于喝酒与喝茶也说道:“一个人只有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茶之为物，其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特昆雪所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但中国人则更进一步，而以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①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42.因此从爱好喝酒还是爱好喝茶上，大体显现着文人的性格形成。
图3 张大千，《春日品茗图》，1945年
从张大千的生活习性以及从来不变的一袭长衫来看，是典型的传统中国“隐士”的生活情调，不过，历史上的“隐士”往往都不是真隐，一种是在政治上过于失望后不得不隐，一种是借“隐”入仕终南捷径。所以，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仍然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张大千选择半生海外，营造属于自己的清幽、雅趣的小世界，并把这种营造的生活姿态上升为一种审美趣味乃至生命境界，也从另外一面印证了张大千具有“隐”的一面。且他的“隐”是一种真隐，而不是当成获取政治社会地位的途径，可谓一艺在身，自成事业。30年代，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前往张大千与其兄所住的苏州网师园三顾茅庐，邀请张大千到中央大学教国画，张大千推迟不掉才提出三个条件:坐着讲课；
准备画室、画桌、画椅；
学生画室上课，边画边讲。不久也“溜之大吉”。1949年，徐悲鸿作为北平艺专校长，在筹备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之际，再次邀请张大千参与筹备工作，仍被婉拒。张大千与徐悲鸿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可谓知音，然而在人生目标与道路选择上却南辕北辙。徐悲鸿的画作紧贴时代脉搏，富有寓意，系时代所需，本人也拥有极大政治抱负，而张大千一生作画乃凭自身喜好，是一个唯美主义画家。
由此可见，张大千是一位坚卧不起的“隐”者，他的“隐”不仅在初衷、目的上不同于传统隐士，就是在形式上也不同于传统隐士。传统隐士各类行为、性格是异于常人的，有跟世人隔绝，“不食人间烟火”者，有挑战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者，而张大千真隐，逾了规却不越轨，表面上跟时代隔绝，不过问时事，但他不挑战主流，所以他的这种“逾规”是“无伤大雅”，且在人际交往中深谙处世之道，对各类人物均能应付自如，生前就负有盛名，出世的同时实则入世。
篆刻家王壮为曾说张大千可谓“一生最识江湖大”，也有人用“很四海”评价张大千。的确，张大千喜热闹，生活理念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仅交友无数，除了达官贵人，张大千与各类书画商的交往可见一斑。这些书画商为他对外联络推广书画作品，同时也向他传递书画市场的讯息。自古有着士农工商的排列，张大千作为文人不仅没有轻视商人，反而在保持着文人修养、品性的同时和商人走得很近，其中当属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徐伯郊在古书画鉴定方面继承父亲衣钵，不仅是当时香港的大收藏家，而且是香港银行界高层，人脉宽广、出手阔绰，其与张大千虽然相差14岁，但堪称忘年交，张大千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就经由徐伯郊收购，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按照常人观点，张大千一心做“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是出世的，但实际上他也是颇为入世的，熟稔世态人情。先是以出世的姿态吸引大众，而后再由此获取必要的生活物资与悠闲的资本。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儒道文化的浸润下，要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么躬耕山野、寄情山水诗酒，成为“隐士”。而山人则是在仕与隐、兼济与独善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矛盾下的产物。晚明时期，自称山人，有“山人”文字出现的文献屡见不鲜，因此，也许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明代中后期那样，‘山人’成为众多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社会身份，并且形成了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山人群体”，当然，这里的山人更多指的是晚明士人“骂以隐为终南捷径者”，但还有另外一个山人群体则被晚明士人“赞颂”，且“为朱山人、李山人等撰文张扬”，这类山人是有一技之长且修身、悟道的高人，其民间、非官方化的身份促使他们走向世俗化。同时，明清时代浓厚的商业环境使得“山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负责编校书、刻书、抄书与推广书籍等成为他们生计与扬名的手段，形成了繁盛的文化景观。而谈论张大千，也必须要考虑商业因素，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清高的文人斗士，也不是有政治抱负、期望拿俸禄的体制之内的人。了解张大千的谢稚柳曾讲到他不劝张大千回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张大千自由散漫，又爱花钱；
二是张大千的自由主义很强烈，只适宜画画，不适宜开会与作报告。因此国内既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画家学成“文武艺”之后不再如传统文人一样作为出世的姿态以及入世的资本，而是把画卖给有能力购买之人，这些人包括平民百姓、商界政界文化界名流，其实就是鬻画为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位卖画为生的“手艺人”。张大千曾说:“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有名、有年。有名的话别人才会珍藏你的作品；
无名则罢，即使当代有人识货，把你的画挂起来，后人也不会善加珍视，等年深日久，画幅脏了旧了，又不知为何人所作，自然更不受重视。”①文欢.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146.对于张大千而言，要出名赚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此外，结合时代发展特点，新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刺激，博物馆展览的兴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欲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除了个人的实力、眼光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依赖市场和对市场的把握。张大千20岁时拜师书法家曾农髯并居上海。习书的同时遍临大量石涛作品，后又复拜到李梅庵门下，心摹手追八大画作。作为明末四僧的石涛、八大乃山水画家，张大千痴迷于对他们画作的临仿，比如20年代后期的《临八大木瓜》，1928年上海所画手卷《临石涛山水卷》（图4），1932年的《仿青藤石榴》，1933年于苏州寓所作的《仿陈汝循四季花卉图》以及1936年作于苏州网师园的《艺菊图》，尤其是临仿的石涛画，让石涛鉴定高手黄宾虹都看走了眼，也正是临仿的石涛画，让张大千打响了名声。而在整个二三十年代，张大千大部分时间都是寄居游走于上海及江浙一带，有研究者探寻张大千与“海派”绘画的渊源，指出张大千的花鸟画深受“海派”花鸟画色彩鲜明、造型生动、雅俗共赏艺术风格的影响，甚至得出张大千是“‘海派’绘画杰出的传承人”，在此，本文不对张大千与“海派”绘画艺术风格的关系做讨论，但一个事实是，张大千在他“出名要趁早”的年纪是在沪上这样一个“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化氛围中活跃起来的。
图4 张大千，《临石涛山水卷》，1928年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了现代魅力诱惑的地方:外滩、百货大楼、咖啡厅、舞厅、公园与跑马场等，很显然，这是一个深受经济因素决定的地方，同时，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使得上海这个“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纸和出版社的城市”成为“具现代性观念的‘文化产品’的中心”。①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50.初出茅庐的张大千在这样一种人文与商业文化氛围中，想要获取生活资源，一种画家的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顺时顺事而产生:1924年，张大千到上海的第五年，参加赵半皮组织的由当时积聚在上海的文人墨客参加的“秋英会”第一次雅集，一鸣惊人；
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内举办平生第一次画展，展出百余幅作品，每幅20元大洋公开出售，几日售罄；
积极参加组团结社活动，加入“海上书画联合会”，启用“大风堂”画室名号，与其兄张善子发起成立“上海艺苑研究所”、“寒之友”画会等。所以，不必用传统观点去严苛文人画家，可以说这是张大千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中欲保持传统文人独立性格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明智的且顺应时代的生活方式，就如张大千所说的，他搞艺术、收藏画是为了画画，但卖画也是为了画画。一个人只要学好了本事、画出了好画，就是同样的自我失之而又自我得之。
张大千一生所喜好的每一项无不和金钱紧密联系，所以“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可同时用于他身上。就居所而言，从1929～1931年浙江嘉善陈氏的“来青堂”，到1932～1937苏州的“网师园”，抗战期间北京“听骊馆”以及青城山“上清宫”，之后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台湾省的摩耶精舍，讲究生活环境的清幽雅静、精致不凡；
从阿根廷的“昵燕楼”到巴西的“八德园”所赀不菲，所有的金钱来源均只有一个渠道，即是卖画。叶浅予就提到张大千的境况，说张大千家里十几口人完全是靠他举办画展过日子，而且平常基本是靠借钱过日子，之后开展览会，卖了画再去还债，还完债后又接着去借钱。时人常用“形同商贾”“投机分子”对张大千进行诟病。且不说现今市场经济时代衡量艺术品价值高低就有人用金钱高低进行价值估量，而且从晚明中叶以来，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名已有所变化，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及至清末民初上海、江南一带浓厚的商业经营氛围的形成，都给了张大千摆脱正统意识的基本动力。
纵观张大千的一生，不慕“封侯拜相”，艺术上膜拜明清文人画的同时，也把明清文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与风雅修养人格，化为自身的一种姿态与气质，也正是这样，不仅创造了一种画家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完整地保留了艺术创造的个人性与审美性；
不仅在画中创造了一个新天地，在现实生活中也创造了一个惬意的悠闲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