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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笔”的内涵与意义——以苏轼散文为例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5-17 10:20:17 点击:

    余祖坤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散文创作十分注重布局谋篇,但读者往往更重视文章的主体,对结尾却多轻忽,以为大旨业已把握,则结尾可以匆匆读过。其实,结尾有时暗藏着一篇文章的重要信息,甚至是全文精神所聚之处,不能忽视。正如林纾所说:“文章要看结穴。古人文之善者,其妙处多在结穴,故往往能使通篇精神震动。”①林纾:《文微》,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39页。

    正因为结尾相当关键,所以古代优秀的文家决不苟然为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结尾方式。其中,“掉笔”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在古代文话和散文评点文献中,常可看到评论家标示出这一笔法,以提醒读者注意和玩味。但他们对于“掉笔”的内涵,多未予说明,有的虽有解释,却又语焉不详,不利于今人的透彻理解。那么,究竟何谓“掉笔”?它有什么艺术效果?体现了怎样的艺术追求?在今天还有哪些价值和意义呢?下文拟以苏轼散文为中心,对这些问题做一点探讨。

    之所以将苏文作为主要例证,是因为苏轼在“掉笔”的使用上比较突出。唐文治在评苏轼《范增论》②此文标题,苏文各种版本及后世之选本,或作《范增论》,或作《论范增》,或作《论项羽范增》,略有差异,本文一律称为《范增论》。一文时就曾指出,该文“结为神龙掉尾法,苏氏父子常用之”③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74页。。“神龙掉尾”是“掉笔”的一种比喻性称法,故唐氏此语实际上告诉我们,苏氏父子皆擅长使用“掉笔”。而在他们三人之中,苏轼之文成就最大,所以我们的论讨不妨以他为中心。

    苏轼《范增论》是一篇脍炙人口、入选古今诸多选本的论说文。据《史记》载,刘邦采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之间的关系,项羽不辨是非,怀疑范增暗中勾结刘邦,于是疏远了他。范增乃愤而离项羽而去,然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苏轼此文认为,范增离开项羽是对的,不然项羽必杀范增;
    但范增离开项羽不应在此时,而应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之时。为了论证此说,文章展开了层层剖析: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
    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
    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①张自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校注》卷五,《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9-540页。下文引用苏文,皆据此本,为免繁冗,只注书名及其在全集中的册数、页码,不再重复注明责任者和版本信息。

    三段文字的大意是说:卿子冠军宋义乃义帝所命,而义帝又是因范增建议而被立的,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项羽杀宋义,即其弑义帝之兆;
    而弑义帝,又是疑忌范增的表现。范增不在项羽杀宋义之时离去,而犹欲依项羽以成功名,可谓陋矣。

    行文至此,文章的主旨应该说已经阐发无遗,但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笔锋一转,写道:“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②《苏轼文集校注》卷五,《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第540页。文章的主体部分都是在说范增不识时机,而末尾却陡然转折,说范增仍可称为一位人杰。前文皆是“抑”笔,最后忽地一“扬”,这种在文章末尾陡然转折的笔法,古人称之为“掉笔”。

    再以《孙武论》(上)为例。该文全体部分通过反复论证,认为将帅用兵,不应专着眼于“利”,如此才能明确认清形势,取得最后的胜利。用原文的话说就是:“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可文章的末尾,却写道:“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③《苏轼文集校注》卷三,《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第316-317页。对此数句,浦起龙《古文眉诠》在眉批中指出:“末用反掉,为世俗读孙书而袭其迹者说法。”④[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六,清三吴书院刊本,第6b页。

    《跋〈送石昌言引〉》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文不长,为了获得直观的感知,不妨照录全文如下: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昌言名扬休,善为诗,有名当时,终于知制诰。彭任字有道,亦蜀人,从富彦国使虏还,得灵河县主簿以死。石守道尝称之,曰:“有道长七尺,而胆过其身。一日坐酒肆,与其徒饮且酣,闻彦国当使不测之虏,愤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请行,盖欲以死扞彦国者也。”其为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侠好杀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题。⑤《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六,《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418-7419页。

    宋仁宗嘉祐元年八月,刑部员外郎石昌言被命出使契丹。石昌言是苏洵的妹夫,二人关系密切。苏洵在石昌言临出使之时,写了一篇赠序——《送石昌言使北引》,以提醒他要汲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不卑不亢,不辱使命。苏轼这篇跋文,是他在元祐三年重读父作之后写的。文章补充交代了父作没有涉及的几点信息,尤其是通过石守道之言,补叙了彭任出使契丹时的一段往事,从而表现了他胆略过人、慷慨豪壮的个性。这是该文的主体内容,但结尾“然亦任侠好杀云”一句,又揭示了他任侠好杀的特点①[明]王纳谏辑:《苏长公小品》卷四于此句有眉批曰:“不掩其疵。”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影印本,第308页。,与前文相比有一个明显的转向,这也是“掉笔”的表现。

    通过对上述例文的细读,并参照前人相关评点,可知“掉笔”是指文章临结尾时使意脉陡然变向的笔法。其具体表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转”,即指文章临结尾时陡然转折,从而使意脉由正向反逆向变换的笔法,相当于现代汉语中以“但是”“然而”“不过”等关联词领起的转折复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掉笔”之后的内容与上文语意正好相反,所以又可以称为“反掉”。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折”,即在文章主体内容结束之后另换话题,以生余波。“折”后的意脉虽然转向,但与前文之间的关系不是相反,而是另生一意后戛然而止。

    由于“掉”字有“转”义(此处的“转”,取其泛义,既包括“转”,也包括“折”),所以古人又常将“掉笔”称为“掉转”;
    亦常采用比喻手法,形象地称之为“神龙掉尾”。清人曹宫《文法心传》云:“掉者,掉转一笔,如舟子掉舟,神龙掉尾。转在文中,掉在文末。”②[清]曹宫:《文法心传》卷上,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20页。此言清楚地证明,古人将“掉笔”亦称作“掉转”和“神龙掉尾”。

    除上举例文之外,苏轼《书陶渊明〈孟府君传〉后》《书孟东野诗》《记子美陋句》《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等,皆运用了此法。类似的例子在苏文中当然还可以找到,不再一一列举。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苏轼在“掉笔”的运用上,确有较强的自觉意识,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在散文艺术上善于变化出新的精神。

    不过,“掉笔”并非苏轼首创,甚至也不是宋人首创,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行文技巧。日本学者海保元备在《渔村文话》中指出:

    东坡《范增论》批评范增未能及早看出成败之机,并使范增无所避其指责。到了文末,以“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一句结尾。这是法式韩文《争臣论》。《争臣论》前段尽力贬斥阳城,文末以“今虽不能及己,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结尾。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庄子早就这样写了。《庄子·天下篇》先将墨子猛烈排击,到了文末,笔锋一转,“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以此结尾。这是韩、苏二家章法的由来之处。韩、苏这两篇文章的妙处,做文章的都知道,但是其章法源于《庄子》这一点,未见前人论及。③[日]海保元备撰,吴鸿春译:《渔村文话续》,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0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26-10127页。

    一位作家的具体笔法,是他长期博览、体悟的结果,很难说他取法的仅仅是某一人、某一书。海保元备发现《范增论》末尾的“掉笔”与韩愈《争臣论》《庄子·天下篇》之间的相似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认为《范增论》乃法式《争臣论》,而此二文又取法于《庄子·天下篇》,似乎将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发展历程简单化、单线化了。

    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并非只有《庄子》才有“掉笔”,《左传》《国语》《孟子》《史记》中其实也不少。如张时中《黼社笔谈》论“反掉笔”,以《左传》之文为例说:如“楚公子围聘郑”篇云:“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下接云:“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反掉,妙。④[清]张时中辑:《黼社笔谈》,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96页。

    再如《国语·楚语》“王孙圉论楚宝”一节中写道:“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余诚《古文释义》批曰:“掉转作收。”⑤[清]余诚编:《古文释义》,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96页。又《孟子·尽心下》篇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康濬《孟子文说》评曰:“斥今人作反掉,喻语生新。”⑥[清]康濬:《孟子文说》卷七,清嘉庆刻本,第25b页。又如《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在其主体部分叙述张耳、陈余的事迹以及二人由交好而至反目成仇的过程后,又附带叙及贯高义不背君的事迹,也是以另起一意、以生余波的反掉笔法,故吴见思《史记论文》评曰:“耳、余传,如两龙同一海,始则弭耳而游,后则嶷角而斗,水立云飞,一海皆动。乃既去之后,双尾一掉,而余波犹复翻天,则贯高一段是也。”①[吴]吴见思:《史记论文》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尾评,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第13b页。

    总之,“掉笔”是历代作家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古代文章写作的一个悠久传统。苏轼继承这一传统,将它自如地运用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和艺术。

    “掉笔”的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章的结尾摆脱衰惫无力之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云: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采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②[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今虽无法确定,但它至少说明,对于一篇文学作品而言,结尾是否有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体的水平。

    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云:

    乔孟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
    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此所谓乐府,乃今乐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类。③[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页。

    陶宗仪是元朝人,他所谓之“今乐府”乃指散曲。他认为“结要响亮”,要像豹尾,可见在他看来,散曲创作也要讲求结尾有力。

    诗歌、散曲要如此,散文当然也不例外。崇尚气势乃是古代散文创作的本质特征之一,对此,古人有相当丰富的论述。而对气势的崇尚,其实也意味着对力量的讲求。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四云:“夫作文者,字欲其响,句欲其洁,笔欲其健,韵欲其悠,气欲其壮,意欲其精,理欲其细,神欲其闲。”继而又引张洪阳之言曰:“行文知其忌,则文自工。忌俗,忌粗,忌庸,忌泛,忌弱,忌冗,忌生,忌空,忌疏,忌促,忌险,忌板,忌晦,忌淡,忌颠倒,忌斩绝,忌雕琢,忌诡,忌哑,忌赘,忌涩,忌杜撰,忌套,忌合掌,忌叠床架屋。”④[清]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卷四,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15-6016页。所谓“笔欲其健”“气欲其壮”,行文“忌弱”“忌冗”“忌哑”等,都意味着文章须有力度,而不能臃肿拖沓、软弱无力。

    一般而言,作家为文,倾注心血最多的是正文主体部分;
    开头部分由于直接决定着文章是否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所以也能引起一些作家的重视;
    至于结尾,则很容易流于俗套而显得疲软无力。这是因为,作家在写完主体部分之后,心气转衰,很容易草草了事。就像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此乃自然之理。或者有的作家认为结尾不是一篇文章的重心,所以不甚措意,致使其流于庸弱无力。一篇文章的结尾无力,无疑会降低其整体水准,因此有的理论家就明确提出:“结杀处要得紧而又紧。”⑤[明]高琦:《文章一贯》卷下引欧阳起鸣语,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2页。

    而“掉笔”,就是增强文章结尾力量的一种有效方式。“掉笔”之所以能增强文章结尾的力量,乃是因为它通过陡然的“转”或“折”,使语句产生了逻辑重音,而逻辑重音就是力量的一种外在表现。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水中看到鱼儿在缓缓游动时,其尾陡然一拨,水中顿生波澜。这种情景,蕴含着一种灵动和力量之美。同样,船夫掉舟时,需在尾部用桨使劲拨动;
    也就是说,掉舟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明乎此,就不难体会“掉笔”所体现的力量之美。

    “掉笔”体现的第二个艺术追求——变化。崇尚变化是古代散文的本质特征之一,对此,历代古人多有强调。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①[清]刘大櫆:《论文偶记》,[清]刘大櫆、[清]吴德旋、林纾著,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合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这段话体现了古代文章家的共识。

    在正文行将结束之时,陡然一“掉”,从意脉上看,往往使文章别开新境,令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而从表层看,“掉笔”中以“虽然”“则不然”等关联词领起的转折句、否定句与之前的陈述句、肯定句形成鲜明的变化。苏轼《书孟东野诗》云:“元丰四年,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醉后,诵孟东野诗云:‘我亦不笑原宪贫。’不觉失笑。东野何缘笑得原宪?遂书此以赠梦得。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②[清]《苏轼文集校注》卷六九,《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9490-9491页。“遂书此以赠梦得”一句,语意似完,但下句陡然一“掉”,另生新意,遂给读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新警感受。

    不唯一篇文章要变,同一位作家的所有文章,更不能像出自同一个模子。王葆心说:“尝求之古人之文,实莫不有一定之局法。……总结通篇之意以回应首段,谓之收束。或引他事作证,或从后面衬论,谓之掉尾,所谓一篇之去路也。”③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九,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8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489页。如果一位作家的所有文章均以“收束”之法结尾,势必流于单调呆板;
    而适当的时候偶用“掉笔”,自然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苏轼散文结尾的手法不拘一格,其中“掉笔”的恰当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结尾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除了力量和变化之美,“掉笔”还体现了对隽永效果的追求。鱼儿在水中陡然掉尾,必然会激起层层涟漪,形成一幅新鲜优美且富有动态感的画面。与此类似,为文临结束时陡然“掉笔”,往往使文章顿生波澜,给读者留下长久的回味。如苏轼《自评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④《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六,《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422页。这是一篇人们耳熟能详的文章,它的主体,即“吾文如万斛泉源”至“如是而已矣”数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但末尾的“掉笔”,却常常受到忽视。其实,一个作家的文章风格,决非三言两句所能说清,只能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之,而其精妙细微之处,非语言所能充分传达,只能留待会心人自己去细细体悟。因此,“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一句,虽然简短,但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具有隽永悠长的韵味。

    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概念,都是一代代的人们长期思考探索、积累经验的结晶,都凝聚着这一领域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立场、观念和传统,抓住这一领域的某些重要概念,是把握其整体观念体系的关键。“掉笔”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一种较为重要的笔法,也是历代散文评点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概念,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体现了古代散文创作的观念传统和艺术追求。上文中,我们在“掉笔”概念的启示下,对苏轼散文的结尾艺术形成了新的认识,加深了对苏轼散文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传统的理解。它启示我们,“掉笔”“掉转”“掉尾”“反掉”等理应成为我们今后分析古代散文作品的概念。

    推而广之,“掉笔”还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作品时,不能轻忽文章的结尾,不仅要留意不同作家在结尾技巧上有无差异性和共通性,而且要关注同一作家所有作品在结尾方面的多样性。一句话,“结尾”应该成为古代散文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通道、重要方面。

    谢无量说:“学文者于结束处多忽略,谓文章之功,不在于尾,不知一篇命脉归束于此,此尤篇法之要也。唐宋八大家之文,其结处每有可观。”⑤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台北:华正书局,1979年,第31页。不仅学文者对文章的结尾多有忽略,而且读者、研究者也常等闲视之。林纾《春觉斋论文》论“收笔”时指出:“即读者亦不甚注意,大抵注意多在中坚,于精神团结处击节称赏,过后尚有余思;
    及看到末路,以为事已前提,此特言其究竟,因而不复留意。”①林纾:《春觉斋论文》,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合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6-127页。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但上文对苏轼“掉笔”艺术的探讨启示我们,欲将古代散文作品研究推向深化和细化,有必要将文章的结尾艺术纳入研究视野。

    在此方面,前人已作出较好的示范。旧题归有光所编的《文章指南》,是一部讲解古文写作之法的参考书。该书选录《左传》以下迄于明代名文为例,揭示出文法60余种,其中,“缴应前语”“叠用缴语”“结意有余”“竿头进步”“结束括应”“结束推原”“结束推广”“结束有力”“结束断制”等,总结了文章结尾的多样方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外,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总结了《史记》的6种不同结尾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我们应接续这一视角,以拓展古代散文研究的空间。继承这种传统的方法和路径,有利于摆脱“以西释中”的理论痼疾,彰显我们的本土特色和民族优势。

    有人也许会说,仅仅关注文章的结尾,视野是不是偏窄了呢?其实不然。在古人笔下,结尾决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文章其他部分血脉相连的重要部分。旧题杨慎辑《三苏文范》评苏轼《上韩太尉书》曰:“前段若是没紧要语,妙在后段结束成文,如棋师胜人,全于结处用力。”②旧题[明]杨慎辑:《嘉乐斋三苏文范》卷一三,明天启刻本,第13a页。棋师必须从整体着眼,从一开局就苦心经营,务使环环相扣,方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作文的道理与此相似,也必须在胸有成竹后下笔,务使有条不紊,丝丝不乱,只有这样,结尾方能做到新警有力,令人回味。历代优秀的作家无不深谙此理。既然如此,那么考察结尾其实离不开对文章整体的观照。换言之,考察文章的结尾,其实是研究其整体结构及意脉的一个具体方式,一个特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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