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毅
(一)问题提出
政府购买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常见形式之一，北京市海淀区T街道的社区公共服务采用了该方式，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其购买方式呈现一定的独特之处。
在海淀区社会工作办公室、民政局、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T街道通过提供年租金500万左右、建筑面积1749平方米的场地，以及约500万的全部装修、改造资金，建设并维护T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命名为XM学堂(以下简称学堂)，旨在为街道、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服务。
但是，该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非由政府进行运营管理，而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T街道于2017年5月与C社会工作促进中心(以下简称C中心)签订《运营管理委托协议》，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交由其全权负责运营，并于201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C中心为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服务机构。
C中心也并非大包大揽、亲力亲为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其所需的全部公共服务，而是通过搭建具有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模式、对外开放的“公共平台”——B平台。各类符合其基本要求的企业、社会组织、志愿团体、非正式组织等均可申请入驻，平台则对申请机构进行筛选、淘汰与日常管理，并与这些机构合作开展活动，对社区居民满意度、活动效果等进行测评。
经过近三年的互动磨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新型的互动模式，且初步取得了“多方共赢”之效。在笔者的几次调研过程中，各方代表均对这种模式表达出积极的肯定态度，且此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新型策略在北京市多个下辖区均有所复制扩散。
笔者将此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新颖方式与政社合作的新型策略总结、命名为“平台式购买”，即政府通过服务购买的方式与C中心签订契约，由C中心搭建平台、引进入驻组织，从而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针对该现象，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基层政府为什么会选择平台式购买策略？平台式购买与一般通行的购买策略之间的差异何在？平台式购买的产生、扩散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有，其背后的理论原理与机制是什么？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交易成本的理论视角切入，搭建理论框架，以描述平台式购买策略的基本特征、结构安排与运作过程，并解释其得以形成的学理原因和机制。
(二)文献综述
1．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与策略研究
伴随着席卷全球的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及实践，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重要手段(张军，2020)，关于此种服务供给方式的源起、运作及其绩效等问题，均积累了大量文献，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主要关注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与策略。萨瓦斯从安排者与生产者两个维度，建构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矩阵，识别了10种服务提供方式(萨瓦斯，2011)；
萨拉蒙等则从补助形式与政府导向程度的高低两个维度，识别了7种可用于社会组织服务外包的工具类型(萨拉蒙，2008；
王浦劬 等，2010)。句华(2017)沿着上述思路指出，在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合同承包、政府资助与凭单制。亦有学者就其中某种具体的购买方式进行研究(陈建国，2019)。
聚焦至更为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策略选择上，中国主要有项目制(王清，2017)和单位制(管兵 等，2016)两种典型方式。以广州为代表的单位制，其基本做法是在街道设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从而为街道居民提供基础性服务。上海则借助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项目，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市海淀区T街道的模式异于上述二者，它既建立了实体化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但与C中心的合作又依托于具体项目的开展；
同时，致力于满足的并非基础性的需求，而是更为多元异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因此，本文所关注的平台式购买不仅可以视为一种政府行为策略，还可能成长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形式，而此种策略与模式作为近两年的新尝试与新现象，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
2．交易成本视角下的政府购买策略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的策略与制度安排，其实可视为一种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的选择则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这也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逻辑之一(Coase,1937)。Williamson(1975)认为如何在组织和市场两种治理结构间选择，关键在于二者交易成本的高低、形式与特点。他还识别了六种公共部门的交易类型，分别是购买型、再分配型、规制型、主权型、司法型、基础设施型，并认为公共官僚制作为一种治理结构自有其效率所在(Williamson,1999)。
延循该思路，不少学者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政治学(马骏，2003)与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Geyskens et al,2006)，对政府购买(Brown et al，2010)、服务外包(Brown,2003)等议题进行研究。黄新华(2013)、李海明(2015)、蓝剑平等(2016)对公共服务外包中交易成本的构成、成因与治理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潘新美等(2016)则从交易成本与激励结构的角度，探讨公共服务中“逆向合同外包”现象。上述研究均对本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天祥等(2018)的研究细致区分了政府—社会组织合作中的交易成本类型。从政府方面看包括信息搜寻费用、谈判成本和合同签订费用、监督成本；
从社会组织方面看有公关营销成本、应急处理成本等。该研究对于笔者将诺斯(2014)的衡量成本与实施成本，或威廉姆森(2002)的协调成本与激励成本进行细化，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综上可以发现，现有从交易成本视角切入政府购买的研究尚存在两方面可充实之处：其一，对于政府购买与服务外包过程中，各方参与主体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类型的识别，不够完全；
其二，对于交易成本的测量也较为主观、质性，缺乏更为客观、量化的测量方式。因此，本文致力于在一个具体的公共管理案例中充分识别各个环节、各个主体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并尝试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对比。政府选择平台式购买抑或分散式购买，其本质是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间进行选择，此种选择过程也必然受到交易成本逻辑的约束。因此，本文在借鉴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搭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分析两种不同的购买策略间的交易费用高低，从而揭示平台式购买的产生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法，所选取的典型案例即T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该案例出现时间较早、发展比较成熟，在此类现象和模式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笔者曾于2018年、2019年前后三次前往该中心进行调研，对街道工作人员、居委会成员、C中心负责人、员工、入驻机构代表、志愿者、居民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实地观察、参访、体验了各式活动。而且，笔者还获取了T街道与C中心签署的《运营管理委托协议》，以及中心部分内部工作总结等。此外，笔者也会使用部分公开的二手资料。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技术问题在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与经济性活动交易成本的测量不同(Wallis,1986；
刘朝阳 等，2017)，政治性活动交易成本更为隐蔽(金玉国 等，2010)。本文对政府购买服务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进行细化、分类，并通过如下指标对其予以衡量与比较(表1)。
表1 交易成本比较方式
本文将“分散式购买”与“平台式购买”分别定义如下:
分散式购买是指政府直接与多个(≥2)社会组织签订合约并进行日常监管，由其提供多样化服务，以满足居民多元需求的政府购买方式与策略。
平台式购买是指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并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从而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与策略。
平台式购买是在与通行的分散式购买相比对的过程中，呈现其独特的结构安排与运作机制的(图1)。
图1 分散式购买与平台式购买图示
由图1可见，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其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均旨在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多元的需求；
参与主体也是相同的，都包括政府、作为服务提供方的社会组织与作为服务需求方的社区居民。不同之处在于两种购买模式之间的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差异(表2)。
表2 分散式购买与平台式购买模式对比
从角色差异来看，在分散式购买中，政府主要扮演购买活动的安排者、社会组织间关系的协调者以及监督者角色，承担相应的活动安排、关系协调、监督管理职能；
社会组织则主要扮演服务生产者角色，为社区居民提供其所需服务。而在平台式购买中，政府的角色略有差异，它继续扮演安排者与监督者角色，但不再承担协调职能，而是将其部分监管功能让渡给平台组织，由平台组织进行需求归集及各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维护。平台组织与入驻组织均会承担服务生产与满足功能。
相应的，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在分散式购买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垄断大部分权力，包括政府购买的发起、组织、安排、监管、验收等权力，社会组织则主要负责执行。而在平台式购买中，权力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但在具体权限划分上则有所差异，政府将部分监管、协调权力下放给平台组织使用，入驻组织依然负责具体执行和实施。
不同的角色界定、职能划分与权力分配带来了不同的主体间关系。在分散式购买中，主体间关系相对简单清晰，主要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契约订立与执行，以及社会组织与居民间的需求提供与反馈。而在平台式购买中，主体间关系则有所复杂化，除了原有的关系形态外，更新增了平台组织与入驻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建与维护，并且需求反馈主要发生在平台组织与社区居民间，服务提供则主要发生在入驻组织与居民间。
仅从主体间关系的数量看，平台式购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其所发生的关系形态和数量均有所增加，处理起来按理也应更为繁琐、复杂，从经济性与效率性的角度看(敬乂嘉 等，2018)，平台式购买似乎不具有竞争性，那么其何以能够产生、扩散，并且取得更好的治理绩效与制度效能呢？这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交易连续性等因素会决定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左右治理结构的选择，并最终影响治理绩效的差异。本文讨论的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诸如契约的订立与执行、需求的满足与反馈、关系的共建与维护，其实质是一系列的“交易”集合。
交易需要成本，成本由主体支付，不同主体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类型与大小存在显著差异。在政府购买服务活动中，政府需要承担的交易成本包括衡量搜寻合适的社会组织的成本、与社会组织进行谈判并缔结合约的成本、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和激励的成本、协调不同社会组织间行动的成本等。社会组织需要支付的成本包括进行推广和营销的成本、与政府谈判缔约的成本、执行合约并应对处理日常事务的成本、与不同社会组织开展协调合作的成本等。社区居民需要支付的成本则主要是反馈需求的成本。
上述种种成本，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变量的影响下，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呈现出成本高低的差异。为更经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各方主体尤其是政府主体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动机，及不同治理结构下总交易成本的高低，促成了平台式购买的出现与扩散(图2)。
图2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上述理论框架指导下，本文接下来将具体测量、比较两种不同购买策略之间的交易成本差异，回答平台式购买作为一种新型购买策略出现的内在机理。
(一)根本动力：居民需求类型转换
在T街道与C中心签署的《XM学堂运营管理委托协议》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政府选择平台式购买的目的，是“为完善社区文化建设及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不断适应和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文化服务需求”，“不断适应和满足”及“文化服务需求”这两点表述，点明了促使平台式购买出现的原因。居民需求类型的转换，是平台式购买出现的根本动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的需求已经实现了从生存性需求到发展性需求的转换。两种需求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生存性需求具有整体性、长期性、固定性、统一性的特征，而发展性需求则相对地表现出局部性、短期性、易变性、异质性的特征。
不同的需求类型，相应地具有不同的理想供给模式。越是生存性需求，其同质性越强、越稳定、越持久，相应地，满足此类需求的行动，具有稳定、刚性、普遍、持续的特征，理想供给模式是由政府实施。反之，越是发展性需求，就越多样化、小众化、个性化、富有弹性、随时变化，相应地，满足此类需求的行动，具有多样、灵活、小规模、情感化、变动不居的特征，适合于由非政府主体实施。这种需求层次的提升，也为从分散式购买到平台式购买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本案例中，社区居民的发展性需求包括审美文娱需求，自我实现、陪伴、社交等价值和情感需求等，这反映在该中心的空间安排、活动内容、项目设计、集体活动等方方面面。对于这种新型需求，各方主体均已捕捉到，其中政府的认识尤为深刻。
T街道副主任表示，社会治理要避免过度行政化之弊，政府必须想方设法“通过一个个小的项目，把不同的人吸附到他喜欢的项目上”，“社会治理一定得精细化，不可能是一刀切式的……一定是多元化的”(1)对街道王副主任的访谈，2019年5月18日。。为此，需要依靠社会组织来实现。政府对居民需求变化、现行需求满足方式的滞后性等问题与时俱进的认识，也是服务方式变革的关键。
(二)形成机制：交易成本优势催生平台式购买
在居民需求转换的驱使下，服务供给模式从政府提供转向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
而同是政府购买，从分散式购买向平台式购买的发展则受到交易成本规律的推动。
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便是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间一连串的交易过程。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对于政府而言，从搜寻、比对、衡量，直至确定合适的社会组织，到谈判、缔结条约，再到对合约进行落实、监管、激励；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前期的营销和公关，与政府谈判、缔约，与不同组织协调、合作，应付政府的检查、报告，以及与社区居民沟通、反馈等，每一个环节都在产生交易费用。
1．街道与社会组织
街道与社会组织间发生的主要交易类型，是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在缔约前、缔约中、缔约后，双方主体均需支付一定的交易成本(表3)。
表3 合约订立与执行的交易成本
在合约订立前，无论是政府的搜寻，抑或社会组织的自我营销，都可能是极为漫长甚至徒劳的。事实上，在B平台进入前，现有场地已空置了长达两年之久，街道出于谨慎一直未引入第三方。在街道看来，“很多第三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做事，只是为了政府的补贴”(2)对街道王副主任的访谈，2019年5月18日。。本案例中，XM学堂实际上已经是街道进行社区治理探索的第二个试验点。即便如此，在选择C中心前，街道也是多方考察、筛选，“经过了长时间的论证，社会组织的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概前前后后得谈了十多家”(3)对街道王副主任的访谈，2019年5月18日。。同样，社会组织要让政府从不知晓到知晓、从不认可到认可，也是极为繁琐艰巨的工程。C中心在落地T街道之前的两年里，长期以“打游击”的方式运作，即通过租借地方来开展活动。
事实上，最后街道办事处与C中心的相遇，也是经由熟人牵线搭桥，其间的社会网与人际关系链为：C中心主任—(朋友)—中科院某专家—(夫妻)—海淀区民政科科长—(同事)—T街道居民科科长。这种经由各种“强关系”“弱关系”而形成的连接，实质上是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催生出的合理选择。因为交易的不确定性是交易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而经由“关系”“熟人”“社会资本”可以增加信任，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更易促成合作(Butter et al,2003)。这一过程和规律，在平台式购买模式的推广、传播过程中，也一再重现。不过，即使经由“关系”联结，也只是为契约提供了可能性而已。这种可能性能否落地为现实，还需经由漫长的谈判缔约过程。本案例中，街道办事处与C中心在2016年底接触并初步确定合作意向，正式签署《委托协议》则是在2017年5月，历时约半年。
如果将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在契约订立环节的交易成本做一对比，会发现差距极大，甚至以数倍计。对于街道办事处与平台组织而言，在寻找到现有的合作对象前，都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寻找、尝试。所幸的是，平台式购买模式下，该过程对于政府而言是一次性的，入驻组织不再需要与政府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与平台组织签订非正式协定即可。因此，双方所需支付的交易费用大为减少。
对于平台组织而言，虽然额外多负担了与入驻组织进行谈判缔约的成本，但是，该平台本身便致力于打造、推广此种模式，因此，该过程中所积累的组织资源与社会资本，完全符合其利益。此外，平台组织承担的此部分交易费用，也会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与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呈现降低趋势。即当平台式购买模式不断被复制扩散时，C中心在搜寻、筛选、确定合作机构这一交易过程上所需支付的费用，会越来越少。同样，其所积累的经验、组织资源具有较低的资产专用性，也就是说，这部分成本可以不专门用于现时现地，而是具有较长的保质期与较广的适用性，其交易成本也会随之减少。
但在分散式购买中，这个过程则将会被重复多次，这个“多”的具体数值便是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内的入驻组织数量。当然，随着交易频率和次数的增加，政府辨识能力的增强等，该过程的交易成本势必会呈现出递减趋势，但是，其总成本无疑还是会远远高于平台式购买模式下所需支付的，无论对街道还是社会组织均是如此。一家蒙学教育机构负责人便表示，他们是经过了平台方的严格考察筛选后，才得以入驻。平台方对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极为严格详细的调查了解，该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成本。
合约生效后，新的交易成本随之出现。政府需要通过诸如检查、暗访、报告等形式，监督并激励社会组织按照符合政府利益或者合约规定的方式办事。社会组织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还需应付处理此类行政事务。与合约订立阶段的逻辑类似，合约执行阶段，相较于分散式购买，政府在平台式购买中，所需支付的监督、管理、激励成本也大幅降低。而入驻机构几乎不需支付此种类型的成本，因为他们极少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是由平台组织在二者之间发挥桥接作用即可。应对繁琐的行政事务，需要由专门甚至专业的人员负责，而这对于许多小型社会组织而言，是难以承担的高额成本。但在平台式购买下，这些成本均由平台组织承担，入驻机构得以轻装上阵，发挥其专业优势、做好服务居民的工作即可。
这种逻辑典型体现在党建活动上。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要“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按单位、按行业、按区域建立党组织，实现全领域覆盖”(4)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http://www.gov.cn/xinwen/2015-09/28/content_2939936.htm.。在社区，如果由街道办事处负责与每一家入驻组织进行对接，组织、监督党建活动，其成本势必极为高昂。而在T街道，党建活动由平台方组织开展每月一次的党建学习，并将学习内容上报给社区与街道社工协。而各入驻组织的党小组所属的归口管理组织包括社工协、民政、街道等五个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部门。“这五个归口有不同的要求。我们按照每月一次的学习要求，组织内部党建、开展社会活动，如实做好图文记录，抄报给五家。”(5)对入驻组织A负责人的访谈，2018年5月12日。此类党建活动，均是以平台为单位开展的，试想，如果每一个组织均需重复该过程，那无论对于街道、社工协、民政等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均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对于平台组织来说，在这个阶段虽然需要承担起所有的报告、检查以及党建等事务工作，但是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层面的，交易成本类型与性质并没有更为复杂。对于C中心这种中型社会组织而言，完全可以通过专人专事来完成。且此类交易成本会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与平台式购买这种治理结构息息相关的。在该结构下，平台组织得以与街道政府不断发生交集、接触与互动，熟悉和信赖自然而然随之产生。但是，在分散式购买下，政府的注意力是相对恒量而有限的，因此难以深入了解每一家社会组织并给予信任，只好选取“一刀切”式的规则对所有社会组织进行监管，而这也会影响合作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继而提升双方的交易成本，并对治理绩效造成负面影响。
2．平台与入驻组织
无论是平台式购买抑或分散式购买，都必然涉及不同组织间的关系协调，诸如场地的使用、物资的配置、活动的安排等。在分散式购买下，这种协调可以由不同组织自发完成，也可以由政府完成。但是，前者容易陷入低效，而后者可能由于部门性质的差异，造成各方均不满意的局面，且这种事务本身也是政府所不愿意接揽的。因此，《委托协议》特地针对运营管理服务模式，规定“乙方负责……合作机构的管理”，将合作机构的管理权限划给了平台组织，政府则只需对入驻机构、活动类型、收费标准等进行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把控。
平台式购买下，由于平台组织与入驻机构均属于民间性质，且有着前期的关系积累，往往志同道合，因此其关系协调易于进行，尤其是在辅之以特定的民主、公开、共识性的规则的前提下。本案例中，平台组织会设置基本的标准与条款，以对入驻组织进行筛选，典型表现如不可涉足宗教、设定收费标准等。此外，平台组织与入驻组织间还会通过建立议事委员会，对涉及各方的事务进行民主协商与共同治理，制定规定、进行决策、监督实施，形成一个“共治共管共议的局面”(6)对入驻组织A负责人的访谈，2018年12月6日。。平台与入驻组织还实行小组工作制，将人员进行重组，从而实现了组织间的深度合作。
当论及自家组织和平台方的关系时，入驻机构不约而同地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平等的相互合作、“联合运营”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打一个比方，我这里做发电厂，平台就在做输电网，我们俩现在做的工作是电厂与电网的融合，做的是联合布局的工作。”(7)对入驻组织A负责人的访谈，2018年12月6日。
受益于前期关系的积累、共同的志向与事业联结、相似的机构属性等，在日常管理中，平台组织与入驻组织、入驻组织与入驻组织之间也因此可以更实际、灵活、非正式地相处，“对我们来讲，是不用开会的，大家即时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随时有活动、有需要协调的事儿，就随时处理了”(8)对入驻组织C负责人的访谈，2018年12月6日。，而非采用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正式接洽模式。
公开透明的规则、集体民主的治理方式、灵活柔性的日常管理、避开与政府打交道，潜在的同类合作机构，以及场地、宣传、经费方面的支持等，凡此种种，对于各类小型而专业的社会组织，十分具有吸引力。“学堂对我们比较宽松，没有那些严格的条件，以支持为主。借助平台，我们可以和其他机构有一些合作互动。”(9)对入驻组织D代表的访谈，2018年12月6日。
总之，平台式购买下的关系协调，具有非正式性、即时性、灵活性、实用主义导向，少却了许多繁文缛节、文牍主义，效率也高得多。在平台组织统筹、入驻机构共治下，不同机构得以深度融合，实现了“1+1>2”的效果。其交易成本也远低于分散式购买的自发协调，或者经由政府组织进行的中介协调。
3．社会组织与居民
社区居民、社区其他机构与社会组织间发生的主要交易过程是“需求的满足与反馈”。在分散式购买下，居民可以直接向社会组织提出诉求，但能否得到回应，还有赖于社会组织在政府要求与居民需求间的权衡；
居民也可以向政府反馈诉求，但其最终落实，则有待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指示。
在平台式购买下，居民可以直接向平台组织进行反馈，既更加方便，也避免了直接向入驻机构提意见的“不好意思”。获得政府信任和授权的平台组织，可以更积极地行动，通过汇总居民所需，并与入驻机构进行及时、高效的沟通，从而便捷地完成服务的更新。同时，平台还得以从整体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动员居民。本案例中，平台对居民实行积分制，志愿者可以增加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礼物，从而鼓励居民参与并服务社区，增强与社区居民的黏性和紧密度。
此外，前述随着交易次数增加，政府与平台组织间关系演变的过程，也同样适用于平台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都是从陌生到熟悉、从质疑到信任，交易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降低。
(三)治理绩效：平台式购买的多方共赢
由以上全面对比可以发现，在平台式购买中，无论是政府、平台组织还是入驻组织、居民，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整体都相对降低，且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为政府部门。因此，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政府有充分的动力选择平台式购买，它的出现、扩散也是必然结果。作为一种更为经济、划算、有效的模式，平台式购买也初步实现了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机构的多方共赢。
社区居民得以享受更为多元化、精细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便利、快捷地表达诉求、反馈问题。通过社区志愿者队伍等的设置，社区居民还得以参与到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中，并从中获得价值上的满足与实现。平台组织则得以在具体的服务职能之外，专注于平台搭建、标准建设、入驻组织的吸引以及政府关系的维护，并且进行模式的提炼、推广，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赢得规模效益。入驻机构得以从与街道、社区的具体对接中事务解脱出来，专注于自身本行，做好产品与服务提供。此外，借助于这种平台所创造的机会，许多小型组织也得以摆脱束缚、轻装上阵地进入社区，实践其使命。街道内各种企业、医院、学校、事业单位乃至政府部门等机构则拥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服务与合作对象，可以借助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个平台，开展团建、党建活动等。
最后，对于街道来说，既可卸下大量的监管事务，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收获社区居民更高的满意度。同时，政府的许多工作、职能，也借助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得以展开，该中心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臂力”的延伸。典型如T街道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海淀区委党校T街道分校、T街道文创中心都设置在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内，与入驻组织共用同一个空间开展活动，并且均委托C中心进行第三方运营。这实质上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空间、活动、组织与功能方面的一种互嵌。
本文关注了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一种新型策略与模式，笔者将其命名为“平台式购买”，以区别于通行的“分散式购买”。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这两种购买模式进行了定义，并从政策目标、参与主体、结构安排、主体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差异等维度，分析了两种不同购买策略的异同。文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并在一个具体案例中，比较了不同治理结构安排、不同交易类型和阶段，以及不同交易主体所需支付的交易费用的高低，由此切入去解释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与内在机制。
正因为居民需求类型的转变，配合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使得政府需要想法设法去回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政府能力、行为方式的特征，促使其选择通过政府购买来满足上述需求。众多社会组织的进入，众多契约的签订、维系、监督、激励，进一步使政府有动力在交易成本规律的驱动下，选择平台式购买这种更为精致、高明的购买策略。
根据笔者现阶段的观察，平台式购买对于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参与各方，均带来了绩效的改进，但此种改进也依赖于一系列条件。在需求方面，居民需求从生存性需求到发展性需求的转变，是政府购买策略从分散式转向平台式的根本动力。而居民需求的变化，实质是基本需求的有效满足、收入水平的提高、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等促成的。在供给方面，平台式购买的出现，既要求政府拥有为居民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购买的意愿和能力，也有赖于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以满足日益精细、多元的社会需求。而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动力，都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增强、专业社会组织充分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也是“平台式”购买首先在北京市出现并不断扩散的原因。而前述基础条件体现出显著的区域、城乡间差异，因此，平台式购买模式扩散的可能性和条件，既受制于政府间学习和政策扩散规律，更取决于上述基础条件的不断改善。
由于本文所观察、描述、解释的现象，尚属新生事物，因此对其运作效果、模式演变与发展趋势，还需要进行持续的追踪考察，为其进一步的完善、推广提供学理建议。这是作为研究者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在这种对于具体案例的“知”“行”互促过程中，我们方得以推进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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