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美琴 戴雨芊 李 红*
(1.四川师范大学 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2.四川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 四川 成都 610066)
说谎(lying)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是个体通过掩饰、伪造、操纵等方式，对他人制造错误信念的故意尝试。[1]这种行为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非言语的，且结果是否成功不影响说谎的本质。个体在2-3岁开始学会说谎，且该能力会随着他们身心的发展而变得逐步完善。说谎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尽管普遍道德认知认为说谎是一种会受谴责的不恰当行为，但成年人每天都说谎，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交策略来管理人际关系。身为父母的成年人，尤其关注儿童谎言的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一部分父母认为，谎言应当被严令禁止，因为长期出于自我利益而说谎的行为与儿童的违规、犯罪和品行问题相关。[2]然而有时父母又会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有些类型的谎言，是出于与他人友好的动机，以达到人际交往的目的并且维持人际关系。因此，说谎行为存在二元性和矛盾性，它是一种被谴责的行为，却经常被使用。从发展角度看，儿童早期的说谎行为是个体观点采择能力及认知能力正常发展的体现，尤其是亲社会谎言行为的出现，更是反映了个体对于社会规则的道德理解与掌握[3]；
但不适当的父母教养方式或学校环境等因素会使得个体正常的说谎行为发展成问题行为，特别地，惯性说谎更是一些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之一。[4]另外，从进化的观点出发，说谎或许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例如，在动物界中，尽管许多动物不像人类一样具有语言能力，但它们会使用各种手段，如伪装和模仿等，以获得生存优势。我们可以由此猜想，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年幼的儿童也会采取说谎的策略及各种手段，以获得好处和尽量减少负面后果。这种行为，也叫作欺骗(cheating)。欺骗本身是一种说谎行为，这里不作细分。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仅会出于自我利益而欺骗，而且还会出于其他目的而欺骗，如善意的谎言或者为集体说谎。说谎行为与个体发展的这种双重关系，使得对说谎行为的年龄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
儿童说谎是发展心理学领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研究儿童说谎行为，不仅可以影射儿童自身的发展水平与阶段，也能在儿童的临床、教育和法律作证等各方面发挥重要的应用价值。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社会和环境因素对说谎的发展的影响。目前，儿童说谎的研究呈现散点式增长，不同学者对各种影响儿童说谎行为的潜在因素都有研究，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能够为研究儿童说谎行为和改变儿童说谎行为方式提供借鉴。影响儿童说谎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发展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内部发展因素指的是儿童自身的认知发展、道德理解发展和个体气质，外部环境因素指的是儿童日常生活成长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图1)。
图1 影响儿童说谎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
儿童说谎行为在不同年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儿童说谎行为的年龄特征，有益于家长、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说谎行为的心理特点，从而针对性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和指导。实验室大样本研究发现，儿童通常从3岁开始说谎。起初，儿童说谎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是作为保护自己，减少伤害的策略。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认知水平、道德理解加深，亲社会谎言开始出现。皮亚杰指出，儿童对说谎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0岁或更小的儿童会根据行为本身来界定说谎，而10岁以上的儿童会更多地关注行为背后的意图。亲社会谎言的动机也随着年龄的变化经历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最终，随着个体发展和认知成熟，反社会谎言会越来越少；
与之相应地，作为个体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亲社会谎言会越来越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3-4岁和5-7岁是说谎发展的两个关键阶段。3-4岁儿童大部分具备了简单说谎的能力，部分发展较好的儿童已具备策略性说谎的能力。5-7岁儿童的亲社会谎言增多，策略性说谎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儿童说谎行为的发展可以反映出儿童多种心理过程的发展，例如，道德理解、心理理论、社会化和个人品格等。换句话说，有效的说谎行为是儿童认知成熟、社会性发展的一个特征。
(一)认知因素——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发展
儿童的说谎能力与其认知发展有关。说谎可以看作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练习，不论是亲社会还是反社会的谎言，都需要个体有意地抑制真相，并在他人的头脑中制造一种错误的信念。Talwar和Lee是最早提出认知因素可能在儿童说谎中起重要作用的研究者之一。[5]特别是，他们确定了两个主要导致儿童说谎和其发展的认知因素，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和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元分析发现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促进了自我动机驱动的说谎行为。[6]虽然为自己说谎和为他人说谎所需要的认知能力相似，但与为自己说谎相比，儿童和谎言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需要更高的认知技能，如抑制控制和观点采择技能，来抑制自己的欲望，为他人说谎。不论是为自己利益说谎(反社会性质)还是出于礼貌为他人说谎(亲社会性质)，都需要儿童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发展的参与。
心理理论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信念、动机等心理状态及心理状态与行为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并据此解释和预测行为的能力，是个体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7]这种社会认知能力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而说谎被看作是心理理论发展、认知成熟的标志之一。[8]儿童的说谎行为与其心理理论中一级信念和二级信念的发展有关。一级信念指个体对真实事件的思考(例如，小明看到了巧克力放在柜子里，个体会认识到小明认为巧克力在柜子里)，儿童制造谎言的行为与他们对一级信念的抑制控制相关。二级信念指的是个体对他人信念的推断或认知(如小红认为小明认为巧克力在柜子里)，即思维的递推性。二级信念理解在6岁左右才开始出现，其发展一直持续到青春期。[9]儿童维持谎言与圆谎的能力与二级信念理解相关。儿童心理理论从一级到二级的发展映射了儿童从简单说谎到策略性说谎的发展过程。研究者根据心理理论与儿童说谎的关系，提出了谎言三阶段模型，描述了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心理理论与说谎行为发展的关系。[10]
2-3岁儿童处于第一阶段，即初级谎言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而说谎，否认自己的犯错行为。在这个阶段儿童说谎只需要理解“他人与自己有不一样的信念，他人未必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程度就足够。3-4岁儿童步入第二阶段，即二级谎言阶段。在该阶段，一级信念与儿童的说谎行为相关。儿童开始理解他人的错误信念，并故意给他人制造错误信念，至此，儿童真正具备了说谎的能力。但该阶段的儿童只能简单地说谎，却没有维持谎言的能力，容易暴露自己的说谎行为。7-8岁儿童则发展到了三级谎言阶段。该阶段儿童谎言维持的水平增强，策略性说谎的能力也增强。二级心理理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儿童要成功维持谎言不暴露，就需要推测他人从自己的话中得到的信息(一级信念)，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出自己需要持有的信念(二级信念)。
执行功能指个体能够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地控制，是一种高级的心理过程。为了维持自己的谎言，儿童必须记住和理解自己说过的谎，不停地在不同信息间灵活转换，并抑制与谎言相反的想法和言论，这个过程需要执行功能中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共同参与。执行功能的每个成分都与儿童的说谎行为息息相关。第一，抑制控制反映了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为了成功地说谎，儿童需要抑制说真话的强烈内心倾向。[11]第二，工作记忆掌握和操纵头脑中的信息，儿童制造并维持谎言，就需要在脑海中同时记住真相和创造替代的谎言。[12]第三，认知灵活性保证个体在不同选择之间切换，在说谎的过程中，儿童需要依据情境的变换进行行动的灵活切换。此外，说谎过程包含着大量的认知参与，面对不同类型的谎言，儿童需要的认知能力也不同。相较于为了掩饰自己违规行为的反社会谎言而言，在非利己的谎言中，幼儿替别人掩饰违规行为，更需要掌握理解他人心理意图和想法的能力，且需要在短时间内考虑说谎者、受益者和受骗者三种不同角色状态，抑制自己的语义泄露，并需要进行快速思考和应对。因此这类谎言中需要的语义泄露控制、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能力都很高，即这种谎言更需要认知能力的参与。[13]而亲社会谎言，如“白谎”①英文称white lies，即善意的谎言，指出于礼貌性，避免他人陷入尴尬境地的谎言。，则是在社会认知、人际交往方面有更多的要求。自我导向型谎言更需要抑制控制和一级信念参与，而出于其他动机的谎言则与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有关。[14]但无论是哪种谎言，儿童说谎的能力都与其执行功能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
执行功能的年龄发展特点与心理理论水平及说谎行为平行发展。研究发现，儿童执行功能在3岁前已经出现，在3-5岁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并在之后继续发展。执行功能各个成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发展速度不同。具体来说，抑制控制在6-7岁时会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工作记忆能力在7-10岁之间呈线性增长，认知灵活性则是分别在7-8岁和9-10岁。10岁之后，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进入平缓期，青春期接近成人水平。[15]
综上所述，儿童的认知发展，尤其是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如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等)的发展与说谎行为关系密切。心理理论越好，儿童的说谎能力越好。儿童抑制控制水平越高，更容易说谎；
抑制控制和计划水平越高，更容易维持谎言。[16]经过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训练，儿童会更早地出现说谎行为，且这种影响具有稳定性。
(二)道德因素:道德理解、承诺与气质对儿童说谎的影响
1.道德理解——了解说谎的动机
说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违背道德的行为，因此，研究者需要从道德理解(moral understanding)的角度来考察说谎，以了解支持说谎的动机和理由，这可能有助于理解长期说谎是如何发展的。3岁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有限，对说谎的道德评价还处于模糊状态，4岁幼儿则依赖于榜样的道德标准，比如“爸爸妈妈说说谎不好”，而5岁的幼儿能真正意义上地对谎言做出自己认为的道德评价，比如“骗人不好”“他讲的不对”，而不是以榜样的评价为标准。[17]该年龄段的儿童认为只要说谎就是不好的行为。7-11岁儿童则开始考虑说谎的意图性，对善意的谎言评价更积极，对伤害性的谎言评价更消极。11岁儿童对谎言的道德评价是一个转折点，皮亚杰指出，11岁以前儿童还处于具体或前运算阶段的思维水平，之后儿童则开始进入形式运算的思维水平。在意图明确的情况下，11岁儿童会认为善意的谎言是“讨好”他人而给予更负性的评价，但在意图不明确的情况下，他们会将善意的谎言解释为“这样说可以不使他人难过”，进而给予更积极的评价。[18]年龄较大的儿童会更多地感受到社会文化习俗与教育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对说谎行为的道德判断。儿童对说谎的道德理解反过来也会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说谎行为。
道德故事是一种较为简洁的教育和塑造儿童道德行为的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和儿童教育者也在不断提高诚实的道德价值来减少儿童隐瞒犯错事实的说谎倾向。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分享诚实和不诚实后果的寓言故事。道德故事和教导(moral stories and instructions)所隐含的后果会影响儿童的诚实行为。在游戏中，当一个故事和一个指导传达了对诚实行为的赞扬，会增加儿童坦白自己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反之亦然。[19]这些结果可以通过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解释，班杜拉提出，当选择如何表现时，儿童会考虑他们行为的结果预期，即他们是否期望自我肯定或否定。这些评价反应对于发展自我调节控制的诚实和说谎是必要的。[20]然而，道德概念和理解对于儿童来说有些抽象，因此道德故事对诚实的影响也是不稳定的。[21]
考虑到道德故事对提升学龄前儿童的诚实行为的有效性很低，有必要探究新的有效的技术。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提高儿童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及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自我意识一般是在2岁时形成[22]，这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我意识能够提高对社会和道德规范的遵守，因此，鼓励儿童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诚实行为。Bender采用创新的方法，通过使用镜子来间接提高儿童的自我意识，有效减少了儿童的说谎概率。[23]Zhao等人创新地提出了道德障碍假说(the moral barrier hypothesis)，认为道德的边界可以通过空间的边界来体现，即将抽象的、虚无缥缈的道德界限实体化成可见的、真实的物理界限，从而实现对儿童的道德约束。研究结果发现，道德障碍确实减少了儿童的作弊行为[24]，但暂无研究考证这种道德障碍是否会影响儿童否认自己作弊的说谎行为。
因此，道德故事可能并不是促进儿童诚实的最有效途径，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其他对幼儿诚实行为有持久影响的诚实促进方法，而不应只关注即时影响。
2.承诺——说谎行为的约束力
承诺是人与人交往的行为方式之一。承诺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人们在社会习俗中倾向于信守诺言，或者是不想辜负他人的期望，抑或是因为二者结合。守承诺讲诚信是儿童道德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其强调教育的重要内容。
承诺对说谎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承诺可以降低说谎行为的发生率，促进诚实行为。[25]儿童相信“说到必须做到”，在面对质询时，承诺说出真相的儿童往往倾向于遵守承诺，坦白真相。在竞争类游戏中，为了赢得胜利，儿童在游戏中会表现出欺骗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儿童承诺遵守游戏规则，可以减少儿童的欺骗行为。其次，承诺能够敦促儿童保守他人秘密，具有亲社会性。研究表明，在面对成人弄坏玩具的情境时，如果成人请求儿童帮助保守秘密，儿童能够保守住秘密，帮成人掩饰错误。当弄坏玩具的人是与自己亲密的人，儿童更倾向于去遵守承诺，保守秘密，从而维护他们与成人的社会关系。[26]最后，承诺可以提高儿童在法院上作证的能力，增强证词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7]
承诺对儿童说谎的影响的年龄发展特点主要通过儿童对承诺的道德理解水平来体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道德理解加深，承诺对儿童的道德约束力也就越强。对于年幼的儿童(6岁以下)，承诺不仅不会减少儿童的说谎行为，在那些承诺得更多的儿童中，说谎的发生率反而可能会更高，且他们会用言语及肢体动作努力地掩饰自己的说谎行为。这是因为，3-6岁儿童自我中心思维更强，对履行承诺的价值体验很少，无法真正理解承诺的概念和道德含义。因此，成人要求年幼儿童承诺更像是强加于儿童的一种心理限制，反而增加了年幼儿童的说谎概率。6-7岁的儿童开始发展出对承诺的初步理解，即认为承诺是一种对于即将发生事实的承诺，因此该年龄阶段的儿童还无法区分承诺(如，“我保证我不会说谎”)和预测(如，“我保证你明天会康复”)。直至9岁，儿童才能够意识到承诺背后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做出承诺并为之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年幼的儿童主要根据承诺后发生的事实来定义承诺，而年长儿童则会考虑更多的因素。
综上所述，承诺不仅对减少儿童隐瞒自身的违规行为的说谎行为有效，对儿童说谎以隐瞒他人违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效力。年幼儿童无法理解承诺的道德含义，只有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承诺的道德理解加深，特别是步入小学高年级以后，承诺对儿童说谎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加强。
(三)个体气质——潜在的影响因素
儿童的说谎行为是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个体为了获得奖励、逃脱惩罚或者避免社交尴尬而做出的减少恐惧或尴尬心理的适应性社会行为。儿童在说谎时，难免会有一些紧张、不安的情绪，而这可能与个体自身的气质有关。气质具有遗传性与稳定性，虽然在人的一生中保持相对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变的。气质是儿童个体差异的外部表现，通过情绪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来表达。气质作为个体固有的、独特的行为表现方式，或许与儿童的说谎行为存在关联。
Zwirs等考察了2岁儿童的社交性和非社交性恐惧对儿童说谎的影响，结果发现更低水平的非社交性恐惧儿童更可能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说谎。[28]对3-5岁儿童气质各维度①Thomas和Chess带领NYLS研究小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将儿童的气质分为活动水平、趋避性、适应能力、规律性、反应强度、反应阈限、心境、注意力分散度、注意力广度和持久性九个维度。中只有3岁儿童的气质的趋避性与幼儿否认自己的违规行为有关，而5岁幼儿气质的趋避性和反应阈限正向预测说谎策略，反应强度负向预测说谎策略。Babkirk等人则考察了学龄儿童(6-9岁)执行功能和恐惧性气质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工作记忆水平高的儿童中，他们的高恐惧型气质更可能出现欺骗行为，也就是说，工作记忆发展较好的儿童，越容易焦虑、害怕，越容易出现说谎行为；
相反，在工作记忆水平低的儿童中，胆子越大、越不害怕的儿童更可能说谎。[29]
目前有关气质和说谎行为之间的直接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气质的社交恐惧型和抑制性维度对儿童说谎的影响或者是气质各维度与儿童说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未来研究可以更全面、更多元地去考虑气质各维度对儿童说谎行为的直接影响及其他们的年龄发展特征。
人类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人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与改造者。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环境大致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家庭环境等。说谎是一种由社会动机驱动的社会行为，儿童的不诚实行为会受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也是社会环境的特殊形式。
(一)社会环境——情境与社会文化的作用
社会环境既能指广义的社会生活环境，也能指儿童当下面对的社会情境。社会环境会影响儿童对说谎的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从而进一步地影响说谎行为的发生。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儿童是否说谎，以及说什么谎。在社会环境中，说谎有时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欺骗他人；
但往往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别人免于尴尬，维护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谎言有自私的，也有善意的。和自私的谎言一样，善意的谎言是用来欺骗听者的谎言，但重要的是，它们的潜在动机不同。善意的谎言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其直接目的是改善或保护听者的感情，而不是帮助或保护说谎者。例如，当儿童收到不想要的礼物时，出于礼貌，可能会选择谎称自己喜欢这份礼物，以避免赠送者尴尬。在这种情境下，说谎的对象不同也可能影响儿童是否会说出善意的谎言。在询问儿童自己的画是否好看时，如果儿童认为询问者是值得同情的、需要安慰的，则更可能将一幅很丑的画作说成是很好看的以表示安慰；
相反，如果儿童对询问者并不关心，则更可能实话实说自己对画作的感受。可见，礼貌性情境有利于儿童亲社会谎言的产生，且该情境下的对象也会影响儿童是否说谎的决定。此外，不同语境下，儿童对谎言的道德评价也不同。在公共场合条件下儿童对谎言的负性评价比在私人场合条件下更低。[30]另外，儿童认为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否认自己的善行，是一种偏正性的行为，尽管否认这个行为本身对于儿童来说也是一种谎言。然而，对这种谎言的道德判断还与社会文化要求中的谦虚效应有关，东亚儿童的谦虚度更高，更容易选择否认自己的善行，而在其他地区儿童身上这种效应则不是很明显。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儿童是否说谎的主要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尝试将环境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分离开，考察仅仅通过操纵物理特征，是否能影响儿童的违规行为。研究者设置了一个问答考试情境，儿童坐在一张桌子上参与问答，而试卷答案被放在不远处的桌子上，在答案和儿童坐的地方之间放置一个框架，从而考察这样的物理边界是否会减少他们偷看答案并抄袭的可能性。结果发现，框架确实会减少儿童作弊行为。[31]遗憾的是，研究者并没有询问儿童在实验者离开期间是否偷看了答案，因此，关于单纯物理环境线索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线索情况下是否影响儿童说谎行为还有待考察。
(二)学校环境——情境与道德教育的影响
学校环境会影响儿童的说谎行为。Talwar和Lee研究了儿童的社会环境(惩罚性学校与非惩罚性的学校之间)是如何影响其违规行为和说谎频率的。结果表明，两种学校的儿童在犯错误的概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惩罚性学校的儿童明显比非惩罚性学校的儿童更容易为掩饰错误而说谎。[32]因此，惩罚性的环境不仅会培养儿童更多的不诚实行为，而且还会培养他们通过说谎来掩饰自己错误的能力。跨文化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对说谎的道德理解不仅与广泛的文化实践有关，而且与情境视角有关[33]，这使得学校环境中的道德教育更加复杂。也就是说，未成年对说谎的道德理解不仅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的大环境的影响，更受他们当下所处的情境影响。在学校中，儿童在一个班级集体里会遇到各种复杂的社交场合和道德困境，如何引导他们形成自洽的道德认同，是值得关注的。
(三)家庭环境——家庭成员和教养方式的影响
家庭环境也会影响儿童的说谎行为和能力发展。在非独生子女中，兄弟姐妹的关系对儿童说谎能力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独生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大部分的社会经历都是与兄弟姐妹度过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可能是导致不诚实行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34]O’Connor和Evans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非独生儿童比独生儿童更容易偷看玩具，并且说谎否认自己的偷看行为。其次，对于那些非独生的孩子来说，与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距大的儿童比年龄差距小的儿童更容易说谎，而且有哥哥或姐姐身份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有能力维持他们的谎言。[35]此外，有研究考察了认知因素(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和兄弟姐妹关系是否会共同影响幼儿的说谎行为，结果发现，家庭中较大的孩子更容易向实验人员撒谎，对幼儿说谎能力的发展具有独立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关系与认知任务的表现无关。[36]
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儿童的外在行为。父母和孩子的性格特质对父母养育方式和儿童外在行为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父母的外向性和想象力与儿童的外在问题行为呈正相关，母亲的宜人性也与儿童的问题行为呈正相关，而儿童的爱心、责任心和父母的情绪稳定性则与儿童的外在问题行为呈负相关。[37]在Heyman等人研究当中，不少父母认为，在教育孩子时使用一些善意的谎言可以促进儿童的积极发展并阻止孩子误入歧途，例如夸大熬夜或忽视刷牙的负面后果。[38]这种对工具性谎言①指以影响他人行为为目的的谎言，该谎言是被父母普遍用于影响儿童行为的工具，比如“你不好好吃饭你就长不高”“如果你不跟我走，就把你丢在这”。的道德判断可能会延伸到掩饰过去的行为，例如，因为担心青少年将父母过去的风险行为解释为父母会默许他们未来的风险行为，父母会掩盖过去吸毒或行窃的犯罪行为来预防青少年未来走上犯罪的风险。然而，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父母的工具性说谎的教育行为是否会影响儿童说谎的发生和发展，也尚不清楚儿童与青少年是否以及如何区分父母对不同类型行为的欺骗，对这些谎言的接受性和判断是否随着自身发展而变化。
(一)道德和认知发展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
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了大的文化背景，对儿童的道德推理和发展影响深远。具体而言，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往往倡导集体主义和谦虚的品德，儿童在对亲社会谎言行为的评判上更加积极；
而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则更倾向于大方承认自己做好事的行为，倾向于个人主义。当儿童对亲社会和反社会谎言进行道德判断时，他们的反应具有情境敏感性和文化差异性，且这种差异随被试的年龄增长而增加。[39]
例如，研究者比较了三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即中国、加拿大华裔和加拿大欧裔)，儿童是如何对说谎进行判别的。[40]结果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本土儿童倾向于将谦虚的谎言(如做善事不留名)，而不是不谦虚的事实(如大方承认自己做的善事)看作是道德的，且这种倾向在11岁的学龄儿童中最明显。在移居加拿大的华裔儿童中虽然也有这种倾向，但没有中国大陆儿童明显。在加拿大本土欧裔的儿童中，这种倾向最弱。但加拿大华裔儿童并不总是处在三组之间的中间位置。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青少年对谎言的道德判断反映出重要的集体文化价值观；
相比之下，加拿大欧裔则更加个性化。日本的学者研究了日本和美国7至11岁的儿童对为了隐瞒同伴错误行为而说谎的道德认知。结果发现，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年龄较大的儿童由于接受了更多社会规范的影响(比如打“小报告”会受周围同学的排挤)，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向权威人物(如老师)报告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而隐瞒不太严重的错误。相对而言，年幼的儿童则更愿意向权威人物报告所有的违规行为。但是，尽管年龄较大的儿童都认为报告严重的违规行为是合适的，日本儿童却比美国儿童更倾向于认为报告细小的错误也是合适的，这可能是因为日本文化更强调符合社会规范的期望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Jia和Krettenauer提出，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是一种文化建构，西方偏向个人主义，而以社会为导向的道德认同则源于中国教育的儒家思想。[41]儿童通过社交过程(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的口头交流及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情感反应)获得道德观念和伦理，而这种交流和反应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中也有所不同。加拿大华裔儿童所经历的多元文化环境或许可以用来理解他们的道德观点。在家里，加拿大华裔的儿童可能会从父母身上学到有着深厚根基的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在社区，他们与更具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互动，并从同龄人、教师和流行媒体获得西方文化价值观。因此，成长于二元文化的环境中的他们，可能会接受/适应来自两种文化框架的信仰。[42]当他们进行道德决策时，可以表现出更多的集体主义行为，也可以表现出更个人主义行为。这种灵活的认知参与，被称为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switching)，取决于环境的需求和情境的联系。[43]加拿大华裔儿童比中国汉族儿童或者加拿大欧裔儿童更能根据情况来判断他们对谎言的道德评价，这种情境敏感性大约出现在11岁。
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塑造着儿童的道德理解与道德认同。而这种道德理解又是在儿童认知发展成熟的前提下形成并发展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哪种单一因素就塑造了儿童的说谎行为，而是应该更全面地看待儿童说谎问题。
(二)气质与环境的互相影响
根据Thomas和Chess多年的追踪研究与分析，他们认为，气质的趋避性、规律性、适应能力、心境和反应强度影响着儿童亲子关系以及社会化过程。根据这五种气质，将儿童分为容易型、困难型和缓慢启动型。容易型儿童一般比较外向，活泼开朗，能够和谐地与他人相处，容易接受新事物；
困难型儿童则相反，他们的情绪管理较差，容易产生激烈的情绪，不善于与他人交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较差；
缓慢启动型儿童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一般比较内向安静，但对新事物的接受也较慢。[44]Kagan则根据“抑制-非抑制”这一维度将儿童气质分为抑制型和非抑制型两类。抑制型儿童对于陌生环境往往表现得敏感、胆小，而非抑制型儿童行为不会因为新环境而发生太大改变，甚至可能主动接近陌生情境，因而他们表现得更大胆且善于交往。因此，儿童气质的表现取决于他们对不同环境的应变能力，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在面对陌生的人、物或者环境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反应是不同的。[45]
综上，虽然气质在人的一生中是先天且相对稳定的。然而，一个人的气质是需要通过环境的不同而体现出来的。不同气质的儿童，面对他们认为是权威人物或者说是陌生的实验者时，可能表现出的说谎行为和发生频率是不同的。然而，目前对儿童气质与说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现有的研究要么挑选个别维度来考察对儿童说谎的影响，要么是将所有维度与儿童说谎行为之间进行相关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去考虑在不同环境中不同气质儿童对儿童说谎行为的影响。
这些年围绕儿童说谎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李康、傅根跃、Talwar Victoria等学者在这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认知发展、社会文化影响、情境影响、研究范式多元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尽管已经发现了许多可能的因素，但对儿童说谎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还可以从更多方面进行考虑。结合前人的研究，不难得知，儿童说谎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且相互交错的。认知因素、道德因素、环境因素往往交错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儿童的说谎行为。因此，仅仅采用一种方式去考察对儿童说谎行为的影响是片面的。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探索期，研究成果和经验相对较少，这既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面临的巨大挑战。未来研究更应注重不同影响因素的结合研究或对比研究。
(一)扩大研究对象，开展比较研究
在选取研究对象上，研究者也可以将范围扩大。以往的研究多喜欢选取正常适龄儿童作为依据，然而，一些特殊的儿童群体，例如留守儿童和自闭症儿童，他们的认知发展和说谎行为的发展轨迹或许是有别于当前研究所采用的正常适龄儿童的。值得肯定的是，就在最近的几年发展中，已有学者对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说谎能力发展进行了探究。与正常发育儿童相比，ASD儿童在抵制诱惑的范式中说谎行为更少，且他们的说谎行为与工作记忆呈正相关，与心理理论不相关。[46]建议未来可以继续探讨其他身心疾病儿童的说谎能力的发展及他们与正常人相比是否有差异，如果有，这种差异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研究特殊儿童的说谎能力也有利于更深地挖掘制约儿童说谎水平发展的影响因子，这些因素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
(二)丰富纵向研究，整合研究视角
现有研究主要考察某个年龄段的儿童的说谎能力的发展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却鲜有研究追踪儿童成长轨迹中，影响说谎的因素和发展水平。事实上，这样的纵向研究对于考察说谎的影响因素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过追踪来解释儿童的说谎行为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并且，现有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实验法，而很少在自然情境下对儿童采取个案研究或行动研究。尽管实验室研究已经在争取最大的生态效度，但仍无法真正比拟自然情境。研究者不仅需要通过预设的实验设计对儿童进行实验室研究，也可以通过在现实情境中的自然表现去寻找规律。虽然这样做的难度很大，但对当前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教育启示
父母、老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应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说谎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当的教育。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他们还无法理解说谎的概念，他们的说谎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行为，是属于幼儿心理发展的正常对象，如果此时过多地干涉幼儿的行为，给予惩罚，可能不利于幼儿的认知发展。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可能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欲望，如逃避惩罚或获得奖励而说谎，这时，父母、老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应坚持引导为主，以正面的榜样开展诚实教育；
向儿童讲述有关诚实的故事。当发现儿童说谎时，不要一味地打骂，而是要让儿童明白说谎的后果。对于认知发展已经稳定的儿童，要适当地引导儿童对说谎的道德理解。在人际交往中，儿童的善意的谎言行为不应被制止，但也不能过多地鼓励。
儿童说谎是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发展出的社会行为。探究影响儿童说谎的各种潜在因素，有利于父母、研究者、教育界人士去更加了解儿童的道德水平、认知水平、社会交往水平的发展以及它们与说谎能力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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