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玫，杨甫旺，姚霁珊*
（1.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楚雄 675000；
2.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口头传统在群体中的认同功能一直以来都是口传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赛杜［1］认为，非洲史诗的文本功能在于史诗能够通过组织化的谱系、起源神话和幻想故事等社会观念的投射来更新社区的根基历史认同，以特定组织化的方式将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重新整合以适应外部社会发展。劳里·航柯［2］认为，以史诗、民间故事等为代表的口头传统“是表达认同的故事”，“它通过模仿或其他方法口头传唱其社会标准和价值”，“由专业的史诗唱者讲述，它的故事特别长，远远超出流传于该地的最长的故事；
它较广泛地与神话和文化传统相联系，它的听众和讲述者都相信史诗的描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蕴含了该群体世代口耳相传的群体认同、社会基本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观念。
中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互依存、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在这个多元统一体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大量以口头传统为载体的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族群记忆、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朴素表达。这些以口头传统为载体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等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外在显示，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支撑。
“同源共祖”这一口头传统母题将“各民族来自同一祖先、互为兄弟”作为话题核心，经典情节为人类某一始祖生下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各自繁衍生息、四处迁徙后形成多个民族或族群，并在此基础上就各民族或族群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分布地域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展现了这些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是一家”思想的朴素理解和客观表达，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血缘和文化的共同体”［4］15的形成过程。
“同源共祖”叙事是指多民族集体记忆中广泛存在的认为各民族拥有同一血缘祖先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以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等口头艺术（verbal arts）为载体，依靠个体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这些集体记忆世代相传。“同源共祖”型的口头传统是在各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深刻反映了各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实践和历史探索，蕴含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记忆，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和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各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凝聚和精神指引作用。
云南各民族中都广泛流传着大量的“同源共祖”母题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云南各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话母题分布极为普遍，所涉及的口头传统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葫芦生人”“弟兄祖先”母题数量统计 个
（一）云南各民族的“葫芦生人”口头传统
云南的彝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苗族、瑶族、壮族、德昂族、佤族等都有关于人从葫芦中来、“葫芦生人”的神话传说。如表1所示，云南各民族的“葫芦生人”神话在“同源共祖”口头传统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唱道，大洪水后人类始祖兄妹婚后生下一个怪葫芦，天神用金锥银锥破开葫芦，先后出来了汉族、傣族、彝族、傈僳族、苗族、藏族、白族、回族等九个民族［6］55—58。哈尼族民间故事“兄妹传人种”中说，人类始祖帕玛生出一个葫芦，葫芦中“培育着千百万人类的后代”，者比和帕玛每天给葫芦浇一次水、晒一次太阳，十四年后葫芦中孕育出了几十对男女，分别称之为“压提”“豪乌”“豪勒”“豪热”等，其中“压提”为卡多人的祖先，“豪乌”为布都人的祖先，“豪勒”为碧约人的祖先，“豪热”为西摩洛人的祖先［7］20。镇沅县拉祜族苦聪人创世神话《蜂桶、葫芦传人种》载，藏在木桶中躲过洪水的“老三”与仙女成婚后生下一个葫芦，葫芦中走出了人类［8］181。佤族创世诗《葫芦的传说》中说，“葫芦啊，人类的家，……人从葫芦里出来，站满了西岗山”［9］152。澜沧县佤族所传唱的《司岗创诗歌》也说，“葫芦里来，司岗里生”。葫芦生万物与人类，成为宇宙的第二个纪元［9］170。“司岗”意为葫芦，“里”意为出来，“司岗里”便是“人从葫芦里来”之意。布朗族创世歌“人从葫芦出”唱道，葫芦中生出了各民族，“争先抢出的人，黑炭染黑皮肤”［10］171。之后先后出来了红人、黄人和白人，第一批出来的人就是布朗族的祖先。拉祜族创世史诗《盘根盘古》中唱道，洪水之后“葫芦里走出两兄妹，男的叫扎罗，女的叫娜罗。他们是拉祜族的祖先，他们是创世立业最早的人。……娜罗生下九对男女”。九对男女婚配繁衍为九个民族［9］124。德昂族神话“葫芦的故事”中说，洪水泛滥之时，人种和动物避难于葫芦中而幸免于难。因此，葫芦成为人类繁衍的圣物。文山地区壮族创世神话“丛宗爷爷造人烟”、傈僳族创世史诗《创世纪》等都有类似的人类借助葫芦逃避洪水的故事。
白族歌谣《创世歌》中唱道，开天辟地的大神为“盘古盘生两兄弟”［10］40，“盘古”“盘生”为盘瓠衍生而来，都是葫芦的别称。屏边地区的瑶族世代传唱的《盘王歌》《过山榜》等长篇创世史诗中，则把“盘古”与“盘瓠”等同为一体，并将其视为与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三位一体的人类血缘始祖和文化共祖。滇东南彝族阿哲人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唱道，混沌之神孕育出冬德红利诺，在他身上长出了一个神葫芦，神葫芦变成人神盘古王［11］6-7。还有部分歌手传唱，葫芦中生出了七十二种人。
“葫芦生人”口头传统遍布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等十几个民族，是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最主要的母题之一，其中“葫芦生人”口头传统占据了较大比例，形成了一个有着独特表征的“葫芦生人”口头传统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与云南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葫芦生人”口头传统的文本内容来看，葫芦往往是与洪水神话紧密相连的，既是人类始祖面对洪水的逃生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繁衍的关键。在滇南和滇东南的部分少数民族中，葫芦、瓜及曾祖父、外祖父等都称之为“A21Pu55”（本意为葫芦），舅舅则称之为“A21wu33”（原意为“黄瓜”或“瓜”），从而使“葫芦”成为人类血缘祖先的统称，并通过语言传承的方式将祖源叙事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生动展现了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交往格局。这些少数民族的“葫芦生人”神话中蕴含了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生”的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自然万物皆亲人”的基本价值取向［12］65-7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参天地赞化育”的精神追求和兼收并蓄的文化整合方式。
（二）云南各民族的“人虎互化”口头传统
虎崇拜作为氐羌族群普遍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在西南地区分布极为广泛。云南各民族“人虎互化”的口头传统折射出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朴素情感认同，展现了云南地区各民族“多元一体、共生互补”文化格局的特殊形态。
西南地区长期以来就有“人虎互化”的口头传统，如葛洪《抱朴子》中有宁州以南有“人老化为虎”之说，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有“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其骨葬于山中。……年老（死）往往化虎云”［13］451的记载。明代《天中记》也记载，“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人老则化为虎”［14］。云南彝族古籍《夷僰榷濮》说，九个凡人好儿郎分散四方，其中一支“来到北方后，变化成人虎”［15］22。云南大姚县彝族神话传说《虎氏族》载，灭世洪水后兄妹成婚生下七个女儿，小七妹嫁给老虎后生下九子四女，逐渐繁衍成为彝族虎氏族［16］31-32。大姚昙华彝族传说老虎娶了人类始祖的小女儿，婚后生下九子四女，其中九个儿子变成了九个民族，而彝族作为老虎的子孙，被称为虎的氏族。禄劝、武定、大姚一带的彝族至今仍流传着人死化虎的故事，并且有“人死一只虎，虎死一枝花”的民谚。
墨江县白族创世神话中说人类始祖阿布帖和阿约帖兄妹二人婚后生了四个女儿，二女儿嫁给老虎代代繁衍形成了分布于碧江沿线的白族勒墨人［17］87-95。哀牢山拉祜族中长期流传着虎养育了人类祖先的传说，分布于澜沧江地区的拉祜族中也有老则化为虎的传说。怒族人类起源神话中载，人类女始祖茂英充与虎交配，生下的孩子成为虎氏族的祖先［18］29-30。纳西族认为虎是力量的象征，其口头传统《虎的传说》中记载，英雄塔玛布里用弓箭射死老虎，将虎皮送给人类始祖崇忍利恩及三个儿子，在虎皮力量的加护下崇忍利恩杀死了危害人类的魔鬼和黑牦牛，三个儿子向外迁徙，长子成为藏族祖先，次子为纳西族祖先，幼子则成为白族祖先［19］。泸沽湖畔的纳西族摩梭人“喇氏族的来源”传说记载，喇神（即虎神，在摩梭话中，“喇”意为虎。）受天神指派到大地造人造物，与刺踏寨干木地方的山神干木结为夫妇，生下“喇若”和“木喇”一堆儿女，后繁衍生息而成喇氏族。在部分傈僳族中也有虎为人类始祖的传说［20］263。
长期以来，虎在脱胎于氐羌族群的彝语支诸民族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唐代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七》载，“大虫，南诏所披皮。”［21］202《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说：“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毛，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22］540-541《册府元龟》卷九六〇说：“昆明夷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牛马，其俗椎髻、跣足、首领披虎皮，下者披毡。”［23］3824乾隆《云南通志》载：黑罗罗“葬，贵者裹以皋比（即虎皮）焚诸野而弃其灰”［24］。云南永仁彝族民间有歌谣唱道，“穿上虎皮戎装才配称英雄，才是真正的勇士”［25］48。
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尚黑崇虎的习俗，而白族、普米族则以白虎为图腾，有部分白族认为祖先腊修有一件魔衣，披上魔衣后就能化身为虎祖之形，而在白语中“腊”也有“虎”之意。哀牢山彝族“罗罗”支系每家供一幅由巫师绘制的男女祖先画像“涅罗嫫”，“涅”义神灵或祖先，“罗嫫”即母虎，意为母虎神灵和母虎祖先。人与虎共用称呼，以母虎来代表祖先，在举行祭祖仪式时门楣上要悬挂虎头画像，彝族小孩要戴虎头帽，穿虎头鞋，以此保佑孩童不受邪祟侵犯。巍山彝族“腊罗拔”支系自称为“龙”“虎”后裔，在婚丧等重要场合中都要在中堂、毕摩神龛上铺以绵羊皮以代虎皮。
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的口头传统建立于其“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之上，他们普遍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同源同生，人是从自然界演变而来的，人与自然界其他成员同源共祖，不同民族从血缘上来说都是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手足兄弟，强调了各民族的同源性和生命本质的同一性，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同生共存关系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认同通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原始的统一性，说明了各民族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相互依存，关联一体，虽然这种认识以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包含着各民族对于民族关系的深刻认识，由此观念推导出更高的认识，即对于民族平等的朴素认知和对于各民族和谐共生、共享发展的心理诉求，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团结和谐、追求平等发展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同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是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6］的根本保证。云南各民族普遍流传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口头传统，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对民族团结稳定、和谐发展的诉求和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朴素认知，是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和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贡献。
云南梁河县阿昌族民间歌谣《阿昌汉白一家人》唱道，“青菜白菜一样菜，阿昌汉白一家人，满山松籽撒下地，松树成林根串根”［10］18。当地阿昌族的民间故事“九种蛮夷本是一家”传说，各民族都是人类始祖遮帕麻和遮咪麻兄妹俩所生的葫芦中走出的，生活在坝子的成为了傣族和汉族，居住在高山上的成了景颇族和傈僳族，住在半山半坝的是阿昌族和德昂族等，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九种蛮夷”原来就是一家人，因此一直团结友爱、和谐相处［8］183。云南双柏彝族创世史诗《查姆》说，“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27］81。佤族创世诗《葫芦的传说》中唱道，“各民族本是亲兄弟，世世代代忘不了”［9］149。独龙族创世史诗《创世纪》中唱道，兄妹成婚后生下九对儿女，“九对儿女繁衍生息在九条江，九双儿女传宗接代在九座山，各个民族的祖先就是两兄妹，各民族原本就是一家人”［9］433。哈尼族创世史诗《十二奴局》中人类始祖与分别迁徙至高山、半山腰和平地的三兄弟说，“你们同是一个父母养，大家同是一个父母生，手心手背都是肉，树枝树叶连着根；
不管到天头地脚，永远是亲亲的一家弟兄”［28］24。永善县汉族民歌《伏羲哥妹制人种》中唱道，伏羲兄妹成亲后生下血包，“一刀割得乱纷纷。桃子树上搭四两，李子树上搭半斤。架起神火满地青，世上遍地都是凡人。手中抱本百家姓，世上才有百姓人。大伙不要分你我，都是同胞共母人”［10］570。
云南各民族“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口头传统通过强调各民族“同源共祖”、命运与共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强化了各民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反映了各民族对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理念，是云南各民族对于统的一多民族国家的朴素认知和共创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展现了云南各民族长期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
各民族的口头传统从共同的“大洪水”记忆到诉说人类起源的“葫芦生人”神话、再到各民族和谐共处的“中华民族一家亲”传说，共同建构了云南各民族长期以来在共同生活空间中形成的“同源共祖”口头传统的内在逻辑，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史进程的朴素理解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断强化的过程。
（一）族源、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意识
族源，是维系民族成员相互认同的“血缘纽带”，是一个民族展现自身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正如范可所言，民族成员在展现自己的族群认同、解释其族群归属感时，“总喜欢在历史族群性（historical ethnicity）上做文章；
喜欢说与群体或者部落内的其他成员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说同样的语言，等等”［29］137。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造成一个民族的，并不是文化或血缘关系等“历史事实”，而是对某一真实或虚构之民族成员共同起源的“集体记忆”［30］53。当一个群体通过口头传说、神话故事等“集体记忆”的方式来叙述与他们的祖先起源相关的“过去”及“历史”时，其中所展现的未必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正如哲学家布鲁门伯格（H·Blumenberg）所提出的，“回忆中无纯粹的事实”。在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看来，群体的记忆往往强调的是自身独一无二的“历史”及其基于这样的历史而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群体记忆的特殊性［31］57，但是，这样的民族记忆本身是在一个既定社会框架中获得的，并深受他们所感知到的外界对于他们的认知所影响。
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起源的“集体记忆”的认可与使用之上的，通过这个民族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对共同起源的“集体记忆”，群体成员凝聚在一起，并向群体成员解释了彼此凝聚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事实上，“造成一个族群的，并不是文化或血缘关系等‘历史事实’，而是对某一真实或虚构之族群起源的‘集体记忆’”［31］57，且这一“集体记忆”是“可以被争论、被改变的”，“它随着状态、现实改变”［32］。根据人们的出生来推定的族籍是人们为追逐共同的利益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后天习得的习俗、语言等，则是强化这种共同利益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工具。
（二）“同源共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的产生、流传、变迁深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互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汉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对云南各民族口头传统母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部分彝族、白族口头传统中大量借用、化用汉族神话人物及神话事迹，如前文所述洱源白族“创世歌”中所唱“盘古盘生两兄弟”造天地、化身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世间万物，与汉族的盘古神话内容大致相同；
另一方面，各民族口头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表现为相同母题之下主题的相通性和内容的差异性，如前文所述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彝族传唱的“葫芦生人”文本内容的差异。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复合性立足于长期以来云南“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民族格局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文化的互动互融，同时又从精神和文化层面巩固、神化了各民族间“和谐与共”的交往格局。各民族通过将这些记忆遗产世代传唱、吟诵、传播和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成为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记忆和地方知识，最终凝聚为赓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因。
“同源共祖”口头传统的世代相传以神话的形式强化了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和谐相处、命运与共的“一家人”价值追求和社会观念，通过“以‘家’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发挥‘家’的情感纽带作用，增进‘家庭’式弟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彼此认同”［33］，发挥“想象的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强大凝聚力，推动了各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开展了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历史实践，从而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践行、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举，成为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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