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辉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冉正宝著的散文集《荒二代的麦浪》(以下简称《麦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审美实践，以其个人化的叙述方式显示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深广的精神意蕴，特别是其对“荒二代”概念的提出、描述，以及“荒二代”与时代的多重关联的真实书写，成为透视共和国某一阶段历史的映像，“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忧患和敬意”(常新港《序一：每根草都有灵魂》)[1](P2)，富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它既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农场”标本存照，也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个人心灵史和心态史作了珍贵的记录。在宏大历史和微观个人命运层面，《麦浪》一书均有其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标本意义。作者选择以浓墨重彩的个人史的抒写手法，最有效地还原了个体记忆，以温情和审美的善良愿望，复原生活、实现精神还乡，这一看似依于个人愿望的还乡，却在字里行间的飞白之处暗暗隐匿着历史和时代的真相与逻辑。
不同于文学、历史、新闻等按照对事件的处理方式的划分，也不同于“报告文学”或“记事”的概念，非虚构写作与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描述接近，指的是基于个人经历的一种真实事件、心态的文字记录，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加以任何“虚构”的事实——尽管在记录中选取的视角、内容和抒发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个人取向，但是在事实叙述层面，直言其事，不做过度阐释。非虚构作品采用散文体裁，以游记、日记为主要叙述形式。冉正宝的《麦浪》如实地记录了其曾经经历的生活，作品虽然是以一篇篇文章的方式呈现的，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基本与日记相似，记录日常生活、对生活的感悟及看法，属于比较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1.深厚的叙事内容：高超的技术
北大荒的魅力书写是《麦浪》的坚实基础，全书一共分为四辑，分别描述了北大荒的风景、“荒一代”“荒二代”和有关北大荒和“荒二代”的讨论。其中第一辑“荒二代的乐土”集中描述了北大荒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这部分描述有着版画般的风格，在流畅自然的文笔中，丰富多彩的北大荒生活随之呈现出来。
作者写“吃”写得异常生动：“我最喜欢吃冻梨……冻梨之所以黑，是因为冻好后再缓冻，缓冻后再冻上，反复几次后梨就变成了黑色，冻梨特有的味道也就出来了。……在吃之前要把梨放在凉水里缓一缓的，一般要半个小时左右，待冻梨周围缓出透明的一层冰的时候，用手去捏捏，冻碴碎了，就可以捞出来吃了。……从冰水里捞出的冻梨最好吃，在黑皮上咬一个小口，用嘴撮住小口，然后往嘴里慢慢吸，瞬时一股甜丝丝的梨水竟如清凉的泉水般入口，流进热乎乎的五脏六腑，扩散腾空，美妙得如入仙境，芬芳异常。”[1](P18)作者写冻梨的美味，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吃的阶段，在对冻梨的描写之后，作者从这种嗜凉之处引发开去，他写道：“南方朋友不理解北方人为什么在寒冷的冬季还要吃凉菜，吃雪糕、冰糖葫芦、冻梨、冻柿子，还要喝凉啤酒，那是因为他们无法体验北方人内心的火热，既有生理上的热气，也有心里随时可以迸发的热情。”继而，由物及人，写到一同吃冻梨的童年伙伴“宝卫”，在“甜丝丝”的回忆中插入一段苦涩的记忆，宝卫是一个先天脑瘫患者，作者童年的玩伴，正是这个宝卫，在《“八大户”被放养的孩子们》[1](P91)里被再次提到：这是一个“坚定”的孩子，“从不自卑，一直都是摔倒了再爬起来，乐乐呵呵接着走”，他“函授学习大学课程”“为了生活，他开过书店、杂货店、烧烤店和药店，也出去学习过中医技术，在家里给人看病抓药”，这种坚强地活着的人物映像里，包含着北大荒坚韧不拔的精神，作者由吃写到人，实际是由事写到情，丰厚的内容需要高超的叙事技术，这种“事、情、景、人”的关联描写，前后映带，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散文写作技术水平。
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写“吃”，也写“理”，并且是从“吃”中悟“理”。在写小伙伴们一起去采摘“黑天天”吃的情节里，作者写他们吃得尽兴，以至于从早吃到晚：“这一次可真是敞开了肚皮吃，吃了一天的黑天天，吃到晚饭也不想吃了的程度。可是第二天便有了结果，大便干燥，燥到排不出来。黑天天嫩嫩的外皮里除了包裹着甜甜的浆液，也包裹了细小却硬实的一个个籽粒。”本来写的是吃，可是笔锋一转，写道：“浆液容易吸收，籽粒可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我从此就长了记性，以至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也不敢敞开肚皮去吃了，潜意识中便有了‘克制’，这两个字也正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品质，一个少年在吃黑天天时意外体会到了。”[1](P21)这里转得自然、妥帖。作者特别喜欢写甜味体验，他说：“自然的甜味是一个少年自然成长的母基，它可口又可乐，甘醇的背后是大地母亲轻轻讲述的一个道理：人生是在探索甜蜜中度过的，但不能沉溺其中，否则人生就没有了意义；
真正的意义在于把得到的甜蜜转化为力量，回馈给社会。”[1](P22)这段励志的话自然生成，蕴含着作者隐匿在全书中的乐观主义底色，乐观主义成为本书的主要基调。
2.温情的叙事格调：真诚的直笔
在对事实的描述中，作者主要采用了直笔叙事抒情的方法，每个故事的描述都从个体记忆出发，没有虚饰和夸张，也没有刻意贬低和恶意臆测。因为作者站在儿童角度的特点，令整部作品笼罩着一种被呵护的温馨气息。这是符合作者角色的本来状态的。作者的直笔抒写，客观上得益于较为幸福的生长环境。与“荒一代”所面对和经历的有所不同，作者的“荒二代”身份是在被呵护中呈现的。作为富有理性的叙述者，作者能以客观温情的眼光看待曾经的世事。关键是，作者是真诚的，包括对历史上一些苦难的、不可言说的、非个体的冠冕堂皇的事件，都能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从个人温情的角度，给以真诚地叙述。
在对北大荒物事的描写中，作者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宁静的故乡。……天下的水井都是母性的，天下的母亲就像一口水井，母爱有时就是这样通过父亲的肩膀，传递给了她的子女们。因此想到故乡的水井，其实是想家了，也想母亲了。”[1](P25)这段话写得情深义重，这种偏于个人记忆、个体情感的温情书写直白地表达了凝重的情感，是一个人、很多人乃至人类的共通情感。
还有一种直白，是对宏大叙事的直白判定，借助具体事物的描写，旁刺一笔，于不经意中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比如“大鹅事件”：“有一天家里的鹅少回来一只，父亲就摸黑出去找，我在家里担心得要命，可父亲还是青着脸回来了，和母亲嘀咕了几句。我知道鹅肯定找不回来了，但那时还猜不出为什么没回来，只是有点少年的伤心，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干什么好。……过了几天，从父亲对母亲轻描淡写的谈话中我了解到，鹅是被修配所几个知青叔叔抓去炖着吃了，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可纠结了。”[1](P27)在下一段笔锋一转：“吃就吃吧，我们还吃鹅吃的菜呢。”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再次写到“大鹅事件”：“上文提过知青偷杀我家大鹅的事，提起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当时知青是多么年轻、调皮和无畏，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里是多么缺少肉和关怀，农场给予他们的这只鹅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农场的贡献却是无数只鹅的总和。”[1](P31)关于知青在农场干过的荒唐事，从大量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如何看待物质贫乏时代的这些行为，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作者这里用的动词“抓”“炖”“偷”“杀”，都很有意思，不过“我”觉得“青着脸”“少年的伤心”“年轻、调皮和无畏”，以及“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里是多么缺少肉和关怀”等更有语用学的分析价值，在一个荒谬的时代，不能用正常时代的道德标准、社会标准来看待，这一点作者没有挑明，而是以北大荒的阔达胸怀一笑泯恩仇了。
3.独特的叙事视角：未泯的童心
《麦浪》选择了儿童视角的书写方式，这一视角既保障了作者审美基调的合理性，又能巧妙地将时代隐匿的重大问题牵丝映带到读者面前。“童年就像妈妈缝在上衣两边的小口袋，我只关心左衣袋里有没有糖果，右衣袋里有没有鞭炮。”[1](P39)这是典型的儿童心理，在那个时代，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质，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健康快乐的儿童心理同物质一样贫乏，得益于农场荒一代的创造，以及父母家庭的呵护，作者有一个比较幸福丰富的童年，这些抒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补充了那个时代的儿童景观书写，在以往的文学叙事中，往往苦难童年占据主流，《麦浪》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状态，这一状态介于萧红和常新港之间，是一种以美好为基调，以苦涩作为淡化背景的儿童景观。
“开心才是重要的。”作者写小伙伴们一起出门砍柴，结果是一起玩耍，把砍柴的事早就抛到了脑后，这段描写细致入微：“东山顶向下的坡度有一段达到45度以上，挺陡的，过了这段往下有长长的一段渐渐平缓的缓坡，这显然是天然的滑雪场，陡坡加速，缓坡滑行。我们一遍遍费时费力地爬上顶，再一遍遍迅速滑下，惊险有，刺激有，尖叫有，笑声有，往往忘记早上出门向大人做出的砍柴承诺。”[1](P49)
上一段文字里作者写的是“开心”地玩，更多的篇章里写的是“吃”。无忧无虑的“吃”和“玩”正是孩子的天性，是童心寄寓之所在。关于“吃”，在《小吃货的心中永远有春天》里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将“吃”挖掘到了极致，实在没有啥吃的，松针也可以吃，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写出了十五种吃的，它们都是严酷的北大荒里可以发掘到的野味：“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春天来了以后就可以慢慢吃到酸浆、狗尾巴梢、野韭菜、野葡萄秧、草莓、黑天天、刺毛果、山丁子、山里红、榛蘑、木耳、野菇娘、榛子、山核桃……想着想着，腮帮子里就囤满了口水。”[1](P55)作者对每种可食的野味和野物都有准确描述：“酸浆、狗尾巴梢和野葡萄秧叶都是酸酸的，和唾液融合在一起时会有甜丝丝的回甘感。酸浆长得有点像菠菜，很嫩，吃起来口感好，不像狗尾巴梢和野葡萄叶那么粗糙，是我最喜欢的酸味植物了。”[1](P55)这些描写显示出作者的细致观察，如工笔画一般勾勒出北大荒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里面是儿童的视角和记忆。接下来的文章里在描述中编织了多年以后的感受，“天空是那么的蓝，空气是那么的透彻，绿色是那么的纯粹”[1](P55)。这是一种高超的手法，并不是完全的记述，而是一边编织记忆，一边涂抹感慨。
作者的童年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存在于绿色的春天、浓郁的夏天、金黄色的秋天和白色的冬天，在以“吃”和“玩”为主的记述中，作者尤其写到了麦浪对他的重要性，麦浪是作者生活中的存在，更是他想象中的远方。“站在尖山子顶上远望到的三队和四队方向的绿色麦田，在我的眼里那才是真正的春天。那些被一排排白杨树切割出来的一块块麦田，就是一方方绿色的地毯，引逗着一个孩子想要飞身扑过去的欲望。”[1](P58)远观的麦浪是希望，近看的麦浪是力量，麦浪的不同形态塑造了一个孩子的生活世界和生命远景：“在近处看麦苗田和站在尖山子上看就不一样了，没过膝盖的麦苗在北方爽快的劲风吹拂下，前赴后继，形成了绿色的麦浪……春天的麦浪不会裹挟丰收的喜悦，但会推送希望，让一个正在拼命成长的少年浑身充满力量。”[1](P59)远方、希望和喜悦，构成了“荒二代”的精神世界：“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继承下来的是希望和喜悦，遇见幽暗我会寻找明亮，而明亮始终照见的是我的笑脸。”[1](P61)第一辑收尾的这篇文章叙述、议论和抒情相结合，提炼出“麦浪”情结，构成了整书的中心格调：浪漫、温情、眷恋和对故土的深炽热爱。
4.丰满的叙事肌理：细节的真实
像麦子一样沉甸甸的文字，源于丰沛生活的细节真实，这种对真实的描述，呈现着儿童视角的特点，儿童的心理中心全在于“吃”，至于联结在周边的成人社会的曲曲折折，就不是孩子们关注的了。作者在叙述与这种“吃”相关的事件时，在看似随意的牵丝映带中，显示了细节描述的丰满肌理。比如在《那个飘满油香的春节》里，作者写炸山东大面鱼，写母亲用黄色的食品包装纸把大部分蛋糕小心包起来，等春节时拿来送人。“大人之间的交往那时我并不完全明白，一包包蛋糕送来送去，常常最后吃的都是别人家的蛋糕，但我不在乎，我在乎黄色食品包装纸是否被油浸透，那可以衡量出油量的多少，蛋糕有多香。”[1](P34)这里既写到成人社会的礼仪不被一个孩子所关注，写作重心稳稳地放在童心忆当年的氛围里，也暗写了那个时代百姓们依然守护着互相来往的珍贵礼仪，山东大面鱼的记忆不仅仅是吃的记忆，也反映出“荒一代”把各地的文化习俗、礼仪带到了北大荒的事实，一明一暗的写作技术，使得文本肌理格外丰满。
作者写东北的特色生活，冬天刺溜滑、冰滑子、冰刀和爬犁，写得真切生动，其中写到一次“死亡”的经历，尤其细致、真实。“八五二农场三分场加工厂后面有一个水泡子，木工房旁边也有一个水泡子，我和伙伴们经常去那里玩耍，春天去捞蝌蚪，夏天水草多了就玩打仗的游戏，秋天去摘蒲棒，冬天自然要去打刺溜滑。有一年冬天，不知谁在冰面上打了个一米见宽的洞，水还没冻透，水面上浮着碎冰，我用一只脚去试探，谁知另外一只脚在冰面上一滑，整个人就躺浮在冰洞上了，动弹不得。正巧有大人路过，小伙伴们喊他们来把我拽了出来。这是我的记忆深处第一次面临死亡的感觉，天空湛蓝，万物寂静，似乎有一道光在背后托着我，暖暖的。我没有恐惧，没有对冰面产生心理阴影，照常和小伙伴们玩着这个游戏。”[1](P45)这段描写文字洗练干净，节奏从容不迫，淡化了死亡的惊心动魄，而且，“死亡”不仅不显得恐怖，反而显得“很美”。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时的反应是如何的？一个是现在的回忆是真实的吗？无论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作者当时的反应和现下的回忆都是真诚的，这段文字书写都是丰满的，展现出一种回忆的甜蜜，这种从容的文字有效地将全书的风格进行到底：一种深情的吟唱，如童谣或民歌一般悠远深长。
《麦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审美实践样本，是一部意蕴丰富的文学文本。按照作者“私享写作”的创作理念，他把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作为非虚构写作的表象。在“私享写作”与个人史写作的表象背后，《麦浪》以审美方式隐匿着时代车轮轰鸣滚动的声音的实质，从作者轻轻述说的一些美好记忆、理性讨论和温情愿望里，可以看到，隐匿在温婉笔调背后的哀伤和落寞，已然留给了那些明白的读者。
1.审美地看待世界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这座山。”[1](P3)《荒二代的麦浪》第一辑“荒二代的乐土”第一篇从土地开始写起，《尖山子，凝望一座精神乌托邦》作为首篇文章，就打开了整部书的叙述格调。文章的起笔平实平静：“三分场场部的选址真好，东面和北面是山，南面和西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既有靠山，部分挡住了冬季寒冷的北风；
又有通达，可以得到充足的水汽和日照。我曾幸运地生活在这里。”[1](P3)这是一个颇有味道的开端，从空间入手，落到个体生命的依托诉说。有我之境的叙述埋下抒情的潜质，语言很美、场景很美、情感很美，因为是回忆的视角，也不免带着一丝疏离感和淡淡的伤感。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写山里的美景：红百合、白百合、黄花菜、山丁子、刺毛果、榛子、少年风一般的思绪、白雪覆盖的喧嚣与躁动、学校、楼房、远方、知青、荒友、童年或少年，各种各样的往昔生活场景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帧地过去，结尾终于写到悲伤的墓地，那里埋着北大荒开拓者的尸骨：“尖山子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为祖国建设奉献了一生的游子。尖山子看着我们生，也接纳我们的死，而只有她才是永恒的，才是值得我们一辈辈敬畏的神灵。她用自然变换、用生死无常为三分场人建构了一座精神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会迷失。”[1](P8)以墓地与死亡作结，这篇文章有人有事，描述了生死历程，为后文的浓墨重彩留下了淡淡的伤感的飞白之笔。
《麦浪》中大多数内容写的是甜蜜的回忆，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站在反思的立场上看当年，不同于作者的儿童视野，今天的我们会以更全面的历史观来看待过去的事件。寄身其中，与超然于外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基于善良记录了大部分生活，那些他曾经亲历的生活。而对过去时代里那些参差和黯淡的时刻，作者则用温柔的笔触勾勒在篇尾文边，留给懂得的人默然颔首。这涉及到看待世界的方式。反思批判式的回忆与温情记述式的回忆不同，批判的外向视角与记述回忆的内向心理视角存在着较大差异，前者是舔舐伤口，伴随着不断重复展现伤疤和痛苦的行动，用以引发熟悉的痛感，在痛感中获得存在意义，这类书写以展示破坏的力量为主。后者注重体验愈合的快感，在甜蜜感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以展示修复的力量为主。在文艺领域，反思性的力度大，试图在批判中建构历史，那些甜蜜的回忆有可能美化历史，其建构的历史人文主义色彩浓烈，其风格取向甜美，而前者的风格趋近于苦涩，在萧红的北方书写、常新港的伤感儿童文学作品里，这类苦涩风格的审美特征占据主要地位。《麦浪》则勇敢地展示了另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基于事实和个体记述的美学倾向，它有效地打破了悲情文学的不容置疑的倾向，丰富了个人记述历史的真实维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都是灰暗的，在童心的映照下，还有甜蜜和美好的存在。
第一辑“荒二代的乐土”，以“乐土”这样的标题直笔标识出其审美风格，这种写作倾向并不是写作史的孤例，鲁迅在《闰土》中呈现的童年风景，就是这样一种审美风格的呈现。这种审美风格并不是忽略物质的重要性，不是单纯的强化精神领域、虚构审美乌托邦，而是基于真实，并在既往的真实中将那些温暖的东西记录下来，构筑精神的原发动力，让我们看到在童年的记忆里，没有粗陋的现实，在善意做主的记忆和怀念里，文学是可以重构美好原乡的。
作者记录美好，写吃，写玩，对春节的回忆成为中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们想方设法把仅有的物质储备堆放到春节期间享用，最大程度上推高了春节在一年中的地位和念想”[1](P42)。作品中许多篇章都是以春节期间的活动内容为回忆对象的，其中主要是写“吃”或“玩”。在《水果罐头瓶子里闪动的春节》里则把“吃”和“玩”结合了起来，罐头瓶里的水果可以吃，罐头瓶则可以做成灯笼供小朋友们提着玩。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情节都能够唤醒同代人的记忆，比如病人往往能够享受到水果罐头的情节，写出了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的记忆，有多少人羡慕病人呢？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吃上水果罐头。作者并非单纯地描述美好，他也在对过去和今天的变化进行思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美好，可这个时代的春节美好在哪里？”并显示出略带伤感又能坚持“向前看”的智性：“春节注定要变，没有谁能够阻挡和扭转，春节还是要过，关键在于自己怎么过。不去和记忆中的美好做无端的对比，我已无法再次拿起那盏点燃红色小蜡烛的罐头灯笼满街奔跑。我能做到的是任何时代都难以改变的丰盛餐桌和亲情、人情的交融，这已足够。”[1](P38)这段感慨，尤其是“不去和记忆中的美好做无端的对比”的沧桑之论，显示出本书基调上的美好品质，虽然带着些许无奈，但是这份甜中带着略微酸涩的伤感，又何尝不是人类的美好情愫之一呢？
2.飞白：隐匿在字里行间的政治抒写
善良的作者将记忆美颜，在书中留下的都是温暖故事，即使带着痛苦和沧桑的往事，也都带着一点点甜。大概能够被记住的事，就弥足珍贵吧，毕竟我们还有记忆。但是，对甜蜜和快乐的审美诉求并不等于遮蔽历史的全貌，历史作为背景，大时代的天幕无法完全消失，在作品的飞白之处，作者以意味绵长的隐笔，勾勒出了时代的关键词。在《小迎的诗和远方是“荒二代”的心灵影像》中，作者讨论“荒二代”骨子里的理想和浪漫基因，他写了两件事：一件是“1958年4月正是八五二建场初期，王震将军把大诗人艾青请来安家落户”；
一件是“1964年暑期，一位八五二农场的转业军人在北京景山学校的演讲，又把大诗人郭小川之子——小诗人郭小林召唤到这里”[1](P77)。这两件事在作者的笔下，是作为诗歌精神传递的例证出现的，但是，结合年代和艾青、郭小林的具体生活经历，却有着不同的解读。不管是什么样的解读，客观上，艾青和郭小林都给北大荒留下了宝贵的浪漫主义种子，对于那时尚在成长期的“荒二代”来说，都成为美好的关于远方的想象的浪漫记忆。
作为儿童，对现实政治的理解无法深刻或完全准确，更多地表现为情绪的变化。在《喇叭花向阳，喇叭裤向地》里，作者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作者由喇叭花联想到高音喇叭，由高音喇叭引发联想：“那几个高音喇叭却在我的生命中鸣放了几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各种我还不能真正理解的刺耳批斗声，让一个少年不自觉的捂上耳朵”[1](P104)。作者又借助喇叭裤流行事件说道：“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新时代，只是感觉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心里也产生过‘这么穿是不是有点出格’‘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不管管他们’‘谁给他们做的喇叭裤’等疑问，但疑问很快被好奇心战胜，看着越来越多的同伴也开始穿上喇叭裤，自己的心里痒痒的……当越来越多的同学陆续穿上喇叭裤的时候，我终于按捺不住诱惑……自己改装了一条喇叭裤”[1](P105)。这里的描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一个青少年模仿时尚的过程，文笔精彩，其中的时代趣味变迁跃然纸上。
关于“高音喇叭”，作者在《关于高音喇叭的声音记忆》一文里有详细的描述。高音喇叭是特定时代的符号标识，富有丰富的时代内涵，高音喇叭带给作者的既有神圣感，又有不适感，高音喇叭是传递指示的工具，又是批斗会的武器：“当然高音喇叭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不适感。那是‘文革’期间开批斗大会和公审大会的时候……在高音喇叭的嘶吼中，我建立了好和坏的基本判断，却失去了对善与恶的基本理解……用好与坏来区分人群本应该是不谙世事的儿童思维，可那时的大人们却用这种思维来搞斗争。”[1](P110)随着时代变化，高音喇叭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作者描述了这种变化：高音喇叭播放评书、流行歌曲，时代的变化借助高音喇叭展现出来，颇具讽刺意味。
3.处理方式：曲笔与隐笔
《麦浪》借助具体事件的描述，以曲笔和隐笔的方式，揭示了那些历史的隐秘内涵，作者特别擅长从文艺活动的回忆中揭示历史的真实。《一个人的音乐会》描述了北大荒文艺生活，这实际上是部队文工团传统在农场中的延续：“北大荒地广人稀，劳动强度大。建场初期，各级领导就把部队的优良传统搬到田间地头，在那里组织文艺演出，高唱革命歌曲，以纾解寂寞和疲劳。”[1](P84)我们从作者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这是目的性很明确的文艺活动，这些活动中演唱的歌曲也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内含着政治的教化功能。这种功能起到了鼓舞生产的作用，可随着“荒二代”逐渐长大，随着时代发展，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上初中时，那个大唱革命歌曲的时代已经结束两年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开放，港台的流行歌曲只是走‘小道’才能听到。我从姐姐那里知道了一个澳大利亚中文台广播频道，就像收听‘敌台’一样偷偷摸摸地转动旋钮，带动收音机的调台指针指向一个固定的位置，隐隐约约、高高低低、嘈嘈杂杂地传来播音员软软的声音，听的心里直痒痒。而最期待的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台的音乐节目，清一色的港台流行歌曲，那时只知道邓丽君一个人的名字。”[1](P85)这段描述极其详尽，极富神采，形象地传递出文娱生活单调的时代，一个少年向往丰富多彩生活的画面。尽管有文工团，作者又写到“收听敌台……”，后面还写到作者依托收音机刻苦自学流行音乐的过程：“很快我就把老师们和高音喇叭教给我的字正腔圆丢掉了，取而代之的也是软软绵绵。或许软软绵绵才更接近人的本性，温柔才是人性，不然我们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喜欢流行歌曲的唱腔呢。”这里用“软软绵绵”解构了“字正腔圆”，其实质是在审美方向上出现了不同的选择。“到了高中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软软绵绵，港台歌曲从‘大道’走进了我们的心田，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田。”[1](P85)作者初中阶段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到了高中阶段已经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正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达到了新的高潮，时代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审美趣味，作者“小道”和“大道”的比喻揭示了从音乐中开始松懈意识形态禁锢的时代特征。歌曲的风格里实际上蕴含着政治与人性，在隐笔和曲笔中，时代的痕迹隐约可现。个体的温情显示出“一个人的干净和深情”，而“唱歌不是为了炫耀和宣泄，是为了表达和释放一种善意，为这个世界多添一份情怀”[1](P86)。个体的温情对集体高亢的声音是一种反叛，还是一种补充？无论如何，个体的温情，是这部书的整体基调。
在《向谁保证？向毛主席保证》中，作者写出了许多同龄人那时共同的特征，比如做任何事，为了表示承诺，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单纯的神圣信仰对儿童和少年的精神构筑往往会影响其一生的价值走向，这种价值走向不容怀疑。作者还写到，自己因为看到信仰被侮辱而“顿时紧张起来，心怦怦乱跳，意识到这是‘反动标语’，于是马上跑到办公室，向梁子云校长报告”[1](P95)。作者真实地写出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普遍状态，放在今天来看，不禁令我们沉思：一个时代个人与集体的信仰该如何建立？这是一个深刻、沉重的话题，作者以真诚的文字记录下来，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话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荒二代”开始出走，在《小迎的诗和远方是“荒二代”的心灵影像》里，作者叙写了“荒二代”的精神躁动：“主要是很难再有一个群体像我们这样大规模地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而离开的原因不是‘进城打工’，挣足了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也不是这片土地养活不了我们。荒二代的集体出走有其历史原因，正如我们的父辈的集体进入，是新中国开垦史的选择，是民以食为天的呼唤，当然还有各种潮流。而在我们这群回不去家乡的游子心中，选择离开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与小迎同学一样坚韧的东西。”[1](P79)“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在后面的书写中，作者通过对小迎创作的诗歌、拍摄的照片风格的分析，提出了他的理解：“用充满浪漫主义的心思诗化着貌似平凡的世界”，真实的田野不同于“诗”中的田野，真实的田野联系的是繁重的非主体性的劳动，“诗”中的田野是远离劳动的想象，这是“诗与真实”“远方与现实”的悖反性关系，对“诗和远方”追求的实质在于抗拒非主体性的存在，在于追求自由和心灵所向的生活。“至此我开始明白一直躲藏在他内心深处最坚韧的东西是什么，也间接明白了铸在‘荒二代’身体里最坚韧的东西是什么——对美的不懈追求，因为只有美才是坚不可摧的。”[1](P82)对美的追求恰恰是抵抗“北大荒”体制性特征的文化表述，是“北大荒”历史命运的必然选择，“北大荒”的自然景观是美的，但是产生于人性深处对自由的渴望更美，主体的自觉终究成为逆反的力量，“充满美的世界和生活本身”就是诗和远方，对美的追求最终战胜了“实验园”的政治理想，那些为北大荒“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号已然留在了历史的天空。
“荒二代”的命运始终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大时代变化太过剧烈，站在历史角度上来看，只是转瞬之间，可是站在个体人生角度上来看，却是一代人的命运，是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
1.在“社会主义大院”的实验园里幸福生活
文学打量世界不同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学的打量世界，文学的视角无法直接去描述深刻宏观的世界本质，也不能作深入细致地分析，但是文学可以提供文本材料，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批判等学科提供可以挖掘的材料，《麦浪》可以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大院”的文本，从而拥有更丰富的文本生成价值，获得更深广的意义关怀，成为记录一段历史生活的文本。
国营农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安排，它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和军事意义，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又逐渐具有了文化意义，“北大荒”“荒一代”“荒二代”“北大荒精神”等都成为文化话题。作者在第二辑首篇《在国营农场体制内慢慢长大的“荒二代”》里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作者首先从直观角度看到了农场与农村的差异，这也是作品中多处显示出“荒二代”优越感的原由所在，农场无论从吃穿住行、教育生产和文化生活哪个方面来看，都明显优于农村。作者描述的农场是这样的：“农场的体制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家大包大揽，负责统筹，一切按计划行事。国营农场的土地、森林、草原、水域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建筑物、机器设备、水利设施等，都是国家的，我们便在这个‘社会主义大院’里无忧无虑、安稳、和顺且茁壮的成长着。”[1](P66)这段描述简练准确地概括了农场的属性和特征，“荒二代”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院”实验室中度过他们的童年生活和青春期的，也就是说，“荒二代”的命运实际上与国营农场的命运密切相连：“荒二代”后来的出走也是农场变化的体现。随着改革开放，农场体制也发生了巨变，伴随着“承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甩包袱等新的体制形式，……我们才被迫艰难的放眼院墙外正在发生巨变的世界”[1](P66)。这意味着是国营农场体制的保障，给了“荒二代”们幸福的童年生活，比如在教育方面，大批知青的到来，直接促进了农场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知青进入学校，对“荒二代”的教育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国家体制的保障，‘荒二代’所受的教育是难以想象的。……有国家体制的保障，‘荒二代’的精神成长也显得自然和健康。”[1](P68)不过，这里作者的表述似乎存在一些意味深长的内容，他一方面说“荒二代”拥有一些优秀品质，一方面说“荒二代”存在一些不足：“我们懂得规矩，做事小心谨慎；
我们不贪占小便宜，像父辈一样知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身上的共性比个性多，做任何事情都首先想着别人的感受；
我们还知道奉献的意义，坦然接受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1](P69)这些精神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人格”，而不是个体人格，其中很多内容显示出教化后的结果，值得探讨的是：这些品格是自觉意识支配的，还是集体意识支配的？这个问题涉及到“荒二代”的集体精神力量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当国家体制抛弃了农场这种形式之后，与其相伴随的形成“荒二代”集体性格的这些精神是否会流离失所？作为“社会主义大院”的实验品，农场文化形成了农场腔和功能齐全的农场社会，作为社会实验，其不同于古代一般所说的军垦，它实际上是一种军转民后的社会安排。农场的现实成立动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安置部队的紧迫需要，军垦屯垦是有历史依据的，将武装力量转化，战士变成农工，有效地解决了武装力量的功能转化问题。巴黎公社、苏维埃十月革命后的国营农场，实际上都与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尝试有关，具有某种社会实验的味道，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的种种奥秘隐藏于“农场”这一“社会主义大院”的社会实验中。
这场实验的参与者不仅有军人，还包括支边青年和移民群体，这些群体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在评价上，也并不是完全公正客观的。比如爱情、婚姻和家庭，都是组织安排的，是统一化的。组织化地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这又是一场浩大实验的单元片段，“与其相信爱情，不如相信组织”等说法的存在，都打着深刻的社会实验的印痕。
2.“荒二代”的快乐和忧伤具有模式化特征
由于这种实验性质，导致“荒二代”的命运出现了模式化特征。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体可以左右的空间并不大，个体也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群体与群体制度模式，比如农场、农村、城市；
“荒一代”、“荒二代”、村民、城里人，等等。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既有积极意义，也有不足和缺陷：“一种相对封闭的心态，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的心态，使得‘荒二代’这个群体做事相对比较保守，满足现状，偏爱享受生活，竞争意识和勇闯天下的意识缺乏，这样我们在市场经济滚滚而来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走了不少弯路。在各种原因离开农场以后，我们习惯性地把寻找另外一个国家体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敢轻易到体制外一试身手。”[1](P69)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悲伤》里，作者解读常新港的儿童文学作品，认为其作品中有一种忧伤的气质，“这种少年的悲伤与他父亲的遭遇有某种关联”，而且“‘荒二代’中有很多人的父亲其实是和大港兄的父亲是一样的”[1](P114)。作者引述郑加真《北大荒移民录》中的资料，该书记述了1500名右派分子的情况，其中就包括艾青。为此，作者认为，“大港兄是替那些饱受父辈创伤之苦的‘荒二代’发言，把充满灰色气息的悲伤记录进作品中”，因此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大时代下，“少年的命运是随机出来的，父亲的命运是时代给的”[1](P115)。作者没有深究时代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这是留给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话题。但是，作者在记述自己的命运时写道：“可奇怪的是，我的记忆里竟然没有悲伤！有悲伤才对啊，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么多出身不好的人，那么多敢于说真话的人一一被打倒，可我还是没有悲伤？”[1](P115)这里，作者的真诚显得弥足珍贵，大时代的洪流并不是一致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具体的顺应时代的生活，“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红小兵”这样的表述才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革’后期还有很多的记忆，比如停课劳动、跟着大人游行、在礼堂振臂高呼革命口号等，似乎都是很快乐的记忆，‘文革’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一个游戏的平台，看别人表演节目，自己也参与其中，乐此不疲。我那时没有经历大港兄式的境遇，父母出身好，没有太多文化方面的表现，自然是属于无产阶级行列的人，周围同学和小伙伴们的家长也都是和我父亲一样的人，我也就无从体会到那种受到屈辱后的悲伤。若不是‘文革’的结束，我可能会一直把这种生活看成常态的合理存在而继承下来。我的记忆里没有悲伤，不代表那个时代没有悲伤。我希望每个懂事的成年人随时保存一种悲伤意识，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性审视自己的时代和人生，以介入生活的姿态活着，乐观地前行。”[1](P117)这段话是深刻、真诚、耐人思索的，作者是善良诚恳的，他的暖色调回忆并非虚饰，更不是虚假。在对悲伤的主题叙述中，他以成年人的审视理性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其记忆里没有悲伤，这里潜伏着农场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大院”实验产品的深刻问题。
“社会主义大院”实验产品优越感的模式化来源于与农村相比之后获得的身份意识，在《“八大户”被放养的孩子们》中有很多记述。作者总结道：“人口与文化的多元性，物质生活的优越性，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性，以及‘荒二代’成长环境的特殊性”等。这些优越性的体现之处很多，特别是在住房上，“八大户”住的“砖瓦房结实、耐久、保暖、抗风雨，在当时条件下可谓是豪宅了，周围农村大多是泥坯草房，我的生活圈子也就是以三分场为圆心，周围农村为半径，所以多多少少有点优越感”[1](P92)。其实，这种优越感就是国营体制的优越感。
3.荒二代的多重反思
为小人物作传就是为大时代绘图。剧烈变化的大时代，都是由细节构成的。“荒二代”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大时代主观构建的图景，虽然时代变动不居，幸运的是，这一图景还不错。比如前文提到过“知青偷大鹅”事件，作者以温情的笔法和心境去理解、回忆此事，将历史的苦涩化为了甜蜜。在《小溪的任性与韧性配得上这三场暴风雨》中作者写了一位敢闯敢作敢爱敢恨的女同学，也写到其他几位三营直属小学文艺骨干：“在营部的礼堂里唱歌、跳舞、报幕、喊口号，没有胆也练出胆了。从今天的视角看，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神，也是我们红小兵的绝对代言人。”[1](P72)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些对当年事情的回忆都被涂抹了美好的光晕，“红小兵”的骄傲感呈现为善意的赞颂，这里祛除了政治色彩，淡化成童年美好的记忆，这是人性的情感的“记忆”，而非绝对真实的事实记忆。
在《我终于学会了骂人》里，作者叙述了他从小到大由一个文明的少年而学会骂人的过程。在同学当中，作者是“好学生”体制化的成功样品：“小学时自己几乎每年都拿三好学生奖状，于是便自觉地把自己划为所谓好学生的行列，好学生是不骂人的，只有坏学生才骂人，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更自律了。”[1](P100)作者描述自己学会骂人竟然是从某位知青那里学来的，这些知青教会了他们文明的知识，也教会了他骂人。作者为此做了一个解释性的反思：“没承想一群知青让我懂得不骂人的道理，又是一个知青把我熏染成会骂人的人，而谁又教会这个知青骂人？是粗犷的北大荒吧。知青给予‘荒二代’的的确确是文明与进步，可让‘荒二代’学会骂人也很正常，骂人和说话带脏字不是人类文明中必须剔除的东西，相反，它会在民间以最真实的姿态一直存活下去，也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起到特殊的调节作用。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终于学会了骂人，体悟到了文明假象背后最真切的东西，那是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友情之光，是原始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风貌，你可以丢弃，但不可以简单诋毁。”[1](P103)作者是宽容的，富有反思能力的。无论是深厚的政治隐秘，还是文化的深层心理，最后都化成理解，这是“荒二代”反思能力的体现。
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敏感的人总是对世界充满深情，深情到了极致是轻轻地唱、轻轻地说。《麦浪》作者由寒冷的北方来到温暖的岭南，来到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的梅江河畔，终于用文学开始了他的“轻唱”与“轻说”。他乡即故乡，故乡与他乡互为镜像，是南方的湿润和温馨慢慢地化解了作者生活中的积郁。生活的最高境界是自在，《麦浪》用与人为善的慈悲心肠、用文字给北大荒，给“荒二代”，给心中有故乡的人，留下了一曲深情、温暖的歌谣。无论走得多远，因为文学，因为“原乡”的存在，他们都获得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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