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作为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四次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因其善以新英格兰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以传统诗歌的形式、朴素浅近的语言表现人生的哲思，常常被看成一个温和睿智的自然诗人，他本人却反复声称，“我不是一个自然诗人，在我的每首诗里都有一个人”[1]。纵观弗罗斯特的诗歌，他所说的“一个人”有时是他自己的写照，有时则是全人类的缩影，但无论怎样，这个人身上很多时候都仿佛伴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和疏离，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美国诗人、评论家Randall Jarrell将弗罗斯特视为一个最微妙也最悲哀的诗人[2]。弗罗斯特诗歌的忠实爱好者、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oseph Brodsky也认为，仅凭弗罗斯特质朴睿智的乡绅形象很难想象他笔下世界的阴郁[3]。的确，作为美国诗坛上著名的“两面神”，他一方面拥有在美国数量最为庞大的读者群，另一方面却有着难以排遣的孤独和疏离感。他使用大量微妙的隐喻来表现这种孤独，并因此被誉为“黑色诗人”。通过结合弗罗斯特的自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其诗歌中孤独或显或隐的表达方式，论述诗人对孤独的态度，对诗人的孤独做深入的解读。
弗罗斯特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中的时代。生于1874年的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见证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移民问题、迅速城市化，等等。现代文明和工业化浪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其代价却是人自我的丧失，以及人与人之间往日的和谐友好关系的变味。孤独、疏离、泪丧、茫然成为在机械文明挤压下的现代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弗罗斯特被誉为“机械文明语境下的田园诗人”，他笔下的田园风光远远多于对摩天大楼和轰鸣的机器的描写，可是工业化时代给他造成的孤独在他的诗作里却仍是有迹可寻的。他早年为生计奔波，19世纪90年代也曾经在纺织厂做工人，亲眼目赌纺织厂里“赶时髦的厂钟改变了快慢差率，/一声声敲响像一道道催命符”[4]。弗罗斯特后来在1905年和1906年写的两首诗作《纺织厂城市》和《当速度到来的时候》也都显示，这个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的新英格兰诗人同样敏感地体会到了工业化浪潮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带来的改变。
伴随着战争、工业化进程以及现代思潮而来的是宗教信仰的日渐式微，一战后的人们不再满怀虔诚地等待末日救赎的降临。被认为与弗罗斯特同为美国20世纪诗歌两大中心之一的艾略特在他的《荒原》中描绘，象征着人类文明的河边的帐篷已经破碎，象征着上帝的仙女也不知何时弃人类而去，人类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不再有昔日的痕迹。一方面是一战后的艾略特在哀叹被上帝抛弃的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也深深地影响了弗罗斯特的宗教观。超验主义相信人与“超灵”之间的直接交流，其结果是大大弘扬了人性，却使得传统观念中的上帝形象在人们生活中悄然隐退。弗罗斯特曾在演讲中提到：“我不知道我是否在那三个教派的教堂都接受了洗礼。但正如你们所意识到的一样，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惠于爱默生。”[4]当弗罗斯特的传记作者Lawrence Thompson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弗罗斯特表现得闪烁其辞。他多年来一直在相信和怀疑、虔诚与叛逆之间排彻，直至垂暮之年，弗罗斯特还写过一首只有两行的小诗《上帝哟，请原谅》：“原谅吧，哦，上帝，原谅我对你开了些小玩笑/我也会原谅你，上帝，原谅你对我开的大玩笑。”[4]难怪有评论家评论，“弗罗斯特的诗歌探讨了一个古老的自相矛盾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缺席和存在”。在现实存在和上帝缺席的交织作用下，弗罗斯特精神上的孤独具备了更普遍的意义。
弗罗斯特的孤独更多地与他不幸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他曾说：“诗歌的成功不等于生活的成功，我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的回忆，不但不值得任何人效仿，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再活一遍。”[4]的确，他终其一生忍受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饱受抑郁症的困扰。这些伤痛和失落都给他的诗歌打上了孤独的烙印。弗罗斯特的童年里留下了酗酒父亲的暴戾身影。他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给家庭的只有贫穷。长大成人后他曾经进入哈佛和达特茅斯学习，在求学期间，学业压力和墨守成规的同学都让弗罗斯特落落寡合，最终选择了退学。恋爱受挫使弗罗斯特品尝了被拒绝的苦涩滋味。婚后夫妻之间的不和谐让夫妻双方都陷入了抑郁的泥潭不可自拔，甚至一度企图自杀。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打击接踵而至：两个子女早逝、一个女儿发疯、还有一个儿子自杀……最后六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比父亲活得长。多舛的命运使弗罗斯特的诗歌中“死亡、枯竭、疾病、婚姻的苦涩、寒冷、崩溃触手可及”[5]。即使在成名之后，“抑郁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折磨着他。在这样一种心境里，弗罗斯特曾经暗示自己甚为关切诗歌中的黑暗主题”[6]。无奈之下，“他把诗歌看作是在这个混乱的宇宙中生存下去的心理方式”[7]。弗罗斯特最终在这样不幸的生活中活了下来，且得享高寿，但长期生活在精神崩溃边缘的经历却使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孤独的色彩。
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心中的孤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对于弗罗斯特这样一个田园诗人来说亦是如此。他的叙事诗《熄灭吧，熄灭》就描述了工业社会的无情与冷峻，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诗名用典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那个一路弑王篡位，无恶不作的麦克白将军最终面临众叛亲离、夫人自杀时，面对人生的虚无发出了万念俱灰的呼号，“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4]。而弗罗斯特在诗中要表现的却是一个弱小生命的悄然退下：傍晚时分的伐木场，远山绵延，“微风吹过，飘来一股木头的香味”；
人们继续着下班前的忙碌，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干大人的活，心底里却是小孩子”的男孩。然而，悲剧骤然发生，工场里的电锯和小男孩的手几乎是在一瞬间“相遇”了——“那只手哟！”伴随着一声惨叫，失去手的孩子生命垂危。人们围拢过来。从“微弱”“更弱”到“消失”，消失的不仅有孩子的心跳和脉搏，更有人们对同类最起码的关心和同情——人们终究是背过身去，各忙各的了，因为“死去的不是他们自己”[4]。也许，生存环境过于严酷，以至于人们没有心力去关心一个小生命的消逝。Robert Faggen认为家人对男孩之死表现出的冷漠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公事公办的对情感的擦弃”[7]。轰鸣不已的电锯是那个冷漠无情的工业社会的缩影，而人们转身离去的背影则更让人感到一阵孤独的寒意。
如果说《熄灭吧，熄灭》描写了人们在祸从天降时表现出的对同类的漠然的话，《各司其职》则是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的写照。这首诗表面写的是蚂蚁：“蚂蚁真是个奇特的物种，/总是忙忙碌碌行色匆匆，/即便是遇到同胞的尸体，/它也不会片刻的停留――/好像对此完全无动于衷……现场不会有蚂蚁们围观，/因为这对它们无关痛痒。/这不能被说成无情无义。/只能说是彻底的各司其职。”[4]对照人类社会里那些终日为了生计而各司其职，却不知关怀和温暖为何物的人们，我们只能感叹在这个巨大而冰冷的工业社会里，人已经被异化成了漠然的蚂蚁。
所有这些，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弗罗斯特写的另一首诗《火与冰》。在诗里，弗罗斯特明确地指出，冰，也即冷漠，也是毁灭这个世界的力量之一，因为“要说毁灭的能力/冰也十分强大，/足以担负毁灭的重任”[4]。
隔膜的夫妻关系也是弗罗斯特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家庭墓地》这首具有自传性质的诗里，读者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极度匮乏是如何造成日益加深的隔阂乃至悲剧的：由于孩子的夭折，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虽然丈夫也遭受着丧子之痛，但在他看来，生活还是要继续；
妻子不能理解丈夫的这种“麻木不仁”，指责丈夫“你要是有点感情该多好”[4]，丈夫为此承担了丧子和被误解的双重痛苦。面对孩子的离去，夫妻俩不仅不能互相安慰，反而是隔阂越来越深，加重了彼此的心灵创伤。弗罗斯特通过诗歌告诉人们，自我封闭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因为它隔绝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诗中那埋葬着孩子尸体的小小坟冢，正象征着人们对彼此封闭的心灵和由此带来的家庭悲剧。
在弗罗斯特写的《补墙》这首诗中，一对邻居共同修葺的一面墙是他们之间沟通的壁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一起工作，可合作的目的却在于隔绝彼此。诗中的“我”还对修墙的必要性心存疑虑：“我在垒墙之前就应该问清楚，/我会围进什么，又把什么围在墙外？”而他的邻人却重复着古老的谚语“篱笆牢，邻居情久长”，他“一只手抓紧一块石头，就像/旧石器时代的野蛮人手执武器一样”[4]。显然，邻里之间“紧闭的心门比花岗岩更能排斥任何一个不受欢迎的主意”[8]。不可否认，“墙”于个人有保护的功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同时又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弗罗斯特诗中这种生存论的出现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了更大的思想张力，他的描述使人们对隔膜与孤独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思考，又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从中超越出来。
弗罗斯特的孤独还和他心目中上帝的缺位有关。他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弗罗斯特却更热衷于詹姆斯的信念意志哲学和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主张通过哲学而非宗教的方式来看待自我和世界。在他的诗歌中不时表现出对神性的思考。作为现代性主题之一的“上帝的缺席”在他的诗作《启示》中可见一斑：“归根到底都一样，从遥远的上帝，/到爱玩捉迷藏的孩子！要是他们藏匿得过于隐蔽，/就只能说出自己藏在哪里。”[4]在这首诗里，上帝像捉迷藏的孩子，可惜他藏得过于隐蔽了，让芸芸众生无从寻找。弗罗斯特通过这样一个比喻表达了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以及对人类的孤独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在《和平的牧羊人》里，诗人更是以沉重的心情写道：“且看人们如何争战。/十字架、王冠、天平秤，/统统是刀剑。”[4]上帝的缺位使得诗人的孤寂感变得更加无法安慰。在《好的安慰》里，诗人感叹，“没有什么能完美地疗伤，/无论是在法律里、福音里、还是药草里”[4]。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安慰呢？诗人似乎没有找到答案。在1945年和1947年，弗罗斯特已年过七旬时，他又出版了两部诗剧《理性假面具》和《仁慈假面具》，其题材和人物均直接来自《圣经》，讽刺和调侃了基督教信仰中公正与仁慈之间的冲突。在《理性假面具》中，诗人调侃道，如果真的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上帝就只能根据人的行为进行奖惩，反而因此失去了自由。这样上帝岂不是太累了？所以现实的状况往往是“在人应得和实际遭遇的祸福之间，/不存在人能够推断出的任何联系”[4]。在《仁慈假面具》中，他依然冷眼打量着神的仁慈和人被驱化了的正义。看来，弗罗斯特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走出他与自己和与这个世界的无休无止的争辩。
弗罗斯特巧妙地、不落痕迹地把他的孤独写进了诗歌里，使之与他的忧郁气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这种孤独的呢？弗罗斯特的传记作者Jay Parini这样评价弗罗斯特：“他是一个喜欢有人陪伴的孤独者，一位渴望大众认可的遗世独立的诗人，一个愿意融入环境的叛逆者。”[5]的确，弗罗斯特就是以这种矛盾和折中的二元论态度面对着他的孤独。
《白桦树》一诗很能阐释弗罗斯特折中的人生哲学。在诗中，读者能体会到诗人生活的艰辛，因为“人生太像一片没有小路的森林，/你的脸因撞上蛛网而发痒发烧”，难怪诗人会生出对孤独的向往之心――“我真想离开这人世一小段时间，/然后再回到这里重新开始生活”。可同时他又不想走得太远：“但愿命运别存心误解我的意思/只成全我心愿的一半，把我攫去，/而不送回。人世是最适合爱的地方，因为我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去处。”[4]在这里弗罗斯特朴素自然的行文风格和他的人生态度相得益彰：他认识到必须和自己的失望作对，对生活有妥协、有接受，一边保持着心灵清醒的痛苦，一边如他逝世后的墓志铭所言，“和世界保持情人间的争吵”。
《雪夜在林边停留》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寂寂的雪夜里，孤独的诗人驻马林边，看纷纷扬扬的雪花从树梢飘落，“林中万籁俱寂，了无回声，/只有柔风轻挑，雪花飘落”[4]。诗人渴望在这里暂时摆脱尘世生活的重压，在暗夜的孤独中寻找灵魂的安慰，然而马儿的铃铛把诗人从无边的思绪中拉了出来，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诺言要履行”[4]，于是诗人带着一些不舍，策马而回。诗末两句重复的“安歇前还须走漫长的路程”让读者和诗人一起发出了喟叹：孤独或许是美丽的，但现实却不允许人沉湎其中。
如果说读者从以上二例读出了弗罗斯特的折中思想的话，《补墙》给人的感觉则是诗人是一个表现自相矛盾的高手。美国学者恩特迈耶认为，“《补墙》是弗罗斯特被引用最多的名篇之一，它的力量来自对立”[9]。矛盾的核心是补墙有无必要。诗人思忖着通过修墙究竟圈进来了什么，又圈出去了什么：墙隔绝了人们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孤独，但障碍给人带来的安全感也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共同修墙的行为还能够带来邻里间些许浅淡的友谊。墙的一边种着苹果树，另一边种着松树。程爱民认为“pine和apple orchard的平行和对比极有可能包含着一个双关语pineapple”[10]。pineapple在美国口语中代表着热情的邻里乡情。弗罗斯特仿佛是在暗示：pine和apple如若合为pineapple，固然是理想的邻里关系，但这又是否有消解彼此独特个性的危险呢？当两人最后在“修”与“不修”的观点冲突中共同完成了修墙的行为时，诗人不仅没有刻意偏向某种观点，得出定论，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和邻居建立了某种联结。
总之，弗罗斯特是一个在孤独中歌唱的诗人。他对世界的态度，没有华兹华斯式的柔情，但也不像T.S.艾略特那么充满失望，而是显得矛盾、折中。在他89岁高龄，肯尼迪总统为了纪念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艺术家》的讲演，称弗罗斯特“对陈腐平凡的现实有毫不留情的直觉，……他察觉到了人生的悲剧，这种感觉使他既不会自欺，也不进行廉价的安慰”[11]。美国诗人兼评论家Jarrell则说：“当你理解了弗罗斯特的诗歌，你就会十分透彻地理解世界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1]也许正是因为对这个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弗罗斯特孤独地排彻在工业社会的边缘，品尝着人与人之间疏离的苦恼，踯躅于现实和理想之间，苦恼而又明达地审视着尘世的生活。
诗无达诂。对于弗罗斯特这样一个诗人来说，任何企图对他的作品风格做一言以蔽之的努力都可能是片面的。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指出了读者在欣赏他的田园情怀的同时不应忽略了他的诗歌中隐藏的孤独特质。
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传统宗教影响的弱化和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弗罗斯特的孤独，拓深了其诗歌的艺术内涵。弗罗斯特的特点在于他在抒发孤独时不仅有一种“知止”的节制态度，更能借朴实而用意精深的语言勘破人生的严峻，从中提取出深邃的哲理。他面对孤独时的矛盾和折中体现了他在矛盾中寻求平衡和超越的哲学观。从“孤独”的角度进行解读，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弗罗斯特和他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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