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付永清 梁 馨 罗 怡 周 琦
藏品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博物馆的核心要素，它的多样性与丰富度直接影响博物馆的研究、展览和教育功能。藏品的类型、数量、质量和保存水平，通常决定着博物馆的类型、规模、水平和知名度[1]。加强藏品的研究力度，加深对藏品的认知程度，才能使得博物馆在藏品征集、收藏和保管工作中取得更好效果[2]。
自然博物馆，国际上一般称为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是以自然类的标本、文物、实物等为基础，进行收藏、研究和展示教育，反映自然发展历史的自然环境和自然遗产的博物馆[3]。自然博物馆通常包括天文史、地球史、生物史和人类起源史，简称“天、地、生、人”[4]。据《世界博物馆2014》统计，全球约有3000座自然博物馆[1]。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线上交流等方式对国内外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收藏概况进行调查，以期了解国内外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现状，分析我国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一) 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现状
受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带动的收藏热以及全球范围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扩张等因素影响，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起步较早，自17世纪末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这些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收藏有大量的岩石、矿物、动物、植物和古生物标本，形成了庞大完整的收藏体系[5]。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共收藏有约8000万件藏品，其中昆虫标本约3400万件，鸟类标本约75万件(囊括了全球95%的已知鸟种)，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遗骸标本约2.5万件和世界已知矿物的约三分之二[6]。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有约6700万件藏品，其中，昆虫标本约4000万件，植物标本约800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植物标本最多的机构[7]。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有34158257件藏品，其中昆虫类模式标本约超过10万，鸟类标本约超过64万，包括了全球85%的已知鸟种；
兽类标本收藏居世界第一[1]。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博物馆收藏有约3000万件藏品，其中，陨石收藏堪称全球规模最大和历史最悠久[8]。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最现代的水生生物收藏馆之一，共收藏约100万个水生生物，该馆收藏的鸟类标本也非常丰富，约有13万件，涵盖了全世界大约90% 的已发现鸟类[9]。匈牙利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人类标本收藏最丰富的机构之一和欧洲最大的动物学馆藏之一，拥有人类学部分包含代表喀尔巴阡盆地整个后更新世人类的约5万具人类遗骸和近800万件动物标本[10]。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有约400万植物标本，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种子植物标本约260万件，为世界之最[11]。
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来源于个人捐赠[12]、大规模的科考活动和科研采集。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早期藏品主要来自17世纪爱尔兰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的捐赠[6]。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始于270多年前的1750年，佛朗茨一世皇帝、洛林公爵从科学家让·德·贝卢手中收购一批多达约3万件的珍贵标本，包括海螺、珊瑚、矿物、宝石和化石等，佛朗茨一世去世后，玛利亚·特雷莎女王将这批藏品捐献给国家[8]，这为早期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奠定了基础。在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个人向博物馆捐赠标本，各州的法律规定向博物馆捐赠标本的个人可以享受减免个人所得税[13]。受益于16世纪以来航海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组织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科考活动，这些科学家在航行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为各个博物馆构建系统的藏品收藏体系打下扎实的基础[1,8,9,12,14,15]。西方国家早期成立的自然博物馆经过数百年的沉淀和积累，大部分已发展为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大型博物馆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强大的科研队伍，每年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研究(见表1[1，6-11，14，16])，许多博物馆，比如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主要以科研人员申请的科研基金带动标本采集的藏品收藏趋势[13]。
(二) 我国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现状与问题
1. 藏品收藏总体不足
我国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总体不足，平均收藏水平低。2021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31家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总计2063281件/套，平均每个博物馆仅有66557件/套自然藏品(见表2)。我国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较多的是天津自然博物馆(37万余件)、北京自然博物馆(35万余件)、上海自然博物馆(30万余件)和浙江自然博物院(28万余件)，这些博物馆与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从31家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收藏规模来看(见图1)，藏品为5千以下的博物馆共有10家，占比32.26%，其次是藏品有1万～2万的博物馆共有6家，占比19.35%，藏品有2万～5万和20万以上的各5家，占比均为16.13%。
根据《博物馆评估评分标准细则》“藏品数量与质量”一则，对藏品收藏情况进行了10分(藏品数量10万件/套以上)、7分(藏品数量3万件/套以上)、3分(藏品数量4千件/套以上)和1分(藏品数量500/套以上)的评估，我国31家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可以拿3分的最多，占比32.26%，拿10分的仅占22.58%，拿7分的占比12.9%，拿1分占比16.13%，拿不到分数的自然博物馆占比高达16.13%(见图2)。
表1 西方国家的自然博物馆一览
2. 各区域自然博物馆之间藏品收藏差距较大
我国各区域自然博物馆之间收藏的标本数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华东和华北地区自然博物馆藏品较多，而华南和西部地区自然博物馆藏品较少，其中以天津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和浙江自然博物院的藏品最多，这5家博物馆的藏品总数占所调查31家博物馆藏品总数的73.65%(见表2)。
3. 藏品收藏范围较狭窄
自然博物馆应该包括天、地、生、人四部分，然而，当前我国自然博物馆的综合性十分薄弱，藏品收藏范围狭窄，除少数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包括一些地质类藏品外，大多数自然博物馆主要围绕生物学科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收藏[4]。表3选取我国6家自然博物馆统计2019年的藏品组成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各自然博物馆总体上以动物和植物标本的收藏为主，6家自然博物馆共收藏有动物标本385901件/套，占藏品总数的61.37%，植物标本共有176598件/套，占藏品总数的28.08%，而岩石和矿物(2.14%)、古生物(6.77%)、石器和人文民俗类等标本(1.64%)收藏较少。另外，从标本的种类来看，我国自然博物馆收藏的藏品种类与西方国家的自然博物馆存在极大的差距。以昆虫标本的收藏为例，天津自然博物馆是我国昆虫标本收藏较丰富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共收藏有23万余件昆虫标本[17]，仅为英国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昆虫标本收藏的0.7%。另外，藏品的收藏也与地方自然资源不相符。以广西为例，广西是我国植物资源较丰富的省区，野生维管束植物资源位居全国第三，物种数高达8562种，而广西自然博物馆关于这类标本的收藏仅有1098种，种数仅占广西野生维管束植物种数的12.8%，不能充分反映广西现生植物资源现状。在标本的类别方面，我国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动物标本大部分以剥制、浸制和干制标本为主，塑化和铸型标本较少；
植物标本则以腊叶标本为主，浸泡、包埋标本较少。从标本的产地分布来看，除少数大型馆获得来自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标本外，我国自然博物馆的各类藏品绝大多数产自我国各省市和地区。
表2 2021年我国自然博物馆库房规模和藏品收藏一栏表
图1 2021年我国自然博物馆藏品收藏规模概况
图2 我国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数量和质量得分情况
表3 我国6家自然博物馆2019年藏品组成情况
4. 藏品来源单一
自然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采集、发掘、购买、交换、接受捐赠、调拨、移交等方式。我国早期成立的自然类博物馆的标本主要来源于野外采集、发掘。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标本采集始于北疆博物院时期，创始人桑志华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发掘和采集了大量的自然类标本，包括岩石、古生物、动物、植物、民俗文物等，为天津自然博物馆早期馆藏标本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动植物标本采集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植物方面，专业人员从东北、华北、西北到长江以南系统地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大大增加了该馆植物标本的覆盖率；
动物方面，截至2007年，据不完全统计，专业人员共开展了40余次大规模标本采集活动，合计采集到10万余件昆虫标本和13万件其他动物标本[18]。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约有90余年历史，涵盖动物、植物、古生物、古人类、矿物、岩石、矿产和土壤等八大类别，这些标本大部分来源于野外采集和发掘[19]。浙江自然博物院早期的藏品主要包括动物、植物、地质、矿产标本，这些标本一部分来源于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捐赠，其余大部分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四处采集所得[20]。北京自然博物馆多年来根据科研及采集力量的强弱，有重点地组织了多次大型采集、发掘项目，特别是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多年的采集、发掘成果使其大型古哺乳动物化石骨架的数量和质量跃居国内之首，并在世界名列前茅[13]。随着一系列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大规模采集现生动植物标本，特别是动物标本已经不合时宜[17]。而博物馆通过标本征集经费购买的藏品数量有限，标本征集经费不足仍然是困扰我国大多数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17]。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该馆在2010年至2012年筹备新馆陈列展览展品时共通过标本征集经费征集到6686件展品，平均每年仅购买到2229件标本。大型自然博物馆在筹建新馆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购买征集获得的标本尚且有限，中小型自然博物馆的购买征集更举步维艰。例如，广西自然博物馆在2015年至2019年这5年期间通过购买仅征集到2502件标本。在国外，标本捐赠是博物馆获得标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在我国，除几个综合性大馆利用社会资源从国内外得到一些标本捐赠外[4]，大多数中小型馆接受捐赠的较少[21]，而海关、公安部门罚没文物移交也具有偶然性[21]。
(一) 我国自然博物馆与西方早期自然博物馆形成的背景差异
在西方国家，收藏是自然博物馆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22]。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收藏最早起源于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皇室贵族的私人收藏，这种私人收藏在16—17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达到巅峰，当时各国凭借着政治和经济的实力，竞相大肆掠夺世界各地文物与标本[22]。大量的私人收藏特别是皇室贵族日渐丰富的藏品推动了西方国家早期博物馆的形成。18—19世纪，伴随西欧殖民扩张和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大批博物学家和探险家热衷于异域探险，并将大量采集的自然标本带回本国，这些标本大部分存放在博物馆中，使得博物馆自然藏品的收藏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分析和综合为主的研究方法推动了科学进步，也推动了自然博物馆的发展[23]。各自然博物馆为演化理论积累证据，大量搜集标本和资料，远赴世界各地搜寻新种的狂热达到巅峰[22]。这一时期由于许多西方国家尚未成立或仅有少数的自然科学研究部门，而拥有大量收藏品的各大自然博物馆则吸引了许多顶尖的自然史研究人员，形成了收藏与研究的传统。有强大科研团队的西方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频繁合作，以科研人员申请的科研基金带动了各类自然标本的采集[13]。
在我国近代社会危机背景下，除了几个外国人创办的自然博物馆外，多数国人创办的早期自然博物馆把博物馆定位为教育博物馆，旨在通过博物馆教育“启发民智”“益智集思”，这些博物馆缺乏系统性的博物馆调查活动与自然收藏传统，在藏品的收藏与研究方面比较薄弱[24]。中国近代有组织、系统性的生物研究始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建立，特别是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生物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24]。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科研院所的迅速发展使得其成为自然标本的收藏和研究的主要阵地。
(二) 自然博物馆科研投入不足，缺乏标本采集权
西方国家的自然博物馆注重科学研究，博物馆中拥有数百名研究人员，包括学科齐全的专家，以及开展合作研究而聚集来的各国学者，研究课题聚焦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不断为展览注入活力，更新基本陈列，推出各类专题展览，传播最新科学信息[23]。由于我国从事科研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研究所和大学，长期以来，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和基于藏品的研究功能得不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使得自然博物馆只注重展览工作，而在科研人力资源和科研基础设施、设备上投入少。据中国博物馆协会2011年对全国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结果显示，科研能力低下是阻碍博物馆整体水准提升的最大短板，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缺失或不足是主要的原因[25]。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截至2020年，全国5452家博物馆共有从业人员118913人，平均每座博物馆仅约22人，再细化到藏品研究和标本征集的科研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根据一项关于自然科学博物馆专业人员结构的调查统计，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占在编职工人数的17.2%、天津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占在编职工人数的20.2%、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占在编职工人数的26.2%、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人员占在编职工人数的26.9%[25]，科研人员数量的短缺使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工作雪上加霜。除早期成立的几个自然博物馆外，我国大部分自然博物馆缺乏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平台，基础研究设施、设备比较薄弱。研究团队和实验平台的双重薄弱，一方面使得自然博物馆难以通过向科学技术部门等研究部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经费用以采集、发掘标本以及开展基于标本的各类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也使得自然博物馆难以像高校和各类科研院所一样通过展示自身科研优势来吸收专业技术人才。
野外采集和发掘是自然博物馆获得标本的重要来源，但随着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不被认为是科研部门的自然博物馆缺乏标本采集权，博物馆通过野外采集、发掘的方式获得的标本也十分有限。
(三) 体制上的分割和制度的不完善限制自然博物馆的藏品征集
当前，自然博物馆的主管部门包括文物局、文化局、林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企业等[4]，国家缺乏统一的主管部门对自然博物馆的发展进行宏观指导。体制上的分割和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拥有大量自然标本资源的各类科研院所很少转让或出借藏品给自然博物馆。造成各类科研院所的大量标本沉睡于库房，长期无人问津，而自然博物馆长期难以征集到合适的藏品。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不同，自然博物馆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在藏品研究和展览、教育等方面的业务交流也较少，使得博物馆从这些部门获得的标本使用权有限。
藏品是自然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2]，博物馆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拥有丰富的藏品。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交织的背景下，自然博物馆只有通过不断完善自身藏品收藏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文化教育和传播功能。
(一) 正确认识博物馆的研究、收藏与教育的关系
博物馆的研究、收藏和教育工作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研究、收藏与博物馆教育关系的正确认识，我国自然博物馆被认为是科普教育和旅游休闲的目的地，导致藏品研究和收藏工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博物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即以藏品为对象的基础研究和以人为对象的博物馆学研究，其中主要以藏品的基础研究为主[25]。加强对藏品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深入了解本馆藏品结构、组成和保存现状，找出薄弱环节，从而促进藏品收藏与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搜集和发现更多蕴含在藏品中的科学内涵、演化规律和藏品背后的故事等信息。博物馆对于藏品的研究越深入、越广泛，越能为博物馆教育提供更有教育意义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教育资源。加强对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有助于博物馆及时掌握观众需求，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功能。
博物馆收藏的藏品是博物馆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丰富、有特色的藏品必不可少。博物馆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其他教育或传播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博物馆教育是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观众可以从藏品、展品获得直接经验，而学校教育等其他教育方式是基于课堂、教材和媒体的教育，受众获得的是灌输式的间接经验[26]。在当代的教育中，靠灌输式获得“间接经验”的学校教育等教育方式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等弊端，而博物馆教育以馆藏的实物作为教育的媒介，具有认识对象的直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优势[27]。如果没有了藏品、展品这些实物，博物馆教育活动将退化为灌输式“间接经验”，等于自我扼杀了自身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优势。当今某些博物馆过于追求应用视屏、多媒体、VR/AR等信息化技术进行博物馆教育活动，表面上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和传播了，实际上却放弃了“基于实物的学习”这一最具价值的博物馆教育优势和教育资源。
(二) 加强对博物馆科研的投入，授予博物馆标本采集权
与高校和各科研院所相比，自然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处于天然弱势，主要体现在科研人才少，科研基础研究设施、设备薄弱，导致其以科研带动的标本采集十分有限，基于标本的研究成果少，由研究成果转化的教育资源匮乏。对此，政府要加强对自然博物馆的科研工作的重视，加大对自然博物馆科研资金的投入和人才队伍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自然博物馆建立重点实验室，进一步提高自然博物馆基础科研实力和水平。同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离不开标本，而研究的标本主要来源于野外采集和发掘。但随着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缺乏标本采集许可证的自然博物馆难以合法地采集和发掘到合适的研究材料。因此，有关部门应赋予自然博物馆自然标本采集权，为自然博物馆合法采集、发掘标本提供条件和保障。
(三) 打破体制机制限制，加强对各方标本资源的利用
各大高校、林业部门、地质和矿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部门拥有较多自然类标本，这些标本多数通过国家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和其他经费获得，属公共资源。然而由于体制的分割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使得这些公共资源长期闲置，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针对这些公共资源，政府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出台有关政策或法规要求有关单位向博物馆转让部分标本、或者在不变更所有权的情况下长期或短期出借部分标本给自然博物馆。另一方面还应鼓励和支持拥有较多自然标本的收藏单位建馆、办馆或联合共建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要加强与外界各部门、企业和个人的联系，多渠道开展标本征集，多方式获得各类自然标本的使用权。通过加强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以合作研究的方式，开展野外采集、发掘和学术研究，借助外部科研力量带动标本的搜集；
加强与各类自然标本收藏的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林业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等)和个人的联系，通过联合举办展览的方式获得标本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