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存，王婷钰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教育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对外开放是构筑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构建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同世界分享中国教育经验，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王保华、葛自发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策略，提出高等教育质量对外传播的策略包括传播者的国际化、传播内容的国际化、传播媒介的国际化、受众观念的国际化。[2]这是目前仅有的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中国教育对外传播的文献。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中国教育国际传播”这一术语，但实际上也研究了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策略。例如，孙志远研究了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战略问题。他认为，中国教育走出去的行动主体应该是作为抽象行动者的国家和作为具象行动者的各类组织，内容载体包括可直接投入的器物与资源和可学习借鉴的知识，走出去的路径包括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融入和开拓全球教育市场以及充分利用我国主导的倡议、框架和机制。[3]张天雪从理念与规划、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空间资源、内容载体和竞争力6个维度设计了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指标体系。[4]张民选等人探讨了“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这一命题，认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要树立正确的对外教育传播理念，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握成人学习规律，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让故事成为学习与发现的对象。[5]此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教育国际化、来华留学、出国留学、中外合作办学、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问题。基于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关于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系统研究，本文拟在这方面作出尝试。
关于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学术界有多种界定。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Fortner）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之间进行的传播。”[6]蔡帼芬在其著作《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中将国际传播定义为：“通过各种传播工具、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信息或其他传播活动。”[7]董璐认为：“国际传播是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8]上述表述都认同国际传播活动的跨民族性和跨国性。具体来看，国际传播又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仅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9]鉴于教育国际交流主体的多元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本文中采用广义的国际传播概念，它不仅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在大众传媒基础上进行的跨国传播，还包括组织、个人等依托访问、会议等形式进行的跨国传播活动。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一文中提出了研究传播过程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即5W，分别是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由此衍生出传播的五个关键要素：传者、讯息、媒介、受众和效果，同时也界定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分别是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如图1所示）。本文将以5W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构建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体系。需要指出的是，5W理论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取得了什么效果”，是在传播完成后对结果进行的评估。但在本文中，我们以5W作为分析框架来构建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对传播过程的探讨，而非对结果的研究。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的是如何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效果。
图1 拉斯韦尔5W理论分析框架
传播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导控者，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10]伴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的涌现，国际传播主体经历了从单一的政府扩展至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的转变。在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要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明确不同传播主体的权利义务边界，形成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分工协作的传播态势。
（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毋庸置疑，在漫长的国际传播历史上，在诸多国际传播主体中，一国的政府始终是最为活跃、最具能量和影响力的传播主体。程曼丽指出：“政府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能，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11]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政府在教育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具体来看，政府在教育国际传播中应承担政策制定、行为规范和协调管理的职能。一是政府要做好教育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明确教育国际传播的具体目标，制定教育国际传播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使教育国际传播工作具备前瞻性和方向性；
二是政府要规范多元参与主体的传播行为，加强对跨国教育传播的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使教育国际传播工作有制可依、有规可守；
三是政府要协调和整合其他传播主体。不同的传播主体有着不同的传播特点，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不同传播主体之间能够达成一致的利益目标，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整合，那么就会对国际传播产生积极作用。
但同时，政府也应该转变观念，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国际传播中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万能的，要避免“大包大揽”式做法。陈瑞志在谈及中国文化外交时认为，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过于突出，是导致文化外交不太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实施主体、议程设置、传播渠道等方面，文化外交过于依赖政府，有违文化外交的特性”[12]。政府在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明确自己的职能边界，形成多方合作意识，为其他传播主体开放空间，打造教育国际传播主体的多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小政府化和大社会化。
（二）学校:发挥主体作用
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是我国教育实践的主阵地，承担着知识传播和知识分享的使命，理应成为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主体。在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学校要推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教育的国际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流的国际传播需要强大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我国教育国际传播中“给”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有”的能力，要想在国际教育传播中拥有一流的位置，就必须要在教育上有一流的贡献。陶行知在《对于参与国际教育交流运动的意见》一文中认为,中国参与国际教育交流需要有所准备，且要早些准备。他指出，“准备一层，绝不可以单在对外或‘广告’上做功夫。那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平日的成绩和随时的势力”[13]。对于中小学来说，中国四省（市）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就是办好教育，增强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例证。对于高校来说，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加强原创性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贡献，提升学术国际影响力，增强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助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其二，学校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展示中国教育的成果。张民选等人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研探的命题》一文中谈到了讲述中国教育故事可能有的三种做法：一是等人上门；
二是自卖自夸式的吆喝；
三是躬身入局，参与国际活动。其中，第三种是吸引别人来听中国教育相对有效的方式。[14]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教育的渠道，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小学，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教育测评，对外进行师资援助、创办国际学校、开展中外伙伴学校交流计划等方式对外传播中国教育。作为传播主体的高校，要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通过海外分校、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海外办学项目进行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除此之外，高校还要加强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合作，积极主办或承办大型国际会议，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国际学术活动，通过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形式实现科研成果和研究经验的全球共享。
（三）民间力量：发挥公共外交功能
众多学者都对民间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肯定。杨奇光、常江泽指出，不同于由官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活动，民间力量的作用效果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官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缓冲器”，柔化着国际传播领域可能存在的尖锐矛盾。[15]从传播效果来说，由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对政府渠道的“宣传”存在本能的戒备甚至抵制，民间传播因其非官方行为往往更能被他们所接受。[16]相较于官方传播主体，民间力量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中的民间力量可以是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公众个人。诸如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全国性教育协会，它们能够从专业性、行业性的角度把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介绍给世界；
诸如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学会、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团体，它们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的体育和美育成果，让世界全面地了解中国教育。除此之外，一些慈善组织、基金会、商会以及大学校友会都可以成为中国教育传播的主体。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跨境流动和信息流通的便利使公众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地位显著上升。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中的个体可以是学者，他们通过学术合作、学术发表总结中国教育的成果、提炼中国教育的经验；
也可以是中国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他们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课堂，介绍中国教育的实践经验；
可以是在国外学习生活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他们熟悉中国的教育情况，又了解国外受众的文化和偏好，在对外传播中具备优势；
还可以是那些在中国学习过的外国留学生，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自己国家的亲友讲述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感受。
国际传播不同于国内传播，它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因此，国际传播的内容要彰显国际视野，围绕国际社会感兴趣的议题开展，才能引起共鸣。但同时，国际传播的内容还要体现中国特色，才具备传播的价值，才能对受众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推广那些既具备普适性又带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内容。具体来看，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点。
（一）分享中国教育扶贫经验，推进全球贫困治理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消除贫困是全球治理的中心议题。作为曾拥有世界上最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已成为最早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17]中国教育脱贫的经验和方案，具有世界共享意义。中国教育扶贫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教育扶贫要“智志双扶”等是中国对教育扶贫的深刻认识，其根本逻辑是坚持教育在“断穷根”方面的根本性和可持续性作用，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国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是实现教育公平，以教育为切入口推动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中国教育扶贫实践中所体现的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即坚持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长远规划，各部门积极响应，努力协作，建立起全方位、系统化的教育扶贫支持体系。除此之外，中国教育扶贫中的创新性政策和措施，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学生经济资助政策等这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值得与世界共享的传播内容。
（二）分享中国教学研究制度，推动全球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因此，各国越来越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教研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教学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是我国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出色表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2014年，英国数学教师来上海考察学习后，归纳出了6点上海数学教育的优势和“秘诀”，其中之一就是重视“在职进修”和“集体分享”。许多英国教师对上海学校的教研组和备课活动特别感兴趣。[18]201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上海如何做到：来自对世界最佳教育体系的洞察》（How Shanghai Does It:Insights and Lessons from the Highest-Ranking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指出，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优异表现与其高效强大的教育体系密切相关，其中“吸引和培育优质师资力量”是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特点。[19]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我国基础教育中的教研制度十分认可，也很感兴趣。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的教研制度，让世界了解中国教师专业共同体的构建模式和运作逻辑，向全球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这既是中国教育对世界的贡献，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三）分享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理念，促进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是推动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途径。但近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的抬头使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空前挑战。一些国家趋于保守或退守姿态，开始重新定义“对外开放”，并寻求新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理念。在这一背景下，与世界分享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理念，是非常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将教育对外开放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这是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现的中国态度。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开展教育援助，推动教育成果实现全球共享，维护和拓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价值引领，也是能够动员和鼓舞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的极具普适性的教育交流合作理念。
（四）分享中国教育战略规划，助力各国教育改革发展
“教育规划”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效政策性工具。中国历来重视对教育的整体谋划和前瞻部署。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纲领性文件，在不同阶段明确了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任务和实施路径，不断推动教育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教育战略规划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科学性。中国教育战略规划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从国内和国际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直面我国教育的突出问题，科学地设定教育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向。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实地调研，确保文件内容的科学性。第二，民主性。中国教育战略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积极动员各方参与，广泛征询专家学者、企业家、校长、教育工作者等多方意见建议。第三，可操作性。中国教育战略规划坚持宏观引导与具体行动相结合，在制定教育发展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的同时，还明确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中国教育战略规划还注重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相结合，在明确中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的同时，还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划。除此之外，中国教育战略规划注重将中长期谋划与短期行动相结合，通过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明确各单位年度工作计划或工作要点，将教育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任务逐步分解、层层落实，大大增强了教育战略规划的可操作性。上述我国在制定教育战略规划过程中所遵从的方法论对于其他国家具有示范价值，可成为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内容之一。
在传播学研究中，通常将5W中的传播渠道（With What Channel）直接作为传播媒介（Media）来研究。但是在本文中，传播渠道的范围要比媒介宽泛的多。从概念上来看，董璐在《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中指出：“渠道又称‘信道’，是信息传输的介质，是信号运载工具，是信息发送者传递到接收者的传送中介，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各种途径、手段、方式。”[20]《新闻百科全书》对“传播渠道”的定义是：“信息从传播者到受传者所要经过的途径，传播活动的要素之一。”[21]如此看来，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信息流通的方式都可以是传播渠道。具体到教育的国际传播中，凡是能够使别国了解我国教育、影响别国对我国教育看法的途径都是教育的传播渠道。这其中即包括各种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包括各种教育交流的平台和活动。
（一）善用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包括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在当前多媒体融合、全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善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各种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教育，提升教育国际传播的冲击力和吸引力。
一是要充分发挥不同大众传媒在教育传播中的优势。以书籍、报纸、期刊为主的印刷媒介具有保存性强，传递深层次文化和科技信息的优势。教育的国际传播绝非一项简单的工程，它不仅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发展的成果，而且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教育改革背后的逻辑体系，以及中国教育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在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增强国内教育研究著作的多语种外译，创办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外文教育期刊，为各国读者提供全面的、系统的中国教育知识体系。与印刷媒介相比，电子媒介具有更强的纪实性、生动性和感染力。在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可以通过开设教育文化栏目、制作教育纪录片和影视作品的方式向国外受众展示真实、立体的中国教育。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传媒，与传统媒介比具有传播效率高、传播信息量大、传播开放性和交互性强等众多优势。在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推动传统媒介同互联网这一新型媒介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通过发展电子书籍、数字期刊、数字课堂、网络电视等方式实现中国教育的互联网传播。
二是要加强同海外媒体的合作。相比于外国媒体，本土媒体使用本土语言进行传播，更了解本土受众的需求和喜好，更能取得受众的信任，因而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鉴于此，我们要在海外媒体中设立专门的板块，如埃及尼罗电视台推出的“汉语教学节目”，以阿拉伯语作为讲解语言，在尼罗高教频道、尼罗文化、尼罗教育等多个频道播出，旨在通过埃及主流媒体在阿拉伯国家推广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22]二是要借助海外媒体发声，主动向国际媒体更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组织他们进行参观采访，提升我国教育传播在国外受众中的可信度。
（二）注重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一种渠道，能够有效弥补大众传媒的缺陷。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他认为，大众媒介在人和现实的环境之间重构了一个“拟态环境”，人们通过大众传媒感知到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中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传播媒介加工过的信息环境。[23]而人际传播具备现场性、交互性和情感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大众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使人们对需要了解的事物保持经验性接触，亲身感受真实的存在。
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大力推动人员互访项目，促进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让外国受众有机会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中国教育。我们要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那些来到中国学习的国际学生，他们能够沉浸式地感受中国教育，能够亲自同中国的教师、同学进行交流，是中国教育国际传播最为直接的一种形式。同时，我们要大力推动教师交流项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是我国通过教师交流向发达国家进行教育传播的成功典范。在该项目的支持下，英国数学教师到访中国课堂，中国数学教师赴英国进行教学活动，有效推动了中国教育经验的分享与传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举办短期研修访学、体育竞赛、文化艺术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推动我国教育的对外传播。
（三）依托境外办学
境外办学在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教育和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抓手。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境外办学正稳步推进。在高等教育领域，截至2019年9月，我国高校已经举办了128个境外办学机构或项目（含25个取消审批后高校自主举办的），这些机构和项目由分布在内地21个省、直辖市的84所高校在亚洲、欧洲、美洲以及大洋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举办。[24]在职业教育领域，我国积极推进海外鲁班工坊建设。在基础教育领域，我国已启动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建设试点。
通过境外办学，中国可以同世界分享的教育资源有：第一，文化资源，包括办学理念、办学经验、办学目标等价值观念；
第二，制度资源，包括招生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评价制度等管理制度；
第三，物质资源，包括办学经费、办学设备、实验仪器等；
第四，教师资源；
第五，学校的特色资源，如优势学科、特色专业、优质课程等。[25]依托境外办学，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形式可以是多元的。除了海外分校外，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鲁班工坊、海外国际学校，以及通过在境外设立联合学位培养、研究中心、教学点等项目推动中国教育的对外传播。
（四）借力国际平台
在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借力国际平台增进世界对中国教育的了解和认同。一是要深化同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一方面，我国要积极响应、深入落实国际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倡议、计划和活动。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在深化同国际组织的合作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设在“家门口”的国际组织。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在中国深圳依托南方科技大学建设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这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设立的二类机构是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二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测评与大赛排名，勇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的成果。在基础教育领域，上海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教学与学习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测试的优秀成绩激发了世界对中国教育的兴趣，更有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派教师来到上海课堂一探究竟。在高等教育领域，世界大学排名给予了我国高校在国际崭露头角的机会，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融入国际教育评价体系，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检验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要牵头建立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中国牵头倡导的具有影响力的合作机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活动。如已经成功进行的“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中国—阿拉伯大学校长论坛”“一带一路教育愿景行动”等，这些中国牵头建立的具有务实性和针对性的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可以成为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场合。
在国际政治传播中，选准传播对象极为重要。虽然从理论上讲，一国的传播资源是无限的，可以无止境地挖掘，但在实际的利用上则是受限制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的方方面面并非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吸引力。[26]那么在承认国家传播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尽可能多地发展传播对象，扩展传播空间呢？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提出的“两级传播”概念（two-step follow of influence），对今天我们选择教育国际传播的受众具有借鉴意义。“两级传播”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是：观念常常是从媒介流动到意见领袖那里，接着从意见领袖处流向较不活跃的人。[27]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在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strategic points），他们对群体内的信息流动产生着重要影响。我们要注重发展这些扮演重要角色的关键传播对象，之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受众。
（一）国家层面：以意见领袖作为关键传播对象
鉴于国际传播对象的广泛性，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直接受众实际上只可能是世界各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思考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对象时，关键问题是找准这一小部分人群。“两级传播”观点认为，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某些个体似乎是其他人的信息发送者。这些个体与媒介接触相对较多，可以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读传递给他们身边较少关注媒介的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意见领袖”，他们在传播中发挥着中转功能（relay function）。[28]鉴于此，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将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视为关键传播对象。伊莱休·卡茨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一书中指出：“意见领袖并非是一个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的群体，同时意见引导也并非是只有一些人参与而另一些人置身事外的社会现象。相反，意见引导中‘给予-接受’存在于整个日常个人关系中。换言之，它意味着所有人际关系均是传播潜在的网络，而意见领袖最好被理解为在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群体成员。”[29]
根据以上观点，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应该是那些愿意了解中国，比别人更能直接接触到中国资讯、并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群，他们不一定是政府层面的高级官员，更有可能是民间的对华友好人士。一是来华求学的留学生，他们是中国教育的亲历者，回国后可以用亲身经历向亲朋好友讲述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感受，更易于被接受和信任。二是那些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大众看来，他们通过学术发表、学术研讨等方式传播的信息更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更值得被信任。还有一些人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有一批所谓“Old China Hand”（中国通），他们大概都有在中国生活或工作的亲身经历，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各国中也都有一定数量的“China Watcher”（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需要大量有关中国的资讯，他们有关中国的言论和态度都在本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30]以上这几类人群，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中都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
（二）区域层面：以支点国家作为关键传播对象
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对象不仅要有西方发达国家，让它们了解真实的中国教育情况，更新它们对中国教育的固有印象，而且还应该配合我国国家外交战略布局，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传播的对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全球教育治理作出贡献。但面对传播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将所有国家作为直接传播对象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有所侧重，确定中国教育传播的重点目标国家。根据“两级传播”观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找到那个至关重要的角色（strategic points）。在每个国家层面，这个重要角色是“意见领袖”，扩展至区域层面，这个重要角色应该是在区域内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并且坚持对华友好政策的国家
例如，在东南亚区域，可以将泰国、印度尼西亚作为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优先对象。泰国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在东盟中具有良好的政治声望。中泰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双边关系被称为“中泰一家亲”，教育是中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印尼是东盟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在东盟国家中扮演着“领头羊”角色。近年来，中印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已成为印尼学生第二大留学目的地。[31]在阿拉伯地区，我国教育传播的优先对象可以是沙特和埃及。沙特在阿拉伯国家中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近年来，沙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积极响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并计划将汉语纳入该国所有教育阶段课程。作为传统的地区大国，埃及的影响力辐射“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关系堪称中阿关系之典范，中国同埃及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并卓有成效。我们要优先面向这些支点国家进行教育传播，然后以点建线，以线带面地辐射整个区域。
在明确了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和受众后，我们还需要使用相应的传播技巧对传播活动进行优化整合，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传播效果。就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而言，我们首先要树立“共享”的传播理念，这是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石；
其次要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的成功经验，增强我国教育国际传播活动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再者，我们要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提升教育国际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
最后，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提升叙事技巧，使国际受众能够正确认识和真正理解我国教育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念和逻辑体系。
（一）秉持“共享”的传播理念
让国际受众“愿意听”是我国教育国际传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传播如何进行》（How Communication Works）一文中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想法或态度的观念。[32]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书中也指出，传播的果实是共同参与，共同享受，分享经验是人类最大的益处。[33]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我国教育国际传播应该秉持这种“共享”的理念，而非强行说服别国去认可和采纳我国的教育经验。基于这样的传播理念，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讲实话和真话，既要正面宣传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也要承认我们现存的、有待与世界共同探讨解决的问题，不能只讲中国教育好的一面，不讲问题的一面。
（二）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的成功经验
教育国际传播是建立在充分的教育自信基础之上的，这种自信的重要力量来源是明确知道教育优势在哪里，并且能够总结和提炼出教育的成功经验。虽然近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总结和提炼教育经验方面做得还不够好。100多年前，陶行知就指出：“近几年来，中国教育确有些不可埋没的地方，可以告诉人而无愧的，也不在少数。可惜如同孟禄先生所说，这种种优点都散在各处，没有人将他们会通起来，所以不但外人不得而知，即国内的人也是不相闻的。”[34]现如今，张民选在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时也指出：“纵观当前全球教育研究和成就推广领域，几乎所有经典的教育理论和模式都来自欧美和日本，很少有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提炼或总结的东西。”[35]要提升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效果，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优势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值得别人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其次我们要下功夫总结、提炼、升华我国的教育经验，构建中国教育独特的话语体系，改变以国外教育理论来阐释、论证中国教育问题的现状。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才能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形成更广泛的影响力。
（三）采用分众化的传播策略
国际传播的复杂性表现在传播受众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宗教文化差异、经济水平差异等决定了传播对象对相同的信息会做出不同反应，增加了国际传播的难度。著名的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提出 “前馈”（feedforward）这一概念，即在进行大众传播之前，事先对受众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其构成、需要、行为等，以改进传播方式，增强针对性，加强传播效果。[36]在我国，毛泽东在1942年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37]可见，要提升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效果，就应该对传播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要把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传播对象的个性和需求，为特定的群体提供特定的信息，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彼此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特征和需求的不同，我们无法仅以一种传播策略应对所有的传播对象。因此，我们要把教育国际传播中庞大的受众予以细化，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传播对象制定教育传播的不同策略，充分考虑到各国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对教育的影响，采取“一国一策”或“一国多策”的分众化和差异化传播，实现中国教育的精准传播。
（四）提升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叙事技巧
在国际受众“愿意听”之后，还要让他们“听得懂”。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一定的叙事技巧。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要在文化的框架下思考传播才有意义。各国教育差异的背后实质上是文化、准则、价值的差异。我国的教育政策根植于我国现实的国情、文化环境和社会体制。因此，在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中，不仅要介绍中国教育事实，而且还要注重说明中国教育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使国际受众真正地理解我们的教育。除此之外，中国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我们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运用引证事实，用数据说话，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等方式，将中国教育的发展浓缩在个案中以小见大，将中国教育的实践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避免灌输式、空洞式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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