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是他实现第二个伟大理论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经济学论著，也是一部内嵌丰富方法论变革的哲学论著。应该说，《大纲》呈现出的全新经济学思想实验，爆燃起马克思认识中的多重革命火焰。在这里，马克思只有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才能揭示发生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这种特殊的商品现象背后的价值关系异化为货币的本质。然而，这还只是走向资产阶级经济负熵构式中复杂经济物相化①物相化，这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物相一词，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已经使用。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实物通常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1］（P221）［2］（P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关系场境异化的开始。马克思突然发现，更深的客观经济关系异化还表现为金钱异化为支配世界的权力。这种异化与社会总体层面上的事物化颠倒，才是一同塑形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物相化编码和构序伪境，这是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建构的最关键环节。从认知视角看，这当然已经是一种新的批判认识论构境层。由此，“我—它”自反性的异化伪境的透视，则成为马克思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剥离经济物相化中异化场境关系的核心内容。这也是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区别于历史认识论的根本异质性。
马克思在《大纲》“货币章”中明确指出，人创造的货币畸变为劳动交换关系异化的无形权力。由于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象征，业已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的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活动中，历史性地客观抽象为同质性的价值等价物，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也在“此—彼”错位关系中事物化为可见的事物（金钱）与事物（商品）间的关系。马克思深刻指认，货币本身已是价值关系异化，久而久之，不是它自身的货币的到场就开始变味了，因为金钱从商品交换的镜像尺度、手段慢慢地变成了价值（财富）的一般代表。这里，英镑还是英镑，美元还是美元，金钱本身没有任何改变，可它不再是自身，而是畸变为所有财富的转换器。这是新的“此—彼”关系错位，也是一种新的不在场的伪在场性：金钱=所有不在场的财富。这是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中发生的金钱篡位的重要事件和金钱世界确立的根本性构序支点。
在经济物相化的场境关系赋型和编码中，随处到场的金钱已不再仅仅表征没有在场的劳动交换价值，而就是财富的真实在场，人拥有多少金钱（“此”），就象征着拥有多少财富（“彼”）。在这个异己性的“此—彼”错位关系中的伪性编码意义上，金钱比直接的财富更具有在场性，因为它可以换来一切可能到场的财富。马克思说，现在“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3］（P173）（allgemeine materielle Repräsentant desselben），这在本质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关系场境颠倒，即货币从中介性的手段（计算劳动量）变成人们疯狂追逐的目的（财富），这是人们过去面对全部生活直接需要的生存爱多斯的彻底脱型，现在一切人与物的存在都只有一个爱多斯指向——发财致富。并且货币从效用性的交换工具成为支配性的权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反过来畸变为统治人的外部力量。在经济物相化存在论意义上，这将是历史现象学面对的新一重“此—彼”错位关系，也是最难破解的关系场境转换。这是拉康意义上的现实大他者，这也经历了一个从镜像他者到象征性符码的转换。开始人们对金钱的他性认同缘于货币为价值的镜像关系，而当它畸变为一切财富的象征时，就成为欲望对象中永无止境的对象a。这是金钱拜物教的深层心理构式。在一定意义上，这可能也是我们手里拿着钱，虽然并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但只觉得有了它就会有满足欲望的财富，反正它是越多越好的东西。一些财迷心窍的人会发疯般地追逐金钱，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金钱爱多斯的伪性编码本质。它使历史认识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实证性辨识能力，让位于新的批判认识论透视。马克思说，恰恰是在这种颠倒的伪境之中，“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场境（Gestalt），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Gott）”［3］（P173，中译文有改动）［4］（P146）。这里的Gestalt不是形象，而是经济物相化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客观场境存在。这里出现的Gott（上帝）一语，则让我们一下子想起了赫斯的《金钱的本质》中的相近话语能指。只是，这并非逻辑推论中的神性能指向异化话语能指的转换，而就是现实社会关系中出现的质变。原先人们创造出货币时，是将其置于可以随意驱使状态的商品交换工具，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初始到场是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服务于人的“奴仆场境”，可是现在，人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无所不能的金钱，金钱的到场业已畸变为一种不在场的支配性权力的无形在场，由此，金钱也成为经济王国中万物的唯一着色，现在，不是人驱使金钱，而是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它现在就是私有制下世俗人间的Herrscher und Gott（统治者和上帝）。这是黑格尔说的经济的“第二自然”对人的最初胜利，之后，这种“第二自然”反过来奴役人的绝对胜利是在资产阶级的资本的世界历史中完成的。我以为，这也会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人创造的经济事物反过来奴役人的经济物役性现象的本质。当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就是“我—它”自反性和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的伪境。相对于货币作为价值关系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指认的第二种异化现象。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穆勒笔记》中关于货币异化和宗教隐喻的讨论。应该承认，马克思在这里的观点会有一种潜意识中的连续性，莎士比亚和赫斯关于金钱异化的话语影子的确挥之不去。但是，这里马克思的货币权力异化话语，已经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构境中重新塑形和构序的重要科学逻辑构件，而不是人本主义sollen（应该）与Sein（是）悖反逻辑中的价值批判话语的简单“复活”。马克思后来概括说：
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
圣徒比耶稣更重要；
牧师比圣徒更重要。［3］（P293）
这是一个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翻转的辩证关系，一个客观社会关系与主体颠倒的辩证关系。在逻辑构式中，这当然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基本原则，有与无之间运动的变易、质与量之间转换的度等中介关系，都是扬弃两极确立自身为更高一级观念主体。马克思想到，相近的话语构式还有基督教文化中的神学构境，其中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第三者——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在场，成了“比上帝更重要”的神人。在马克思这里，货币开始只是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到场中介关系，后来却变成具有独立在场性的主体，畸变为支配一切的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这个“我—它”自反性关系中的异化伪境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拜物教的主观构境，而就是现实生活本身中发生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的客观存在论伪境。这也意指金钱拜物教的主观构境，其根据是现实经济关系本质的客观反转和异化。其实这里出现的辩证法正是经济事物的消极辩证法，或是“第二自然辩证法”。因为在这里，作为社会生活起初基础的物质生产中主体性的劳动辩证法，颠倒地呈现为商品、货币一类经济事物在流通和生产领域自我运动的客体辩证法，它的规律是从无序返熵的自发构序中生成经济必然性。依我的看法，这种人之外自在运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恰是资产阶级那个“自然法”的本质，由此才会出现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视作符合人的天然本性，永恒存在的意识形态幻象。在黑格尔那里，则是从“自然的偶然性”中成生必然性［5］（P208）。从认识论上看，金钱拜物教会成为处于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场境中所有人日常生活中塑形和构序经验且生成知性判断的重要折射棱镜。这种货币不再是它自身的他性场境异化中的特定关系反转，在实证性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构式中，是无法找到对应性的逻辑话语的。所以，马克思再一次想到了他曾经在人本主义逻辑构式中使用过的异化概念。在《回到马克思》中我已经说过，这里的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重新出场，并不是青年马克思人本学话语的重新复活，因为这里的异化并不是哲学理论逻各斯构式的话语预设，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经济关系客观发生的反转性颠倒特性所决定的。
如果货币作为劳动交换关系的物性结晶是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创制的“第二自然”的基石，那么货币权力异化的伪境是越发难以透视的，它构成了人创造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王国更深的矛盾关系发端，这也是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中从“发财”到拜金主义的内驱力更替（观念异化中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在一定意义上，金钱是整个经济事物辩证法运动中的关键性构序因素，因为正是“无脚走天下”的金钱让商品在全世界流动起来，让资本关系赋型得以历史发生，让时间和生命节奏成为赚钱的持续性（时间就是金钱），让人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畸变为经济事物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让人的生活世界变成资本的世界历史。当然，这种矛盾关系也将导致以金钱为基础构序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最终消亡。对此，马克思模仿黑格尔的口气说，“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3］（P187）。与格雷、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在这里看到的是货币权力异化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自我消灭”的内在关联，而非改良后的“劳动货币”残存。
必须指出，这里有一个需要特别交代的历史认识论中的叙事细事，即在马克思此处的话语构境中，他讨论商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和货币的发生问题的逻辑背景都是一种理论构境中的假设，比如简单物物交换到简单商品交换，再到货币的历史形成，这一切社会经济关系场境的塑形与构序，社会物相化的历史性的失形和转换，都不一定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场境的发生学线索。这一直到价值关系异化为货币的现象，也可能是发生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之中。因为在东西方的社会历史中，货币出现的时间是十分远久的。可是，当马克思论及货币成为Herrscher und Gott的权力异化现象时，这也就直接进入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了。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权贵和地主也都追逐金钱，但在社会总体构式中，宗法关系的政治编码等级权力是获得金钱的决定性因素，而当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经济构式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才会出现金钱关系编码成为整个世俗生活的Herrscher und Gott的货币权力异化现象。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负熵构式进程中才会发生的经济物相化的历史现象。我体会，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直接生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物相化的伪境，但这种经济物相化背后的“金钱—资本”关系奴役人的现象，在历史现象学构境中只能由敌我性的异化概念才能透视。这一科学的透视，彻底摆脱了人本学话语构式，而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甄别的。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货币在商品经济中元素的位置和关系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其一是原来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交换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目的。“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
由手段变成目的”［3］（P100-101）。手段的到场变成在场的目的，这是历史现象学视域中“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第一重颠倒。其二是交换关系即“货币关系”（Geldverhältnisse）本身开始异化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支配性的东西。人的（对象化的抽象）劳动交换关系结晶为物的货币，现在成了经济运作中统治人的真实权力因素。这是历史现象学面对的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中“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第二重颠倒。这当然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独有的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了。马克思这样分析道：
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fremden Verhältniß）。［3］（P95）
这里的异己关系是独有深意的，它直接透视了上述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货币关系中的“我—它”自反性关系中双重颠倒。因为货币作为人创造的工具成了人的主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分析，即同样是作为劳动技能和工序的客观抽象（I）并反向对象化为外部物性持存的工具模板（编码），锤子和镰刀作为人创造的工具，它们就是它自身，它们的用在性效用会直接实现于劳动活动的重构之中，只是当工具发展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支配机器系统的时候，才会出现与劳动主体的异化关系问题；
而作为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II）且反向物相化的货币，从一开始，它的物性实在就不是它自身，而只是在Anderssein（他性存在）的verschwindend darstellt（正在消逝的东西）上象征无法直接在场的劳动交换关系场境，所以货币从一开始就是劳动关系的异化（价值），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金钱权力异化和资本关系异化。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尺度中，这是很难描述的奇怪的关系颠倒，马克思想到，这当然是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客观关系异化。这里并不存在任何人本主义的本真性的价值悬设，货币最先作为商品交换的尺度和工具不是凝固化的理想化的“应该”，它作为一般价值等价物出现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是客观现实中真实发生的经济关系赋型；
而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它慢慢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从为人服务的手段变成目的，从人自身的商品交换关系变成支配人的权力，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创制世界的实践辩证法颠倒为“第二自然”中经济事物自发运动的消极客体辩证法。马克思直接指认，这是客观发生在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颠倒与异化！必须指认，马克思这里出现在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还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的本质层面，或者说，这只是劳动异化“自乘”后在流通领域中的表现，这将是马克思进入“资本章”后逐步发现的历史现象学中更深层次的异化现象，以及之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劳动异化构式中的表象层面。固然，这种关系颠倒最初并不一定是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但它却是后来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异化的资本关系的前因，然而马克思却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企图“把异化抽象掉”［3］（P99），将这种社会本质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在场性伪境说成是正常的和天然的，这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和反思。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理论，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经济物相化本质的科学说明，同时，也是对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场境的“第二自然辩证法”本质——异化与事物化关系颠倒之间关系的重要说明。在《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序言）中，我已经指认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的事物化理论，并初步说明了事物化与物化（Verdinglichung）的关系。第一，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事物化关系颠倒。如果说，关于商品价值关系的异化和货币权力的异化问题，还是在关注经济学中作为客观经济物相化事物到场的商品和货币作为verschwindend darstellt（正在消逝的东西）背后不在场的复杂关系场境本质，那么，马克思在这里则是开始讨论整个社会层面人与人主体际关系在经济物相化编码遮蔽下的第一个事物化关系颠倒（事物化I）。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是在重新说明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中“需要—交换”市场体系更深一层的本质。以后，马克思还会揭露发生在资本关系赋型劳动条件中的事物化II和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价值）变成了生产的目的，货币权力颠倒地成为一种异化的统治关系，本身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这当然是历史认识论的逻辑构式。马克思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成为到场的原子化的孤立个人，一种“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关联”的在场性［3］（P106，中译文有改动）［4］（P90）。很显然，这是马克思对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原子化个人的市场自发经济关系赋型的重写。依马克思此时的看法，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联，不再是过去家长制、奴隶制和宗法等级编码结构中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在场，而是人们的全部生活表现为相互交换他们的（对象化）劳动成果的外部“交换价值”关系场境上。在这里，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性为前提。［3］（P105）
这当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这亦表明，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出现“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性”经济物相化场境之前，也有过一个生产中人的固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曾在”时期，马克思在人与人关系的视角上，将其指认为以人的依赖关系场境为本质的“第一种社会形式”。前者的历史性生成是以后者的历史性解体和脱型为前提的。于是，这就有了马克思著名的“三大社会形式”的逻辑构式：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P107-108）
关于这个“三大社会形式”，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有比较深入的讨论［6］（P642-658），此不赘述。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此是将他上面仍然停留于抽象的逻辑演绎中的货币形成史，突然嵌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来。不过，也因为此处构序逻辑的焦点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这里对社会形式的划分带有明显的特定抽象性。
从此处的讨论语境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马克思这里所谓的“第一个社会形式”是指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业已客观存在的经济的社会形式，具体所指应该是（原始共同体解体之后出现的）“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因为马克思此时还不知道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中揭示的没有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的原始部族生活，所以，这里他关于“第一个社会形式”的表述是存在局限性的。在这些人类生存共同体中，人直接改造自然存在的生产能力是低下的，其劳动生产水平和规模都是极有限的。与这种低下生产能力相一致的，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场境，即基于生命负熵链的自然血缘关系和以政治—神学构式负熵中的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这两种关系场境的存在论编码本质都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对此，阿多诺曾经指认说，“在农业的某些历史阶段上，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生产还没有彻底服从交换，劳动者和消费者距离较近，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完全物化”［7］（P82）。这是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说明。这个所谓的第一大社会形式，“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P108）。当然，在这个“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的新型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的背后，是整个工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而这个moderne Gesellschaft（现代社会），当然就是作为“第二大社会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这里，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讨论资本关系，所以，这个moderne Gesellschaft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依经济物相化中出现的事物化颠倒的经济关系被描述为diesachlicheAbhängigkeit（事物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事物的依赖性，创制了全新的勾连人与万物的普遍关联，这也恰是经济事物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总体关联。相对于过去那种还没有被事物化的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当下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在场需要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颠倒），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原先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指认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货币的事物化（I）颠倒，突然又被赋予了一种跳出具体流通领域更大的新的历史参照性，即第一大社会形式中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编码和构序的经济关系场境，都是先前人的直接存在论关系场境解体和脱型后的事物化颠倒，这倒使马克思此处关于事物化的说明，成了全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中一切事物化现象的总体性确认。马克思写道：
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事物性的东西；
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联，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事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联系转化为事物性的社会状态；
人的能力转化为事物性的能力。［3］（P107，中译文有改动）［4］（P90）
我以为，这可能是马克思对他特意辨识出来的经济Sache（事物）范畴最集中的一次说明。商品、货币一类经济Sache不是简单的到场之Ding（物），也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透视中人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出来的关系场境赋型的用在性，而是特指在经济的社会形式中经济关系颠倒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即经济关系场境物相化中作为“第二自然”本质的经济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Sache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生成的特定经济事物。经济事物不同于一般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产品和工具一类普通事物，它已经是特定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关系场境赋型物。在这个意义上，事物化（I）是特指流通领域中经济事物化中的“此—彼”错位关系颠倒。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特有的事物化颠倒现象的具体阐释。从这一详细话语分析看，中文将Sache译作“物”显然是不准确的；
日本学界将Sache意译成带有主观显象意味的“物象”，将马克思区别于Verdinglichung所刻意使用的Versachlichung译作“物象化”，也是不成立的。这当然也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现在在反复发生的交换过程中被客观地抽象为交换价值关系，这种交换价值（价值）关系在充当价值尺度和工具中，慢慢地从等价物变成一般等价物，再从象征符码结晶为一个特殊的万能商品——货币。货币的本质，明明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经济构式负熵质）的客观关系，却成了追逐私欲的个人相互冲突的盲目返熵现象的自发整合（integration）结果，反向对象化为一个“异己的、无关的”先验于个人的经济事物。由此，再在经济物相化的特有交换空间生成事物（金钱）与事物（商品）的伪存在论场境关系赋型和编码，当这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统治人的外部力量时，也就会生成经济物役性的表象。这是马克思此处sachliche Abhängigkeit（事物的依赖性）关系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I）本身并非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自发生成的经济事物辩证法（“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客观编码过程。实际上，对资产阶级来说，这种推崇在人的主体意志之外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的自然法则，也是他们所谓作为社会生活天然本性的“自然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从重农主义生产的“自然性”开始，一直到斯密的市场波动中自发生成的“看不见的手”，经济物相化中出现的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就是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法宝。在后来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中，马克思这样表征这种特殊的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特征：“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8］（P91）［9］（P105）在所有经济物相化中活动的人，对商品、货币和资本构成的经济事物的自我运动，都处于“第二自然辩证法”中的某种社会无意识状态之中，可这种客观辩证法却真的是他们逐利的经济活动的客观物相化结果。后来，索恩-雷特尔首先敏锐地留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它直接地是一种社会本性，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zwischenmenschlichen Verkehrs）的时空领域之中。不是由人引起了这种抽象（erzeugen diese Abstraktion），而是人的行为在做（ihre Handlungen tun das）、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miteinander）产生了它。‘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 wissen das nicht，aber sie tun es）’”①该引文中最后一句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表述。［10］（P10，中译文有改动）［11］（P12）。齐泽克也强化过索恩-雷特尔指认的马克思的这一表述，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12］。由此才出现了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事物化颠倒中的双重转化：人的社会联系直接转化为货币——“事物性的社会状态”，人塑形和构序外部世界的能力转化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事物性的能力”。依我的判断，这个特定的经济Sache（事物），也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核心范畴。这也是孙伯鍨教授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的‘物’是最难理解的东西”的更深构境层。因为这个事物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类经济事物，它既不是自然对象物，也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物相化透视中，将直观对象物归基于能动活动的塑形与构序关系场境存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面对的经济物相化迷雾，却是将关系场境重新遮蔽起来的经济关系颠倒后生成的经济事物及其伪在场性。科学地界划一般自然物、作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结果的用在性事物与此处马克思指认的经济事物，这当然会是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重要任务。
这个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事物中，可见的商品、金钱物像制造出来的经济物相化伪境背后遮蔽着劳动交换关系，之后，它将魔化为“普照的光”的资本关系，成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真正的统治者。这说明，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指认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里的经济关系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异己经济力量决定社会生活和观念，并非是指认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仅仅是在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社会赋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本质和特定社会中“第二自然辩证法”的运动法则（“自然法”）。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它在工业生产和科技革命的全新物质实践基础上，以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世界为特定对象，深刻地透视了人与人的关系场境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物相化，同时，历史现象学也以科学的批判认识论，透视经济物相化编码背后的客观异化逻辑和物化误认之上的经济拜物教。如果说，历史现象学中的异化概念，在此是从主体向度观察第二大社会赋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第一大社会赋型中在场的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和主体性劳动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发生的“我—它”自反性悖结，而事物化理论则是从客体向度观察人与人的关系在同一个商品交换过程中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直接经济物相化现象，不同于不可见的异化关系，此—彼错位关系中事物化现象是直观可见的，或者说，相对于隐性存在的异化关系，事物化颠倒是更接近社会生活的物役性表象的，以经济事物的无序自我运动为本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也是直观可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现象学中的异化构式是经济关系事物化现象的内在本质，而当人们在经济物相化迷雾中将异化—事物化中经济事物所具有的特定经济定在误认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时，就产生了经济物相化中的物化幻象，它在日常经验层面塑形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经济事物拜物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第二大社会形式的“事物的依赖性”表征恰恰是外部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假象。揭露这一“此—彼”错位假象，进而透视将事物化颠倒的结果视作自然性的物化误认（经济拜物教），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主要解码（decode）任务。关于经济物相化中的异化、事物化和经济拜物教的关系问题，我们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再次遭遇到。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物化’（Verdinglichung）或‘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开始了；
他们败而未亡，他们惑而未盲，社会地造成的‘经济的自然因果性’（Naturkausalität）与一种自然力量（Naturwüchsigkeit）的统治——在恰当的时刻，人们应当将它扬弃——得以运行。换言之，在阶级社会时代进程中，价值规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10］（P4）。在这里，索恩-雷特尔的观点是深刻的，但他并没有仔细地区分异化与事物化、物化在马克思文本中细微的差异性，更没有意识到，价值规律只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历史性的根本规律。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确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并不是否定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而恰恰是使其成为自身的基础，只是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特殊场境关系存在论。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历史性的“经济决定论”，无限制地扩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恩格斯语）［13］（P98），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误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最大失误。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经济物相化的本质，是生产劳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起来的用在性社会关系场境的事物化。依我的理解，这种可见的事物化（I）只是经济关系异化的结果。马克思分析说，“为什么人们信赖事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事物是人们互相间的事物化的关系，是事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联系”［3］（P110，中译文有改动）［4］（P93）。这个“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联系”，即人对自然的劳动塑形和构序作用所生成的用在性社会场境关系赋型，在商品身上表现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则是这种特定用在性关系相互交换的客观抽象的历史结果。重要的是，人们并不认识这种发生在他们之外的客观抽象的结果。这正是我指认的历史辩证法颠倒为在人之外的经济事物自我运动的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真正起步。由此，从商品、货币再到资本的矛盾运动，利润（剩余价值）变形为商业利润、地租、利息和税收，价格和工资在市场自由竞争中的无序返熵波动，资本的信用关系场境中股票证券等圈钱游戏，生产与流通中从过剩、危机再到复苏的周期性反复，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活动中的普遍关联和矛盾转换，完全成为一种在人之外经济事物自发塑形、构序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客观进程，最终，资产阶级将在这一进程中走向必然的自我消亡。对此，恰恰是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卢卡奇曾经说，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根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社会过程完成的抽象，这种抽象就像碾过一个人的汽车一样”［14］（P673）。可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社会历史中出现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然而，这一切在商品和货币这样的经济事物本身上统统被遮蔽起来了。因为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场境现在客观地颠倒为事物（商品）与事物（货币）之间的关系存在论编码伪境，人的能力假性式地转化为金钱的事物性的万能，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表现形式上特有的Versachlichung。我以为，这个特殊的客观经济事物化关系场境颠倒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中最重要的前提性环节。之后，事物化（I）了的货币会在资本形态中再一次变身为物（原料、厂房和机器等）进入生产过程，通过吸吮活劳动之血增殖自身。那将是历史现象学要面对的经济物相化中第二个事物化（II）关系颠倒的更深本质层面，也是“第二自然辩证法”运动更畸变的赋型。马克思分析道，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关联本身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s），金钱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抵押品”［3］（P110，中译文有改动）［4］（P93）。这是马克思在《大纲》正文中第一次使用这个特殊的Versachlichung。在前面的“导言”中，马克思两次使用versachlichte［4］（P28）。在市场交换中，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中获得商品时，就必须将这种抵押品留下。乍看起来，“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3］（P110），并且，“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3］（P108）。这恰是产生人依存于经济事物，或马克思指认的事物的依赖性（第二大社会形式）的真正构式缘起。你一旦拥有货币，就拥有了支配财富的权力。货币就是权力！“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3］（P111）。这就是事物化I背后的货币权力异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3］（P110）。在这一段讨论中，马克思连续5次使用异化概念来表达这种事物化关系颠倒背后的异化性质，这也证明了上面我指认的经济关系异化是事物化现象的本质的判断。从概念考古的词频统计上看，马克思在《大纲》中14次使用entfremdung（异化）概念。一方面，可以感觉得到，马克思在逐步强化自己对异化话语的场境作用。应该说，马克思在这里突然指认的货币权力异化，在潜意识场境中，可能会有从《论犹太人问题》到《穆勒笔记》中金钱异化的影子，但这里的货币权力异化已经不是交往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现实交换关系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事物化颠倒结果。固然，这种交换关系（价值）的本质是抽象的劳动时间，但马克思还没有真正在经济学语境中再一次打通走向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异化的通道。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这是马克思对斯密—黑格尔那个“市民社会II”的市场交换关系场境本质的深入探究。在斯密看到“看不见的手”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这只神奇之手的历史性变身前传；
在黑格尔看到原子化个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复杂的经济关系场境的事物化颠倒和“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编码转换。马克思对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话语的彻底超越就发生于此。这也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科学认识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前所述，交换价值（价值）是劳动交换活动中客观发生的抽象结果。这种抽象出来的特殊交换关系结晶为事物性的货币，这是第一次异化，并且货币在自身的发展中再一次异化为支配人们生存的外部权力。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异化的本质，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性发生的商品交换关系、货币关系和之后的资本关系，隐匿在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中伪在场的事物性关系编码的背后，充当不可见的无脸统治者。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需要捕捉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还意识到，这一点也正是黑格尔观念唯心主义所表征的“抽象”成为世界本质的逻辑构式缘起之一。这是一个对资产阶级社会奴役本质的深刻认识。马克思说：
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事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事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P114，中译文有改动）［4］（P96）
如果说，在“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大社会形式中，人们还是依赖于血亲和宗法关系编码的直接联结，而在“事物的依赖性”为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货币权力关系的双重异化中，“外表上独立的个人”却是间接地受制于经济事物背后的金钱关系的统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看不到的事实是，这种金钱事物的异化本质不过是“他们相互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也就是说，现在真正统治人们的力量是客观抽象出来并异化和事物化的交换关系（价值—货币—资本）。统治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抽象（本质）”，恰恰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事物的篡位（货币与资本物）——观念性——事物的象征——符号（信用）。从本质上看，这真是一种现实中发生的“观念决定论”。在这里，马克思应该意识到，这正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逻辑构式最大的现实基础。还可以联想到的相似问题有，从工艺构序到科技构序的客观抽象I以及知识抽象，后来在资本关系的支配下都变形为“一般智力”的无脸科技意识形态统治。这可能是马克思“抽象成为统治”构境中一个没有被直接涉及的方面。这应该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意识形态批判和福柯知识—权力批判的隐性逻辑前提。并且这种关系的客观抽象在经济生活中被再次事物化，人们以为这种颠倒的经济物相化迷雾中呈现的事物化关系（货币和重新变身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关系）就是神灵般的真实存在，经济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话语编码就由此而发生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力量和宗法关系直接压迫人的状态是过去社会历史的特点，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交换关系的抽象采取反向事物化关系的形式，间接地统治和压迫人。这种抽象的“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与过去那种外在的专制强暴相比，似乎是一种更加公正的“无人统治”的客观支配。人们似乎更加盲从于这种看起来“公正”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自然法”）。对此，索恩-雷特尔说，“商品流通得以在其中形成网络（nexus rerum）的社会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关联（rein abstrakter Zusammenhang），在这关联中，所有具体的东西都掌握在私人的手中”［10］（P9）。这是指认资产阶级社会中看起来私人占有财富的背后，实质上是抽象的资本关系网络统治人。普舒同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这里的“抽象统治”的观点，“所指的是抽象的、准独立的社会关系结构对人的统治”，“这些社会关系形式代表了异化这一自发统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历史具体化形式”［15］（P146-147）。这些理解都是异常深刻的。
在“货币章”的最后，马克思突然提醒我们，作为资本的史前变身，货币从劳动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异化和事物化为人之外的统治权力，这还仅仅是停留在商品流通的领域中讨论的经济物相化问题。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这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的表象层面。马克思分析说，商品流通
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性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
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整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
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3］（P147-148，中译文有改动）［4］（P126）
马克思认为，在这里，流通运动作为一种全面的商品转让和普遍占有，每一个商品拥有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自觉构序意志（爱多斯）和特定目的，可是他们追逐利益活动的“相互冲突”，在客观上却是盲目和返熵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盲目的激情”）“第二自然辩证法”中的Totalität（总体性），恰是这种熵化的冲突在流通过程的总体上自发地生成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异己的社会强制权力，这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货币。然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流通运动可以说明货币的历史形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流通领域并不生产商品和任何其他东西，“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3］（P210）。其实，这是马克思此时最想大声说出的历史现象学断言。金钱的确历史地生成于商品买卖的流通领域，可是，金钱象征和篡位的经济构式负熵质中的社会财富本身却不可能在这种买卖关系中生产出来，因为买进卖出的“流通的要素”在进入这一领域时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所以，要想透视事物化背后货币异化权力的本质，从而进一步捕捉那个真正支配创造了“流通要素”过程的愈益隐秘的权力关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普照的光”的资本，即同样抽象不可见的“带来新的货币的货币”，则一定会超出流通领域。后来马克思说，“这个流通是一团云雾，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整个世界，资本相互联系的世界”［16］（P28）。这里马克思指认的“一团云雾”中的流通领域，正是我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生成的神秘迷雾的发端，因为之后我们还会遭遇最复杂的整个“资本相互联系”世界。这是海德格尔从未进入的“在世之中”。
当货币不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工具，而是转为从生产领域“带来新的货币的货币”积累起来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马克思将带着我们进入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透视的一个全新的层面：支配和奴役雇佣劳动的资本关系。马克思说，在货币积累（aufgehäuft）的“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3］（P169）。资本规定已在兆示新的社会关系场境赋型，即资产阶级特有的以货币支付工资（Lohn）所购买雇佣劳动（Lohnarbeit）。这里，我们自然会联想到10年前那个在《工资》手稿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思想实验。有所不同的是，这里资本关系与雇佣劳动构式的出场，已经不再是突然而至的理论顿悟和简单的政治断言，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逻辑构序中商品——交换价值——货币——“带来货币的货币”的必然环节呈现的。此时马克思特别指认说，
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3］（P175-176）
虽然在先前的经济社会形式中，商品流通中的交换已产生了异化和事物化的货币，但货币作为积累起来投入生产过程的“发达的生产要素”，其基础必然是全新的雇佣劳动，即与资本成双结对出现的以生产抽象的一般财富——货币为直接目的的劳动，“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3］（P176）。这正是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定在的塑形基础。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
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3］（P178）。在整个“货币章”，马克思极其缜密地演绎了从产品（具体劳动对象化）的使用价值到商品（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交换价值，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反向对象化结晶的货币异化与事物化，最终，作为“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关系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终于出场了。那什么是资本，它怎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就是《大纲》下一章“资本章”讨论的内容了。
在整个《大纲》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处于一种极其自由的学术探讨和深入思考的复杂思想实验状态之中，他自如地驾驭各种哲学、经济学话语，从不同视角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物相化掩盖起来的剥削关系。对此，默里有过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在《大纲》和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遭到了用不同方式说话的马克思，他的话语像是在家中的自由交谈，很少学究气，而且更多的是从哲学、辩证法以及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讲的”［17］（P214）。当然，这只是停留在话语表象上的特点，默里没有进入过我们这里抵达的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思想深境。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后来在阐释性话语中向经济学界和普通读者介绍自己所取得的经济学成就的写作状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刻意压抑了这里我们看到的《大纲》中的哲学话语和深刻的思辨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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