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姗姗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一波世纪大疫引发一场世界灾难：经济重挫，人间失格，自由主义者粉墨登场、恣意狂欢，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莫非人类再次遭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小说竟然一语成谶？重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果然发现：当经典遇上瘟疫，经典还在言说，萨比娜形象依然充满生机。重读经典已不再沿袭揭示人物生命意义（轻与重）的寻常路径，而采取探寻人物性格特征（自由与分裂）的全新视角。借助文本细读与理论解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展作品世界的典型意义并提升经典阐释的现实价值。
自由主义者的底气来自于存在主义。正如A.W·施莱格尔所言：“生命之根遗失在黑暗中，生命的魔力依赖于难解的神秘之物”[1]。在萨特理论盛行之前，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斯们编织着另一种存在主义的神话，以确证“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面对“自由”，自由主义思想家费希特生动委婉地说：“只要提到自由二字，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1]；
美国革命家亨利面对广场听众则一语铿锵：“不自由，毋宁死！”[2]
假如不愿跟随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步入自由主义“意义的迷宫”，那就听从米兰·昆德拉的指引去探究萨比娜的形象魅力。在昆德拉这部名著中，一个萨比娜就是一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昆德拉与伯林、海德格尔可以合伙共谋，让人一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浪漫主义互动共舞的生动景观。
（一）一个“空间概念”——侵占
萨比娜画室中央，摆放着一张“宽大的方形沙发，高高的，就像一个看台。”[3]这张沙发床，它首先占据着萨比娜的“灵魂空间”。它高大、独据中央、匠心独运：既是反叛世俗的武器，又是灵肉纠缠的舞台。这简直就是浪漫主义画家的杰作，纯粹地表现与豪放，就像十九世纪中叶一首法语小诗称道的那样：“艺术家必须只倾听他的自我，仅仅是骄傲已填满浪漫的灵魂。”[1]
这张床的空间概念不仅只是浪漫，而且为着“侵占”。它牢牢占据着萨比娜情人们的“视域空间”。它高大、独据中央、傲视一切：既是索债追偿的据点，也是睥睨众生的看台。“宽大的”床象征着“无限”占有、人皆可夫，“高高的” 看台意味着情人们必须时刻仰视、匍匐在她的脚下。这张硕大无朋的床还要占据所有情敌的“精神空间”，令其恐惧臣服。从此，一张噩梦之床让特蕾莎挥之不去：每次都重复着萨比娜的得意和特蕾莎的痛苦。
一张床的空间概念揭示自由主义者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私、侵占。根据捷克人文学者丹尼尔·沙拉汉的洞见，这种本质植根于个人主义。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既然以个人的名义诉求自由，无可避免地要以个人主义为底色，以浪漫主义为标志。
（二）一段“黑色幽默”——浪漫
与沙发床同样怪异的是床头柜上安在假人头上的陈旧的黑色圆礼帽。它是萨比娜偷欢调情时不可或缺的道具。以致在巴勒莫偷情时，面对镜中“只着内衣、头顶礼帽”的萨比娜，弗兰茨“再一次惊诧地发现”：“她宽衣并非为了向他求欢，而是要和他开一个古怪的玩笑。”[3]——就像果戈理在小说《鼻子》中让鼻子把自己从别人脸上扯下，在大礼帽和大衣里浪漫旅行——一样古怪好玩。但伯林说，这并非纯粹的古怪故事，“而是对无法改变的事实的一场入侵、一次攻击。”[1]这顶礼帽是当过镇长的祖父的遗物。亲人们争夺遗产时萨比娜只拿走这顶礼帽。当时带走一顶礼帽就像挥动一根“上个世纪花花公子的漂亮手杖，使她显得与众不同”[3]；
如今展示一顶黑色礼帽如同讲述一段“黑色幽默”，其要义在于显示了乔伊斯一般的功力。“一秒钟的现在时间在乔伊斯的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无限”[4]；
而萨比娜也要让“过去的瞬间”化为“小小的无限”：一顶旧礼帽，既代表着过去的荣耀和悲伤，也承载着现在的任性与浪漫。
一顶陈旧礼帽与一个浪漫胴体的组合显得怪异。但唯有这种怪异才能抚伤疗痛。德国批评家约瑟夫·纳德勒说，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德国人的“思乡病”——“对于他们的原乡、古老的德国中部的怀念。”[1]离经叛道、了无牵挂的萨比娜与老家故国唯一且全部的联系都系于这顶礼帽。因此，借助一件古怪“道具”寻欢作乐，与其说在麻醉身体，不如说是救赎灵魂。要说一顶礼帽与一张巨床的组合，更是一种绝配——简直就是萨比娜的化身：既自私，又浪漫。但浪漫主义者时常矛盾纠结——灵魂呢喃着诺瓦利斯的絮语：“我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1]；
身体却不听使唤，反向走上离乡去国的不归路。
（三）一程“疏离之旅”——背叛
费希特认为，现实中“绝对地存在某种矛盾或冲突。正是在抗拒之中，‘自我’与‘非我’浮现出来。”[1]萨比娜14 岁早恋。父亲反对早恋，还嘲笑毕加索的绘画。当“非我”强行突入生活，“碰撞”中“自我”凸显并诉求自由：反对“奴役”，摆脱“囚禁”。萨比娜由此触及“自由”的基本含义[5]并开启背叛之旅。
“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3]中学毕业后到布拉格美术学院学画，摆脱家庭“囚禁”，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既然“无权去爱同龄男孩，至少可以爱立体派美术”。为了背叛，“她嫁了一个平庸的布拉格演员”，只因他离经叛道、声名狼藉。之后，父母双亡，家庭已无所背叛。于是，因渴望背叛，她“叛己所叛”。
某日，发现丈夫不再是“乖张的浪子”而只是“烦人的醉鬼”，萨比娜立即结束婚姻、离开丈夫；
某时，弗兰茨要跟他结婚，“她再度听见远方吹响叛逆的金号角，清楚自己无力抗拒那号声的召唤”[3]，不辞而别、移居巴黎。三年后，托马斯和特蕾莎坠车双亡，她与过去切断最后一丝的联系。踯躅于蒙巴纳斯公墓，萨比娜时而孤独伤感、怀春恋旧，时而又害怕死后巨石盖棺。她害怕孤独，更惧“禁锢”，迅即又背离巴黎、移居美国。在纽约，她应邀长住乡间别墅为一对爱画的老者作画。面对画室外白色木屋灯火闪烁的窗户，萨比娜几度心生感动、泪湿双眸：她渴望“宁静、温馨、和谐的家”。可是，越是思乡恋家，越是对老家故土日益淡漠。“老先生去世了，萨比娜也就离开……越是往西，离波希米亚就越远了。”[3]
萨比娜拥有伯林意义上的“完全自由”：既有“免于……”的消极自由，又有“去做……”的积极自由[5]。但是，没有目标的出发不叫出发，不可理喻的背叛岂是“自由”。因为，萨比娜的每次背叛都是一程“疏离之旅”：背叛初心，远离故人。从中可见其灵肉分离和人格分裂：灵魂总在“寻找父亲的老宅”，身体却背道而驰，一路向西，永不回头。
萨比娜既是自由的，又是分裂的。自由时，无拘无束、洒脱奔放；
分裂时，人格两分、矛盾反常。这种分裂，内在于“自由”本身。伯林刻意区分“两种自由”概念并反对“高级自我”“被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从而侵占消极自由的疆域[6]。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总是焦虑并预设一个并非完全真实的前提：“自我” 分裂一定是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对立。其实，如果超越政治论的框架而从存在论的角度观察便会发现，发生在萨比娜身上的“双重分裂”，无需“外力”施加，也一样内在、固有。
（一）“自我分裂”——反常
萨比娜的画室里，所有的画作都是“两个主题、两个世界的即时融合”，显得怪异滑稽，还有“一幅画着苹果、胡桃和灯火闪烁的圣诞树，牧歌般的静物画，背后却是一只痛苦挣扎的手。”[3]她说自己是在“把玩”一种“裂缝”艺术：让人从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裂缝”中看到“某种神秘或者抽象的东西”。这正是萨比娜的世界：画如其人，阴阳两面、杂错混搭；
人如其画，人格分裂、矛盾反常。
“反常”源自浪漫。顺着海涅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是从基督的鲜血中萌发出来的激情之花，是梦游的中世纪诗歌的苏醒，是梦中的塔尖，用露齿一笑的幽灵那种悲戚的目光注视着你。”[1]“分裂”也另有内涵。萨比娜的分裂并非伯林意义上的“两个自我”的较量，而是自身的“情智分裂”：情与智是“自我”的一体两面，都固在于自我之中。它是“经验的自我”自身包含的两种反向的意识和力量之间的矛盾纠结，是浪漫的欲望和激情与人之常情、物之常态、事之常理之间的相互缠斗。此间，我们所看到的在蒙巴纳斯公墓孤独伤感、怀旧恋故的萨比娜，在乡间别墅画室前注目灯火、泪湿双眸的萨比娜……都是“自我”在纠结缠斗中的“灵光一闪”，表示对常理、常情、常态的认同。不过，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正常只是偶然，反常才是常态。因为，萨比娜的分裂，深植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此在”与“做人”之间的分裂，根深蒂固、不可磨灭。
哲学家A.J.赫舍尔说，人的存在是“做人”[6]。做人，需要与人共事和交流。以赛亚·伯林说：“就此而言，那么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共同交流以及某种程度的共同价值观，否则人类之间就不可理喻。一位不理解别人所言为何的人很难称为人类；
他被定义为‘反常’。”[1]然而，浪漫主义者却认定人的存在是“此在”——非海德格尔意义的“此时此地的存在”：生于“此处”便要称雄一方，长于“此刻”就要显赫一时。因此，萨比娜信奉自由意志和即时行动；
视许多正常为媚俗，把一切背叛当自由。可是，当“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人类岂可完全免俗；
在背叛一切、叛无可叛之后，萨比娜并非走向自由而是迈入“虚空”。
对于人类的非理性和恣意妄为，海德格尔诘问：“此在本身自由地决定过或能够决定是否开始存在吗？”[6]米兰·昆德拉也指出，人类并未如笛卡尔所言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上帝已死，“地球在空无之中前进”，人类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7]人类正在“退出世界”，领头打阵的正是浪漫自私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知“存在”不懂“做人”。用艾布拉姆的话说就是“那个曾经很健康的人，现在病了，而在这一现代病的核心处则是他的破碎、分裂、疏远或者（用这些类似术语当中最富情感的一个词来说）‘异化’。”[8]
（二）“人我分裂”——异化
这是存在论意义上“此在”与“共在”之间的分裂。在对待世界和他人的态度上，海德格尔谦卑地说：“世界世界着”[9]，萨比娜却傲慢地宣告：“我在这里！”（此在）她因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而感到世界与她格格不入。黑兹利特曾经断言，浪漫主义者“一定是孤独寂寞、不得安宁、备受折磨和饱经苦难的。”并指出浪漫主义的自我最终要走的道路：“他被抛回到他自身和他自己的思想当中。”[8]
伴随背叛与疏离之旅，萨比娜正逐步退居“内在城堡”，一头钻进“反媚俗”的世界。因此，就连对寻常世界的声、光的感受也与众不同。巴托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或是披头士的一支歌，就能让弗兰茨“自我陶醉”。但萨比娜却在憧憬“另一个时代”——“那时的音乐就像一朵玫瑰盛开在寂寥的茫茫的雪原之上。”可是，现在的音乐是“以音乐为名的噪音”，“到处都是高音喇叭。音乐仿佛是一群放出来扑向她的猎犬。”[3]萨比娜还憎恶极端的强光和彻底的黑暗。偷情寻欢时弗兰茨总是紧闭双眼，享受着“在无边的黑暗中渐渐展开，融化，化作了无限”；
萨比娜却从一个紧闭双眼的男人身上发现“视觉丑陋”，也闭上双眼。“但这种黑暗并不意味着无限，而仅仅是对她所见的东西的拒绝。”丧失对声光的正常感受能力，隐喻着与世界的疏离、跟人类的分裂。
萨比娜常常偏执躁狂、愤世嫉俗。异国朋友寻常的一个手势、一句话语，可以无端被理解为“对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女人”的奚落和冒犯。在一次布拉格流亡者同胞聚会上，一言不合，萨比娜便反唇相讥，因此闹得不欢而散、中途退场。但她不因言论不公与行为过激而自责，反而兴奋不已、自鸣得意。萨比娜正在丧失常人的认同能力，并从根本上丧失与他人共处的能力。
丹尼尔·沙拉汉认为，“我们几乎可以把社会异化这一苦果的起源，追溯到个人主义的种子开花那一刻。”[8]个人主义者坚信特里林的逻辑：“文明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只有通过颠倒它公开宣称的所有原则，我们才能从中夺回个人的完整性。”这种“颠倒”，“既是个人主义遗产的最终胜利，也是现代异化的开始。”[8]沙拉汉指出：“在他们激昂而桀骜不训的热情中，浪漫主义者成了个人新近被唤醒的力量的证明……就在他们陶醉于自我所取得的中心地位的同时……也使个人主义到达了它最后的兴盛期。”[8]这个论断既是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纠缠互动的简要图谱，也是它的宿命预言。
人在世界中。昆德拉说：“我们的存在所在的世界就有了历史的特质，而小说人物的生活则在一段标上了日期的时间里展开。”[7]萨比娜存在于一个历史“至暗时刻”：祖国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受伤的民族情感”酝酿着浪漫主义情怀，并最终激发自由主义者的意志行动。可以说，一个“至暗时刻”成就一个“黑色典型”：自私贪婪、任性傲慢，人格分裂、矛盾反常。“萨比娜形象”的哲学意义在于揭示“可能之境”与“存在之窘”；
其美学意义则是以一个“典型”建构一种“类型”，以此观照世界、抵抗遗忘。2020 年，一个世纪大疫席卷全球，历史再次来到一个“至暗时刻”，人们因而惊讶地发现：萨比娜从小说世界走进人间天地，由个人领域迈向公共空间：一个“萨比娜形象”漫漶成一种“萨比娜现象”。
（一）现象一：反智主义卷土重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疫，美国防疫专家说：必须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政客说：戴口罩和禁足令关乎政治问题。疾控专家说，美国疫情源头来自欧洲，蓬佩奥之流却言之灼灼：病毒来自武汉，应向中国索偿。专家表达的是科学道理，政客却胡言乱语。这似乎匪夷所思。但艾萨克·阿西莫夫指出，“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10]“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10]正因此，拒戴口罩者比比皆是、“反禁足”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也正因此，政客们随心所欲地胡言乱语、恬不知耻地对疫情采取甩锅和政治化的态度。
政客们正在玩弄权术、操控无知。2016 年竞选，特朗普“与反疫苗斗士站在一边”，今日又与反禁足令者站在一起，高擎的是民主自由大旗，谋取的是党派政治私利。自由与民主，一个华丽的名字，如今已名不副实。正如哈耶克早在1960 年的预警：“对今日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现代政府中最必不可少、最有力量的那些人”[10]。而以“民主”和“公平”的名义追求平等与正义，在尼科尔斯看来也毫无指望。再次回到反智主义的话题，可以断言：民众/精英与专家/科学的“关系崩塌”，不仅意味着自由主义者的情智分裂，而且意味着“民主社会停滞紊乱”“衰弱近在咫尺。”[10]一个最直接且严重的后果是，美国成全球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几千万人染疾，百余万人丧命。
（二）现象二：悲观主义沉渣泛起
2020 年，一场世纪大疫开启一个新的 “怨憎时代”，其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把中国视为首要的“怨憎对象”：瘟疫让它“受害”，经济使其“吃亏”，政治令它不爽。它怨憎中国，也怨恨世界。作为个体的怨憎心理是现代性的一个苦果：“因妒忌和羞辱感以及无力感的强烈混杂而造成的对其他人的存在的怨恨……它毒害了文明社会并且削弱了政治自由。”[11]这种个体情感一旦升级为“国家意识”，便成“全球性的瘟疫”。一个超级大国带着浓重的怨憎心理在全球遍施经济和政治暴力，将给世界造成强烈动荡和深重灾难。人们也因此想起弗洛伊德的预警：“人类原始的野蛮的和邪恶的冲动从未消失。”[11]
一个“至暗时刻”被一场世纪大疫裹挟而至，浪漫的自由主义者顿时变成恐怖的悲观主义者。伯林说，“妄想狂”是悲观主义者的典型症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隐蔽的敌人”，认为“这些隐蔽的力量它们总是在愚弄我们。”[1]怨憎心理是悲观主义结下的奇葩，许多“怨憎对象”往往被臆想出来：如果不赶紧与这些“敌人”切割分手、分道扬镳，那迎面而至的定然是个“飘忽不定的路径标记”——“它们通往一个无法拒绝而又往往是痛苦的过去，一个困惑的现在，和一个充满未知风险的未来。”[11]
现在的悲观梦呓源自曾经的浪漫幻想。西方自由主义者总是幻想着“全球化的民主”；
美国政客不仅希望“西方模式是市面上供应的唯一商品”[11]，还要追求持久的世界霸权。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此，西方世界常常抑郁躁狂。克莱斯·瑞恩警告说：“一种健康的文明不会让其民众逃进乌托邦的世界”。因为，“幻想不可企及之梦，畅想绝不可能之事”，将可能“引火上身并殃及他人”[12]。
（三）现象三：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特朗普的上台宣告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同气相求，美国推行极端的经济保护主义和政治孤立主义。几年来，美国很忙，世界很乱。特朗普四面出击、索债追偿（增加关税），退群脱钩、持续战斗（打贸易战）。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但柏林用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时也会蕴涵保护主义的元素[1]。
在美国政客眼中，做生意可以不讲人情、不论道义，应当“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理性算计[1]。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如同乔伊特眼中的 “一种单身酒吧”：“他们——用行话来说——勾搭，回家，做爱，不再相见，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回到酒吧再遇见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由失连组成的世界。”乔伊特警告说，“在这个连接/失连的世界里，我们应该为愤怒的爆发和‘狂怒运动’的出现做好准备，它们可能从已被削弱的民族国家的灰烬中迸发出来。”[11]这正是全球化的悖论之一：人际之间，看似贴近、实则疏离。用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话说就是，“以一个漂亮的黑格尔式的动作，当资本主义战胜了它的外部敌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其中的时候，那种分裂回到了它自身的空间当中。”[11]
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同台共舞确实给美国带来短暂的经济利益和有限的政治虚荣，但也给自己造成现实的麻烦和潜在的危机。特朗普政府狭隘的目光和好斗的本性，已经宣告“对相信思想、相信思想能够领导世界的时代的一次彻底告别”[5]，并正在把美国带进“森林间的孤寂”——一种浪漫主义意义上的 “半愉悦，半恐惧的孤独”——的可怕境地。在蒂克的短篇故事集《金发的埃克伯特》中，一只金鸟来到埃克伯特面前，唱着“森林间的孤寂”。傲慢的英雄一怒之下杀死金鸟，“于是各种不幸接踵而至。他不断地杀戮，不断地破坏，各种神秘的力量纠结成恐怖的罗网，他陷入其中，他试图挣脱，他犯下越来越多的谋杀”——“他挣扎，他战斗，最终死亡。”[1]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把 ‘生活世界’放在一个永恒的观照之下，并且帮我们对抗‘存在的遗忘’。”[7]正是在“观照世界”和“对抗遗忘”的意义上，“萨比娜形象”——一个“共时性截屏”，突破时空维度的限制，开启“历时性展播”的模式：一个“萨比娜形象”不仅活在一部经典里，而且活在一个世界中。不过，从“萨比娜形象”到“萨比娜现象”，这是经典的胜利，却是人间的悲剧。那么，假如世界无“轮回”，请将“萨比娜形象”当做历史；
假如世界有“轮回”，就把“萨比娜形象”视为警示。
一个是自由的萨比娜，一个是分裂的萨比娜：一个躯体，变幻出两副面孔；
一个灵魂，裂变为两种人格。生病的是“分裂的”萨比娜，但病灶在“自由的”萨比娜身上：因为，“自由”的观念已经分裂，“自由”的精神正在沦丧。因此，无论“自由”的名字多么美丽诱人，都请记住：当人们呼唤自由时，请别忘记托克维尔的警告——“生于自由之中，人们必须习惯充满骚动、变化和危险的生活”[11]；
当人们赞美自由时，也要警惕希加列夫预警的另外一种可能——“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