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帅
宣大总督是宣大山西总督的简称，是明朝设置于九边之“中三边”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辖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在明代北边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隆庆和议”是明代北部边防史上的大事，明朝与蒙古右翼三万户（即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三个万户）之间实现了由敌对到友好的转变，从宣府至甘肃一线长时间维持着和平局面。双方使节往还、通贡互市，加强了蒙、汉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长城内外的一体化进程。“隆庆和议”颇得历史学界的肯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各方如何促成这一事件①例如王天有探讨了明穆宗通过调整边防策略，实现了俺答封贡（《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唐玉萍认为俺答汗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促成了通贡互市的实现（《俺答汗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胡凡指出内阁与边臣的密切沟通、皇帝的坚定支持是俺答封贡能够实现的条件（《试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而晓克则注意到除俺答汗之外，其他蒙古首领也积极参与及推动，起了积极作用（《“隆庆和议”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6期）；
日本学者城地孝则详细讨论了实现俺答封贡所经历的中央廷议环节（《俺答封贡与隆庆五年（1571）三月的廷议——兼谈〈兵部奏疏〉的史料价值》，《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但却对“隆庆和议”确立的“贡市”局面如何维持关注不够，在仅有的少量论著中，学者们也只是注意到蒙古右翼首领对于维持“贡市”所作出的努力①薄音湖、徐凯探讨了三娘子在维护“隆庆和议”局面中的作用，参见薄音湖《三娘子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1年第4期，徐凯《论蒙古三娘子的历史作用》，《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而杨绍猷则论述了俺答汗维护明蒙贡市中的作用，参见氏著《俺答汗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却忽略了明朝一方为维持“贡市”局面所作出的贡献。就明朝的实际情形而言，宣大总督王崇古是“隆庆和议”的主要推动者，而之后“贡市”局面能够维持，历任宣大总督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值得我们给予较多关注。
隆庆四年（1569），明朝妥善处理了“把汉那吉”事件，俺答决定向明朝称臣纳贡，宣大总督王崇古考虑得更为长远，责令俺答会同其他蒙古部落一同进贡。蒙古土蛮汗非俺答力所能致，但是其他部落均在俺答的统领之下，“老把都系俺答亲弟”，“吉能众酋……俱系俺答嫡亲弟侄”，“其亲族兀慎、摆腰、永邵卜、哆啰土蛮等酋……尤为俺答本统亲枝”②（明）郭乾等：《兵部奏疏》，《酌议北虏乞封通贡事宜以尊国体以昭威信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7年，第212页。按：《兵部奏疏》为抄本古籍，未添加奏疏题名，原始的奏疏抬头颇长，如本注释的原始抬头为《兵部等衙门太子少保尚书等官臣郭等谨题为遵奉明旨酌议北虏乞封通贡事宜以尊国体以昭威信事》，为简练起见，笔者谨按照明人文集中奏疏常见的缩略办法将其酌情简化，以便于读者阅读，此书以下注释皆同。，俺答俨然是蒙古右翼的大家长。因此，蒙古右翼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三个万户在俺答汗的号召之下一起向明朝称臣纳贡，明朝授予俺答以“顺义王”的封号，以其约束诸部，成为“隆庆和议”蒙古一方的主持人。在初封顺义王之时，俺答即差亲信打儿汉首领等宣誓：“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者，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③（明）王士琦撰，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三云筹俎考》卷2《封贡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此后，凡遇到右翼各部犯有过错，“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之俺答，严加罚治，即委首听命”④（明）陈子龙选辑，虞万里等整理：《明经世文编》卷321《为陈边务申虏情以定国是以永大计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3593页。，顺义王俺答即约束、惩治违规的部落，维护着“贡市”的进行。
宣大总督是“隆庆和议”的发起者，自然也是宣大地区的“贡市”主持者，举凡进贡、开市、抚赏等项事宜均由其负责，无须赘述。但是除此之外，宣大总督还担负着协调其他边镇与蒙古右翼关系的重任。如果其他边镇与蒙古右翼诸部发生纠纷，需要顺义王进行约束、调停的话，往往是通过宣大总督来知会顺义王。宣大总督郑洛称：“臣所督者既系虏王，则宣谕责成敢复推诿？”⑤（明）郑文彬：《筹边纂议》卷7《总督宣大尚书郑洛议察虏情》，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9年，第765页。，“所督者既系虏王”，显示出宣大总督与顺义王之间的重要关联。宣大总督无形之中成为明朝一方进行“贡市”的联络人和负责人。
早在万历初年，俺答之子宾兔台吉活跃在青海一带，与甘肃镇发生了一些冲突，甚至进逼四川松番等处，四川巡抚曾省吾便上疏责令宣大督抚处置。而时任宣大总督方逢时回应称：“彼盖徒知顺义之在宣、大，而不知抚处之权在甘、宁也”①（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13《上内阁张太岳论西虏事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希望甘、宁地区也能抚处蒙古部落，不要将抚处之责全部归于宣大。这暗示出，其他省镇实际上将抚处蒙古看作是宣大总督分内之事。顺义王俺答有西行青海的打算，陕西三边总督石茂华也将“阻虏之计责之宣大”②（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13《上内阁张太岳论西镇虏情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希望宣大总督劝说俺答不要西行。宣大总督郑洛也称：“虏王西牧，彼中何以应之？庙堂深以此事为忧，而以挽留之计属之仆，已专使与言之”③（明）郑洛：《郑襄敏公赤牍》卷10《与李两山兵备》，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可见明廷也是以宣大总督来联络顺义王的。明人艾穆称：“二镇（指宣大，笔者注）通市则九边无恙，二镇闭关则三陲弃城”④（明）艾穆：《艾熙亭先生文集》卷3《贺少司马吴环洲总督宣大军门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可以说，在“隆庆和议”之后，宣大地区关涉整个九边的安危，宣大总督因明蒙贡市减轻了防御压力，却也增加了联络顺义王、协调明蒙纠纷的负担。
在防御策略上，宣大地区与陕西三边地区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从“隆庆和议”之前就有所显现。比如，陕西三边地区从成化年间起就屡有“搜套”之举，嘉靖年间总督曾铣甚至因此惹上杀身之祸，“捣巢”、“赶马”更是边将擅长之事，“主战”似乎是这一地区的倾向性选择。而宣大地区却有所不同，这一地区常有通贡、开市的例子，无论是弘治年间小王子“求贡”于大同，还是嘉靖年间大同巡抚史道主持的马市，抑或是俺答遣使石天恳切地屡次“求贡”，宣大地区似乎形成了通贡的惯例。这从嘉靖时期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可以看出端倪：“虏自今年四月遣人求贡，继复投递番文，如所译辩，情虽难知，语亦颇顺”，又称“万一出自诚心，相戒勿犯。仍俟秋尽，沿边一带，果皆晏然，不闻他警，则是夷使之言顺有证验”⑤（明）翁万达：《翁万达集》卷6《夷人求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在“北虏”势力最盛之时，宣大边臣仍是相信蒙古“求贡”诚意的。
在“隆庆和议”谈判的过程中，宣大总督王崇古希望俺答率领其他蒙古部落一同进贡，同时咨文陕西三边总督王之诰：“通行该镇沿边将领今后不许差遣丁夜出境烧荒、赶马、捣巢，阻坏贡议”⑥（明）郭乾等：《兵部奏疏》，《套虏输款求贡乞赐廷议早定大计安虏情销隐忧以永固边圉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7年，第439页。，希望陕西督抚能够接受蒙古部落的通贡、开市的要求。但是陕西三边督抚却不以为然，延绥巡抚何东序认为：“遣降、开市二事，无论别镇之行与不行，在我西镇则断乎不当从也”⑦（明）郭乾等：《兵部奏疏》，《套虏输款求贡乞赐廷议早定大计安虏情销隐忧以永固边圉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7年，第445页。，坚决反对遣降、开市。三边总督王之诰也认为不可轻易许贡，“俟吉能子侄二年不犯，方可听许”，至于互市则认为“三尺童子亦知不可”，对于“贡市”是颇为不屑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反驳称：“吉能、俺答亲为叔侄……今许俺答封贡而不许吉能，在俺答必将呼吉能之众就市于河东，宣大之商贩必不能给，在吉能必将纠俺答窥犯陕边，而陕西四镇之忧方大”①《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庚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75页。，河东、河西一同“贡市”才可有利无弊。最终明廷罢免了王之诰，并且给继任的陕西三边总督戴才以巨大压力，张居正写信告诫戴才：“今东事既已就绪，在西势不能独异，幸早决大计，以便题覆”②（明）张居正撰，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二册）《疏牍》，卷16《答三边总督戴晋庵》，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207页。，希望戴才能早日决议此事。隆庆皇帝甚至斥责戴才称：“受三边重任，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议，顾乃支吾推诿，岂大臣谋国之忠？姑不究，其令从实速议以闻”③《明穆宗实录》卷58，隆庆五年六月甲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22页。，最终在朝廷的压力之下，陕西三边地区被迫同蒙古鄂尔多斯部展开互市。
我们应该明确，陕西三边地区的互市主要是河套蒙古的愿望，河套蒙古“连年被延宁各边捣巢赶马，杀穷了许多‘达子’，不得安生”④（明）郭乾等：《兵部奏疏》，《酌议北虏乞封通贡事宜以尊国体以昭威信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7年，第286页。，在与西北边镇的互战中并未取得优势，因此迫切希望与明朝和好、互市。而陕西三边四镇是被迫的，被迫开市自然导致了贡市运行之不畅，陕西三边与“套虏”之间的矛盾在日后逐渐凸显。万历十六年（1588），“青海部长他不囊犯西宁，杀副将李奎”，万历十八年（1590），“青海部长火落赤犯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败没”⑤（清）张廷玉：《明史》卷20《神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72-273页。，明蒙“贡市”在西北地区遇到了强烈挑战。为了处理这场危机，明廷授予原宣大总督郑洛经略陕西四镇及山西、宣大边务之职，以其联络陕西三边与宣大、山西三镇，使两大板块能形成有机整体，采取共同的策略来应对蒙古右翼，以使得明蒙“贡市”能维持下去。郑洛担任宣大总督长达十年，是处理蒙古问题的一流专家，“隆庆和议”时担任怀隆兵备，在地方诸臣对俺答“乞封求贡”不置可否的情况下，他坚定地站在总督王崇古一边，奋然作色曰：“诸士无先生远识，临事至首鼠两端，非夫也。先生忠义动天地，不佞当以死从”⑥（明）郑洛撰：《抚夷纪略》，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毫无疑问，郑洛是坚定的“贡市推进派”，朝廷派他经略七镇军务，是要他把陕西三边拉回到“贡市”的轨道上来。
青海“虏势”之猖獗，主要原因在于顺义王之西牧。郑洛即告知宣大总督萧大亨：“西酋见虏王赏厚，就欲借虏王为题目以甘心偾事，扯酋不知入其计中矣，可以此意谕娘子、不他失礼速回巢穴，不然宣大一并罢市矣”⑦（明）郑洛：《郑襄敏公赤牍》卷10，《与萧岳峰制府》，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宣大总督萧大亨需要让顺义王扯力克返回宣大边外，青海的紧张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果顺义王不愿返回，明朝即停革顺义王在宣大地区的市赏，以宣大之市赏来牵制顺义王之活动。郑洛又称宣大山西督抚的职责是：“虏王未归，则牵制其必归，虏王既归，则驾驭其无哗”⑧（明）陈子龙选辑，虞万里等整理：《明经世文编》卷404《类报四镇虏情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4575页。，希望宣大总督及各镇巡抚能抚谕、笼络好顺义王。经略郑洛在前往甘肃之时“于宣大二镇各选家丁三百名随行”⑨《明神宗实录》卷226，万历十八年八月癸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199页。，在到达陕西三边之后，又给宣大总督萧大亨写信：“今欲示威退虏，独仗台下兵威耳，山西原不议调，乃事势到此，不得不借重先声，敢以祈之台下”①（明）郑洛：《郑襄敏公赤牍》卷11《与萧岳峰制府》，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希望宣大总督能多发兵马前来。可以说，陕西三边的麻烦需要借助宣大地区的力量才可以解决，郑洛也不无感慨道：“同一款贡也，在西则致虏跳梁，在东则发兵助阵”②（明）郑洛：《郑襄敏公赤牍》卷11《与萧岳峰制府》，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陕西三边经营贡市之不善导致“虏寇”之跳梁，而宣大地区处理得当倒有余力帮助陕西三边。最终在郑洛的苦心经营之下，顺义王率部返回宣大边外，青海作乱诸部得到惩罚。在青海问题解决之后，首辅申时行写信称赞宣大总督萧大亨：“经略苦心赖吾丈共谋协力，以克有济，边疆之事依藉不浅也”③（明）申时行：《纶扉简牍》卷10《答萧岳峰总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充分肯定了宣大总督的作用。可以说，青海问题是在前任宣大总督与现任宣大总督通力合作之下解决的。
在最初讨论“贡市”之时，庙堂之上即有三种意见，“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皆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便、互市不便”④《明穆宗实录》卷55，隆庆五年三月甲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55页。，“贡市”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在内阁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尤其是隆庆皇帝的支持下，“隆庆和议”得以勉强通过，朝廷为此还贬斥了一些反对者，如御史叶梦熊即因反对“贡市”被“降二级，调外任”⑤《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丙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261页。。在明蒙“贡市”推行的过程当中，反对的声音时常出现，尤其是以发言、弹劾为职责的科道官、巡按御史，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万历十八年（1590）兵科给事中张贞观上疏指出：“今日之市赏必当罢，而战守必当决”⑥（明）张贞观：《掖垣谏草》卷1《请罢市赏决战守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4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21页。，认为明廷应该采取停止“贡市”、进行军事打击的策略。作为任事者的宣大总督，常常被这些作为“言者”的科道官弄得焦头烂额，但最终还是将“贡市”坚持了下去。
在隆庆五年初次“贡市”结束不久，宣大巡按御史刘良弼即上疏指出“贡市”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是“封疆弛守之渐”，二是“熟夷疑叛之渐”，三是“将领推诿之渐”，四是“塞下虚耗之渐”，五是“勇士散逸之渐”，六是“市地增加之渐”，并且认为“虏酋黄台吉向化不醇，他日必为边患”⑦《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壬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43页。。巡按御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宣大总督王崇古认为每一项隐忧都有解决的办法，“欲固封守，在严谕虏将及我兵守哨者彼此讥防”，“欲熟夷无叛，赏于抚赏之中明示劝惩”，“欲勇士得所，请将各镇巡标下真夷通丁分为二等，正粮之外……加给肉菜银并幼丁粮银”，“欲勿增市场，但当听其每月一市”⑧《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壬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44页。。兵部认为王崇古的建议除月市之外是大致可行的。
“隆庆和议”实现的第二年，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即提议朝廷要考核督抚修备的情况。既然“隆庆和议”的推进者认为“贡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不知何时蒙古右翼会败盟启衅，那么武备的整饬、边防设施的修筑，就成为督抚必须要做的事情。陈堂认为朝廷应该考核宣大督抚的作为，“积钱粮、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胡马、散逆党等八事通行宣大七镇随宜修举，十月以后分遣大臣阅实具奏，果著成绩即照擒斩升赏，如仍踵习故套即照失机重拟”①《明神宗实录》卷3，隆庆六年七月壬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28页。。明廷立意以八项内容考核督抚的成效，有成绩的进行升赏，没有成绩的进行处罚。这反映出科道官对于“隆庆和议”之后的边防情形是颇不放心的。“隆庆和议”的达成以及“贡市”的区画，宣大总督王崇古无疑做出开创性贡献，但他两年之后便被调回京师，担任协理京营兵部尚书这一闲职。兵科给事中刘铉还弹劾王崇古“甘心媚虏，欺诳朝廷，躐取爵赏，及将败露，复仗钱神偃然内补”②《明神宗实录》卷18，万历元年十月戊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17页。，王崇古对此予以反驳：“贡市羁虏，乘暇修补，诚中国御夷长策……今恶臣者多日冀望边衅之起，幸言之中……将使先皇柔远之余恩、庙堂制虏之弘略因此阻坏”③《明神宗实录》卷19，万历元年十一月戊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29页。，争论焦点仍是“贡市”，显示出王崇古的内调闲职及遭弹劾，均是因“贡市”而遭到“反对派”攻击的结果。
在王崇古卸任宣大总督之后，方逢时继任，反对“贡市”的声音仍然存在，几年之后总督方逢时调任兵部尚书，他坚持“贡市”有诸多益处，“议者不必过为疑虑以摇大计”④《明神宗实录》卷67，万历五年九月甲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57页。，希望打消质疑者动摇贡市的念头。总督郑洛也称：“言者若有不足于贡市”，总是有人对“贡市”取得的成绩不满足，但是“自纳款以来，生息日多，积贮不赀……养士士强、买马马盛，视之未款前兵饷两乏者，果何如哉？”⑤《明神宗实录》卷143，万历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64页。“贡市”前后之情形不可同日而语，“言者”还想边臣怎样去做呢？应该说，科道官的质疑和非议常常是过分的，这些“言者”常常“身不下衽席，足不踏边城，而慭以千古所未有之事耸动其听闻”⑥（明）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牍》卷8《答徐文江侍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04页。，甚至出现了“以贡市比汉和亲”的情况，将明朝体统得以保全的“贡市”比作委曲求全的“和亲”，双方的位置被倒置，也就无怪乎皇帝抚慰边臣“无以议论同异隳阻任事之心”⑦《明神宗实录》卷158，万历十三年二月甲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908页。了。
如果说万历中前期科道官主要还是质疑、非议“贡市”，对宣大总督尚顾及一定体面的话，那么到了万历后期因贡市弹劾宣大总督的事例便明显增多。万历三十五年（1607），宣大按臣乔允升弹劾宣大总督郑汝璧：“五路夷酋虚声要喝，督臣抱疴，破胆张皇，始则集兵糜饷以自防，继则委心加币以媚虏”⑧《明神宗实录》卷430，万历三十五年二月戊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119页。，对于宣大总督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万历四十三年（1615），科臣亓诗教参劾宣大总督涂宗浚冒破市赏钱粮，批评其对蒙古各部过于软弱，宣大总督涂宗濬进行了反驳，但没想到亓诗教再次对其参劾，亓诗教批评涂宗濬克扣军费来贿赂蒙古、了结贡市，为自己赚得功绩。朝廷虽然对亓诗教之劾疏予以“不报”之处置，但是对宣大总督的这种人身攻击无疑会使其有苦难言。可以说，宣大总督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艰难地维持着贡市的进行。
从隆庆五年顺义王初封至崇祯二年林丹汗西牧宣大边外，蒙古右翼各部与明朝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关系。但是在这数十年的时间内，大致和平的表面之下却暗流涌动，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夷情”屡有异动①例如在顺义王嗣封这样的重大事情上，蒙古右翼形势屡有变动。现有研究可参见于默颖《明代蒙古顺义王的册封与嗣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尤其是在明朝后期，顺义王的权威下降，其他部落的势力渐强，宣大总督多方抚处，才使得明蒙关系整体上没有破裂，将贡市维持了下去。
“隆庆和议”的实现是以俺答汗在右翼诸部中较高的威望为前提的，如果不是俺答汗强有力的号召，其他部落恐怕不会一致地与明朝“议和”，即使能够“议和”，想要维持长久也是困难的。宣大总督方逢时在调任兵部尚书时，对于宣大地区的边务颇不放心，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虏中之权悉属俺答，今衰且老矣，诚恐数年之后，此酋既死，诸部无所统一，号令不齐”②（明）陈子龙选辑，虞万里等整理：《明经世文编》卷321《为陈边务申虏情以定国是以永大计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3593页。，担心俺答老死之后，右翼诸部自相雄长，“贡市”将难以维持。俺答是蒙古右翼的大家长，而其宠妾三娘子则是俺答最为信任的助手，笼络住三娘子也会使“贡市”运行变得容易。继方逢时担任宣大总督的吴兑，便非常善于笼络三娘子，时人称：“吴公儿女畜之，三娘子亦事吴如父，情甚昵。三娘子亲笔书索金珠翠钿，公随市给与，以敦和好。虏中部落间梗化者，三娘子或预报闻，总督府得时为整备”③（明）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卷1《顺义王附三娘子》，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二人关系堪比父女，明朝对于北边的情形自然就会了如指掌。因此，对于明朝来说，抚谕好顺义王夫妇是确保“贡市”运行的关键。而在俺答死后，三娘子的地位更加重要，三娘子与获得承袭的顺义王构成了蒙古右翼的“双头政治”，“双头”合则蒙古右翼稳定，“双头”离则蒙古右翼动荡。
由于草原上盛行“收继婚”，俺答死后，长子辛爱应袭封顺义王位，也应与三娘子完婚。但是三娘子手握重兵，实力强大，辛爱如果不能与三娘子合婚，即使袭封王爵也不能威令诸部。三娘子嫌辛爱年老且多病，不愿与其合婚，宣大总督郑洛则极力劝说三娘子：“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妇人耳”④《明史》卷222《郑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851页。，三娘子被迫同辛爱完婚。辛爱死后，其长子扯力克应袭王位，但是“三娘子与其子不他失礼执不从。扯力克羞愤，率众赴河西，循虏俗自授为乞庆哈”⑤（明）吴震元：《三娘子》，《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209页。，扯力克自请嗣封顺义王位，而三娘子亦欲绕开顺义王，自主“贡市”，“两头”俨然有分立之势。对于双方的“争贡”，宣大总督郑洛指示巡抚胡来贡：“两部弓矢俱收存之，而各慰以好言，使娘子知扯酋为中国所与而抑其骄气，使扯酋知娘子名分尚存而解其愤心，夷中聚尘或月老在吾辈也”⑥（明）郑洛：《郑襄敏公赤牍》卷8《与胡顺菴中丞》，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宣大督抚要尽力促成扯力克与三娘子的婚姻。郑洛又遣使威胁扯力克称：“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⑦《明史》卷222《郑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851页。，扯力克遂软化了态度，尽逐诸妾，与三娘子完婚，“两头”又重归于好。明朝在册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之时，三娘子之子不他失礼被封为龙虎将军，三娘子也被“敕封忠顺夫人”①《明神宗实录》卷184，万历十五年三月乙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53页。，很显然是明朝在委屈三娘子之后又进行安抚的结果。
在扯力克死后，长子卜石兔应袭封顺义王位，但是三娘子已到垂暮之年，不愿再下嫁卜石兔，结果“王封”六年未成。卜石兔伦序当立，在诸部中也有五路台吉等实力派支援，而三娘子执意不嫁，与其孙素囊台吉等大修战具，双方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终又是在宣大总督的斡旋之下，三娘子才勉强答应下嫁卜石兔。可以说，宣大总督在“婚封”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私家记载也称宣大总督涂宗濬为了二人的婚事没少花费心思，“时虏妇已将稀龄，涂（指宣大总督涂宗濬，笔者注）为备房奁脂粉数十车，至房中淫药所谓揭被香者亦百瓶”②（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22《列营举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65页。，传言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显示出宣大总督为了贡市的进行绞尽脑汁。最终明朝接受右翼各部的“求封”，封卜石兔为顺义王，但因三娘子很快病逝，明廷又以“把汉比妓既素效恭顺，特准封忠义夫人”③《明神宗实录》卷500，万历四十年十月庚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463页。，仍然是力图维持草原上顺义王、忠顺（义）夫人的“双头政治”。宣大总督涂宗濬对此说得很明白：“兵马足以抗拒卜酋（指卜石兔）者，素囊台吉也……恭顺足以调和素囊者，把汉比妓也，臣借素囊之兵力，树两匈奴之形”④《明神宗实录》卷500，万历四十年十月壬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467页。，使两派互相牵制、互相制约。涂宗濬又称：“欲二酋外相合，以尊中国；
内相离以批其腹心。又使十二部外相合以听卜酋之约束，内相率以感中国之恩威”⑤（明）陈子龙选辑，虞万里等整理：《明经世文编》卷450《夷酋求贡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5136页。，可以说宣大总督对于蒙古右翼各部采取了针对性的策略，也为了贡市的维持想尽了办法。
宣大总督作为“贡市”的主持人与联络人，对于“隆庆和议”确立的和平局面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宣大总督不仅负责宣大山西地区的“贡市”，而且在陕西三边地区与蒙古右翼诸部发生冲突之时，也能进行协调（因为其与顺义王打交道最多、关系最密切）。宣大总督作为明蒙“贡市”的执行者，还面临着“贡市反对派”的非议与责难，尤其是以发言、纠劾为职责的科道官和巡按御史，从初次“贡市”直至明末，反对“贡市”的呼声从未间断。这种声音从最初的非议“贡市”，到最后对宣大总督的人身攻击，越来越尖锐、刻薄，可以说宣大总督忍辱负重，维持着“贡市”的运行。最后，蒙古内部的异动也会造成贡市的停摆，在顺义王与三娘子“双头”的草原政治中，安抚好二者是确保“贡市”顺利进行的关键，宣大总督既尊重顺义王袭替的草原规则，同时又注意笼络三娘子，使其辅佐顺义王进行“贡市”，使顺义王夫妇在一体之中互相制约，而明朝获得了边方的安宁。可以说，北边数十年的和平状态是历任宣大总督苦心经营的结果，宣大总督对明蒙“贡市”、北部边疆整合的贡献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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