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亭亭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是黟县承志堂的经典代表作品，其是在徽州特有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徽州独特的文化印记。被用作作徽州祝寿主题的经典题材，《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融合黟县的地域文化的同时，也符合徽州人对美好生活企盼的愿望。《郭子仪上寿》雕刻于承志堂的后厅，是以人物、场景、情节的图像构成的叙事性图像，起到具有美观作用的装饰图像同时也传递了黟县万代居民绵延子嗣的美好祈愿和诉求。《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雕刻于明清时代，当时民间装饰活动主要流行“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祥瑞题材的体系，迎福纳祥成为民众共同的祈愿，“举凡人间求福祈寿，预卜夫妻百年好合、生子主贵、考试中取、升官晋级、经商发财、金玉满堂、五福临门……人间福善吉祥之事，可谓一应俱全。”[1]由此我们能够理解汪定贵在修建承志堂时采用带有“福”“寿”意味的《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的民俗心理。承志堂浩大的木雕工程完美地体现了徽州人们所特殊的构思和丰富的寓意。
图1 《郭子仪上寿》木雕
久寿是《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的首要民俗功能和民俗文化。在传统祝寿的民俗观念中，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中呈现出的家族兴旺的热闹氛围是久寿康宁的理想场面。例如《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2]《郭子仪上寿》其有镂空雕、浅浮雕和透雕这几种雕刻工艺交替而成，图中的28个人物是“拜寿”的核心，画面正中间端坐着郭子仪夫妇，前面跪拜的是儿子儿媳，左右两边站立的是文武官们以及前来的送礼者，工匠们以“刀”代笔刻画出的人物形态各异，将上寿的热闹场面刻画地活灵活现、热闹非凡。以木雕图案雕刻在承志堂的后厅，后殿的主要功能是人生命中晚年修养身体的一种较为私密性场所，也是在孝的传统家族观念下，最基础的道德规范，因此在承志堂的主体建筑中为长者们设计出了一个独立居住的空间,这同时也是对尽孝的另一种表现。相较于前厅图像内容的设计来说，后厅图像确立“寿”的主题是对前厅“福”的主题的另外一种解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寿者，久也。”“五福寿为先”久寿康宁是广大民众毕生所期望的幸福祝愿，正在这一社会文化氛围中浸透出的。
迎福是《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的另一有重要意义的民俗文化主题。纵观历史书籍中对于“福”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到“福”会集中表现生活，其代表着人生的美好祝愿。人民群众一直以来对“福”有美好的向往，到了明清时期，“福”象征着吉祥这个观念深入人心，经过时间沉淀已然成为民间祝愿的核心理念，并以“福”的象征意义为引导，发展出许多有着“福”意义的图像与符号，在人民的生活中甚至随处可见。寻常人在装饰生活空间建筑时，例如装饰器物和服饰，视觉元素的第一选择往往是“福”元素。在民众日常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对于众人的人生幸福，还是家庭幸福来说，“福”的意蕴与长寿的意蕴是互相关联的。纵贯整个承志堂的装饰，前厅的“福”字和后厅的“寿”字是以汉字形象作为装饰图像主体的。前厅菱形“福”字样匾额的四个边角各装饰四只蝙蝠图像，这与正中“福”字样一并组合构成了“五福”，寓意实用和审美相融合的装饰设计理念，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雕刻内容及构图方式，运用多种雕刻技法如圆雕、浮雕、线雕等。不仅有《郭子仪上寿》的木雕图像传达出“福”的民俗涵义，另外四块裙板有雕刻“福禄寿喜”四星，位于前厅两侧厢房格的扇门上，其采用浅浮雕的雕刻工艺，“福禄寿喜”四星形像组合，同样也传达出吉祥的民俗寓意。
在徽州木雕中，《郭子仪上寿》是频繁出现的木雕题材，用于祝愿长辈平安顺遂，久寿康乐的吉祥寓意。画面中雕刻的人物繁多，神情各异，用雕刻的手法表现出祝寿的热烈氛围，充满了浓郁的喜庆气息，体现出主人汪定贵寄托于久寿的心理愿望以及希望家族兴旺的美好夙愿。
在人生命的谱系愿望中，长寿和家族延绵是根本的需求。《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不仅仅是对“久寿”的美好愿望，其中还暗含着对“多子”追求向往的心理存在。对于中国传统拜寿文化的普通人们来说，“久寿”中“久”的含义，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对生命而言的久远，是人生长短的基本含义，另一是指对家族血脉的绵延久远，生活在传统中国家庭血亲文化熏陶下的最深刻含义。家族后代延续兴旺是受中国家庭思想的启发，把个体生命融入到家庭理念中去思考，使得“寿”逐渐演化为代代相承的延续思想。
《九世同堂》和《百子图》木雕在处在相同建筑结构上传递的哲理也一样，这两幅图像都设置在太师壁前的太师椅的前端天井处，最容易看到的便是这两幅图。这种故意而为之的图像搭配，依据巫鸿的见解：“这里所说的‘配置意义’指的是在一个礼仪建筑上，某一特定画像题材由其所处位置所具有的特殊意义。”[3]徽州木雕房屋除了配置了精美的装饰效果外，还有着教化合一的艺术教育功能。“教化”是儒家的一种政策理念，历代君王通过“德行教化”来进行执政。徽州古民居木雕装饰纹样的寓教功用，即透过审美活动、审美照而见效。人们在平日的生活中，往往因为对建筑物上雕刻装饰的画面内容，而耳濡目染，感受慈孝、和睦等的处事美德。由此可见，承志堂前厅“福”图像与后厅“寿”图样主题都是对“百子”“多子”的心理祝愿以及儿孙万代的繁衍崇拜。《百子图》和《九世同堂》图像一个位于前厅，一个位于后厅，前后呼应，搭配在建筑的中轴线上，周围雕刻有瓜果以及植物的图案，例如，葫芦的腹部是隆起的状态，将它喻为女性的子宫，有繁衍之意；
葡萄紧密团结，寓意着生命力的旺盛；
植物装饰出现地很频繁，植物生长茂密，开花结果，透露着子孙兴旺的企盼心理。在中国古代住宅的礼制特征上，天井大厅作为整个建筑的核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代表着后代繁息兴盛的美好祝愿，是承志堂建筑设计的核心地位，还与主人汪定贵的心理息息相关。
追溯到远古时期，农耕时代的社会中，生产能力低下，自然界环境恶劣，个体生命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脆弱的生命，男性劳动力就顺势变得重要。所以在后期漫长的宗法制社会中，男性与家族血脉继承、子孙繁衍兴旺息息相关依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久寿是人们希望脆弱的生命能够更长久，同时又关系到子孙地繁衍，因此“多寿”和“多子”是出于共生的状态。
汪定贵早年“香火难续”的精神危机为这两幅图像题材和设计的确立埋下伏笔。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孝经》也将孝说成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如果一个人没有子孙，其家庭的血脉就会中断，其祖先就无从得到祭祀。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吗？”[4]承志堂对子孙万代、家族繁荣这一主旨的有意强调主要表现在《九世同堂》与《百子图》雕刻图像在视觉上的相呼应。
自古以来，“久寿康宁”、“平安富贵”着实能够体现出人生美满的幸福观，宏观来看其图像承载着民族人民对于长寿和富足的企望，这是存在着生命和生存双重特征的愿望。周孝公的释读：“舀壶”的铭文：“舀用匄万年寿眉，永命多福。”[5]他的主题指向无疑是将生活富裕、子孙满堂、长寿康宁、家庭合睦，以及功名利禄的观念紧密联系。承志堂的《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的装饰与徽州的民俗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是徽州各阶层精神文化生活的物态体现。“经商是徽人对读书入仕之外的一种价值认同方式。徽商把求利致富的观念投射到建筑雕饰上，从而出现了很多招财进宝、财源广进的主题意象。”[6]从承志堂的整体设计布局来看，承志堂的主旨是“儿孙万代，家族兴旺”，这是由前厅天井周围的“福”的图像和后厅“寿”的图像贯穿一起的总的格局，传达出“富贵”的生活愿景。
《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是将历史人物故事带入日常的生活企盼，历史故事在运用功能上发挥着劝诫的作用。郭子仪是唐朝的大将，因为有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封为汾阳王，他的故事经久流传，在人们心中就是仁德君子，他集长寿富贵、子孙满堂于一身，是徽州人传颂的楷模，深受徽州人民的喜爱，将他用于木雕装饰题材的选择也会使承志堂蓬荜生辉，是权势荣耀、富贵的象征。祝寿题材的木雕受到徽州的民俗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解析出《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中蕴含着“久寿”“多子”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明显具有功利性和指令性的祈愿都是人们世俗心理的真实流露，体现着主人汪定贵对“富贵”生活的美好愿景。汪定贵晚年，捐官“朝议大夫”，完成了人生中由“贫困”到“富足”再到“尊贵”的三级跳，实现了既富且贵的完满人生。[7]前厅的《百子图》中是一百个孩童集中嬉戏“跳加官”，其中所表现的是“加官进禄”“升官发财”等吉祥富贵的寓意。巫鸿先生在论述巫鸿先生在论述武梁祠的图像时指出：“任何被用来装饰祠堂的题材都起到双重的隐喻作用。在武梁祠画像中，故事和征兆的图像来源于图集和其他流行画集。这些图集中的素材既隐喻着抽象的观念，又是表达个人思想的参考书和索引。……形式被当做语汇，艺术家是修辞学家，而‘意义’则在象征性和再现性艺术的微妙交接处显露出来。”[8]所以这对我们了解《郭子仪上寿》的叙事性的木雕图像时有能够具有一定的思考。祝寿图像背后的道德观，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增进人伦亲情、和睦乡里、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净化世道人心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9]人生短暂，能够用有郭子仪那般宽厚兼容的胸怀、厚德载道和仁德的品性，人际关系和谐的一生，这也正是一笔财富，是富贵的体现。
民俗文化同样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体现，从图像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感悟的反馈。民俗文化中，人们用对长寿富贵的憧憬，来弥补人们生命短暂的遗憾以及生活富足的向往，以至于会给人的生活带来信心、热情和勇气。《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内在的价值，反映出在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家族兴旺繁荣，长寿富贵康宁的民俗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形成的背景以民俗文化为基础，其图像注重对生命的祈福祝愿，这集中反映出徽州人民对于久寿康宁的企盼愿望。
承志堂建造于明清时期，在盐商的汪定贵的心中徽州社会民俗文化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郭子仪上寿》木雕图像的建造在整个承志堂的建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的缩影，体现出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作为徽州“三雕”中的木雕，其装饰既具有鲜明的民俗特性，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徽州人民对于孝文化的重视、对于久寿康宁的企盼以及对于万代绵延的美好愿望。它为我们深入了解徽州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民俗生活及民俗文化提供了一崭新的视角。也启发我们从工艺作品中发掘出深层次的艺术价值，木雕装饰背后的民俗文化更值得我们去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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