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晓熊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核心理念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理念，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系列政治主张，蕴涵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对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墨家救世济民的中心主张在于“兼爱”。“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墨子·兼爱下》）。墨子所谓的“兼爱”，“不辟亲疏”“爱无差等”，倡导“爱人若爱其身”“视父兄与君若其身”“视弟子与臣若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无私的、整体的、平等的爱，旨在构建人与人之间互利互爱、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兼爱”作为墨家思想的总纲，这一主张贯穿于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之中。
为落实“兼相爱”，墨家提出“交相利”。墨子强调义利统一，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万事莫贵于义”，把“义”和“利”两者在实现手段、方式和最终目的上一致起来。墨家所讲的“利”不同于儒家的一己私利，而是公利、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仁之事者，必求兴天下之利”。《墨子·非命上》：“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只要是利国、利民、利人就属于义，否则就是不义。墨家肯定己利，重视公利，更提倡交相利之利，即他利，提出“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达到和谐社会美好生活的目标。
共同富裕历来为人们所向往，墨家把利于天下、使百姓富有的行为视为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追求，代表了战国时期底层民众的共同呼声。墨家能得到当时思想界的追捧，成为先秦儒墨并显、“不归杨即归墨”的名家学派，根本上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核心理念得到广泛认同是离不开的。
墨家把生产和节用作为财富增加的两个主要途径。《墨子·非攻下》：“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讲的是要十分注重生产发展，反对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强调要“务兴天下之利”，鼓励工商业生产，“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提出劳动是财富之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今也农夫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
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如果不这样，“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非命下》）。
节俭节用是极具墨家辨识度的富民思想。墨子站在维护小生产者和平民阶层利益的立场上，极力反对统治阶层铺张浪费，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在墨家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节用思想里，其总的准则是要“去其无用之费”，并对服饰、饮食、宫室、车船之法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标准，要求“为衣服不可不节”“为食饮不可不节”“为宫室不可不节”“为舟车不可不节”（《墨子·辞过》）。墨家强本节用的富民思想对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强调高质量发展、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很有现实启发。
特别可贵的是，墨家在兼爱思想指引下多次阐述了“有财相分”的主张，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欲人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分财不敢不均”等等（《墨子·鲁问》），提出了“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尚贤上》）和“有财相分”“余财相分”等社会财富分配思想。按照墨家规定，能不能做到“有财相分”这既是墨者的行为准则，也是一个人是否值得结交为友的前提条件，“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墨子·修身》），这些思想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墨家强烈反对“命定”论。墨子认为，“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这种“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的命定观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人之言也”，也是十分有害的，这会使百姓失去进取动力，损坏国家和人民利益，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个人的贫富贵贱并非是命中注定，而是其不曾努力、未尽全力的结果。“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墨子·非命上》），必须予以坚决反驳。
为此，墨家提出“非命”，主张以力抗命，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主张通过“力”来改变自己命运，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墨子劝诫王公大人、卿大夫应“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来治理国家，鼓励农夫农妇应“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来免于贫疾。以力抗命，核心要义在于“强”，墨子主张“上强听治”“下强从事”，指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富，不强则贫”“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特别需要提倡以力抗命、强力进取的精神。
墨家以力抗命、强力而为的“非命”论具有非常积极的革命意义。墨子引用圣王之书对“命定”论者提出的“自从三代以来就有命定说”进行批判，指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并且用三代圣王主持天下政事来说明君主的施政和国家治理得当不是由于有命，而是在于力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统治阶层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产生了积极促动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安身立命、防止躺平、突破阶层固化仍不啻为有益的警示。
在推进墨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深刻把握墨家思想呈现出的义行义举、实践品质、苦行救世的人格精神。
《墨子·修身》里开宗明义，“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也”，这种“富则见义”的思想就与共同富裕新时代所需要的道德精神非常吻合。墨子修身贵义，得到各家的极力称赞。墨家倡导的人格精神具有鲜明的任侠风范，“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这种匡时救弊、扶弱抗强、兼爱互利的家国情怀和侠义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被近代鲁迅先生誉为“民族的脊梁”之所在。
墨子提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提出“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言必行，行必果”，提出“合其志功而观也”“志功合一”，这些与我们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知行合一、实战实效非常一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应该役身给事、栉风沐雨、形劳天下，勇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干派。
墨家贵义苦行的精神在诸子百家中尤为突出。墨子以传说中的大禹为标杆，把能不能吃苦作为最高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所以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如果“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谓墨”。因为在墨家看来，苦行节用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小事，而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墨者“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日夜不休”“生不歌、死不服”地工作和生活，目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戴道苦行来宣扬节用兴邦、救世济民，以苦行为义、牺牲个人来实现万民幸福之理想。这一点值得弘扬，特别是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更要勇于任事、积极奉献、负重前行，努力用个人的辛苦指数来换取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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